每人都有误解的方式。重要的，就是相信自己的重要性。
在亨利·阿尔贝、莱翁·布鲁姆、夏尔·尚文、马塞尔·德鲁安（我约来共进午餐）的面前，我出于虚荣心，脱口讲了几句蠢话。这比什么都使我感到丢脸、自责，而再次发生我会做得好些。惟有在独处中，我才能显示出价值。在交际场上，令我厌倦和恼火的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
吃罢饭，谈话热烈起来，换言之，就是几个人同时讲话。尚文、布鲁姆和阿尔贝，用的不是同一种语汇，而他们当中谁也没有觉察出来。当此之时，旁听者最好三缄其口，如果不想同时得罪三个人的话。
当时谈论斯丹达尔爱女人到什么程度，他拿女人要干什么，结果如何。尚文全搅乱了，他所说的“淫荡”，照我看只是放荡。谈话时，应当先界定他用的字眼。
我则认为，斯丹达尔在女人问题上，兴趣远远超过爱。我看他是有意证明自己到妓院还行，不像他幽会贵妇或女演员那样，反被精明误了，显得无能为力。*
*这一段我抄录下来，尽管今天，3月25日，我觉得不大对了。应当说我在《自夸回忆录》中，读到这样的话：“两年间，我去逛妓院不过三次。”
他让人感到，他的精神比他的肉体更美；假如我是女人的话，我觉得我最不愿意给以满足的，最想欺骗的，就是斯丹达尔了。拒绝，这便“顶住他”；这样一来，就得到了他最好的一面。
继而，就好像我们都了解似的，亨利·阿尔贝突然向我们谈起斯丹达尔患了梅毒，福楼拜也患了梅毒！我们反驳，他还固执己见……我和马塞尔·德鲁安看了杜克洛的讲座稿，他谈到人的任何群体，六人中就会有一人患梅毒；于是德鲁安就想：“我们多走运，只有五个人！”
在同一天晚上，耶尔向我们讲述尚文已经对我说过的事儿： 兵营里冬季夜晚的消遣。士兵们围着寝室的炉子，一起折腾，等射了精，就放到烧红的铁板上，煎得吱吱啦啦响，这就叫作：“冷藏一个孩子”。
“又一个将来不会对他父亲‘骂娘’的小孩。”G边说边擦着大腿。
亨利·阿尔贝讲话的声调，毫无热情，也毫不留情。他只讲有把握的事，而且只对不是他编造的东西有把握。大家觉得出来，他是不会弄错的，如果说早晨起来，他蹬上一双不合脚的锃亮皮鞋，那也是因为合脚的那双皮鞋穿出去恐怕不体面了。
一种行为的现实，往往只有后果触动我们。重大的罪案，往往只有在梦幻一般的状态中，才那么轻易地犯下。事后就渴望从罪恶中醒过来，渴望别人不要太认真对待……
亨利·盖翁和我，在雅克·布朗什家共进午餐，布朗什向我们描绘他的不安，他认为到了极糟的地步，而且还可能加剧。他今天的绘画，就令他鄙弃他昨天的作品；他的主教桥的叫花子那幅画，在他眼里一比，“上流社会的人”全都变得平庸乏味了。他说，在英国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他说全要变卖了，离开巴黎，迁到伦敦去……至少搬到主教桥去住。然而，圣马尔丹别墅今年不出租了，他要另觅一处居所，却一无所获。我们和他都一致认为，他今年夏季作的画也许是最出色的，但也仅仅是开端，还会引出别的东西……亨利·盖翁尤其欢欣鼓舞，想到会有一个厚颜无耻的布朗什；他断言我们都出了大力，而且追根求源，布朗什的犬儒主义则始于万国博览会时期，始于同我们的密切交往，以及给我们做的大幅肖像画。我倒是愿意相信他这话。
格里凡说要卖掉他在《水星》杂志的那些股权，最终还是没有出手。在谈话中（今晚在冯·赖塞尔贝格家），他随口一句话便使我了解这一点。他不待我同他戏谑，就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设法说明他根据形势所做出的，是操之过急的决定。
须知维勒-格里凡一贯如此，他讲述什么，或者表明什么，只证明他犹豫不决到了极点，别看他表面上挺有主意，总有些小事把他暴露出来。
他说上午去看过沙穆瓦，这个青年雕塑家的作品和为人，他都不佩服，说在他身上所见，惟有吹嘘、野心和自负；言下之意，似乎只有他善于抵制别人过分的奉承。我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他这样讲，完全是一种逆反，怪自己上午太殷勤。我刚刚收到沙穆瓦的信，也引导我往这上面想： 他给我写信的时候，因听了维勒-格里凡的热情称赞，心里还激动不已。
可是，维勒-格里凡不会理解，恰恰是这类事情，使他变得有趣、聪明而讨人喜欢。每种性格都特别容易朝他轻率的行为靠拢。
格里凡硬说，《水星》杂志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单上，有一个“绝妙的”印刷错误，将“assemblé générale”（全体大会），印成“assemblé génitale”（生殖大会）。他谈起这种错排开心极了，看看没有把一个人逗笑，就一连讲了三遍（在冯·赖塞尔贝格家）。
我核实过了： 这事子虚乌有。
这个星期二，我每时都在心里重复《拉蜜爱儿》中桑凡的话：“有些日子，我不得不让仆人把我绑在床腿上。”我感到自己就处于这种日子的一天。我倒不是要去跟《白色杂志》打架，而是将近六点钟，就跑到《水星》杂志社，隐没在人群中，片刻之后就同亨利·达夫雷脱离人群，走进一间办公室，我们两个交谈了一刻钟，这多少安慰了我今天所有不顺的事儿。
且说我去《白色杂志》社那次，是要领取区区一小笔钱。我到了窗口，自我介绍是债权人，而对方却当作债务人来接待我。杂志的人说我欠了将近一百法郎。于是我要求出示我欠款的详细账单。对方递给我半截废信封，只见上面以潦草的字体写道：
《康多尔王》连史纸版21本……42
《一千零一夜》直纹纸版6本……60
102
纪德先生合作应得款……17
他所欠款……85
我一言未发，就将字条塞进兜里（这是三天前的事了）。到了今天傍晚，我感到精神饱满，就到杂志社去，求见亚历山大·纳唐松。
我笑容可掬，寒暄几句之后，便对他说：
“那天，有人给了我这份小账单，我巴不得认可，不过，没人向我解释，我还看不懂。”说罢，我就将纸片递给他。（这句话我是背下来的。）
接下来就是一场乏味的争论，谈《康多尔王》的样书问题，我感到意外的是要付双倍钱。这个问题排除了。
“第二件我奇怪的事儿，是关于《一千零一夜》，”我继续说道。“我从来没有奢望，无论您还是马德吕斯，都不会赠送给我豪华纸的版本；然而我惊讶的是，我在这里买，比随便在哪家书店买的价钱都贵。因为我像您所说的，是‘社里的人’吗？”
纳唐松立刻向我解释其中有误，自然而然要给打折，我来提出要求做得非常好。
“要知道，”他说，“账目是大体算的；完全是大体上。不可能区别对待每个人。因此，每一笔都照例按最高价记账。明白吧，账目是总体上算的。我自然不能每一笔都查一查了。不过，每人只要提出来就成了。对了，米尔博就如此……您了解，米尔博是社里人！嘿！他恰恰碰到了您这种情况。那天，他到我们这儿取走他所有的书，就给他一份一千五百法郎的账单。他提出异议。他那账单，您知道减到多少吗？……减到九百法郎！您瞧，只需提出来。”
“对米尔博那样性情……”我说道，“或者我这性情（我极力加重语气）的人，这样很好；然而有些人没有往坏处想，很可能就如数付款了。”
“好极啦！”亚历山大接口说。继而，他稍微清醒一点儿，补充道：“要知道，如果他们想少花钱，那就到书店去买吧。我们这里不给回扣……您知道在我们这儿开了多少账户吗？”
“……？”
“一万两千户！……”（我想这正是他对我讲的数字。）“这样答复，现在您满意了吧？”
“不满意。我还希望您把这些指示告诉您的会计。”
“好吧，”亚历山大说道，“请跟我来。”
我们穿过小走廊，到编辑室。亚历山大又打开左侧第二道门，便是会计室了。一张大桌子上摆满纸张和本子，一位戴夹鼻眼镜的犹太小姐，正在那里算账。
“小姐，这是纪德先生，从今往后，凡是社里出的书，您都给他打六点七折。”
他要出去，又改变主意回来了：
“从今往后，凡是在我们社里出书的作者，都享受同样的折扣。”
说罢，他转向我，脸上带着他那鳄鱼般和善的笑容：
“您满意了吧？……对吗？……是啊，我也一样！好啦！再见……”
我提出这样小小的“要求”之后，我欠的款从一百零二法郎降到五十法郎，而且，经过核实，我的稿酬也从十七法郎提到三十四法郎。
“她毫无情绪做爱；她最喜爱的，还是一场有趣的谈话。”（《拉蜜爱儿》131页。）
斯丹达尔快意的时刻，十之有九是由于虚荣心的满足。
《背德者》，我为什么印三百册呢？……要略微掩饰一下亏本销售。如果印一千二百册，那就是四倍亏损，我也就四倍心痛了。
再者，每人都应当碰一碰新的运气；这一次，我可以单独碰一碰，完全有这种思想准备，会觉得很有趣；其结果难以预料，也会给我很大教育；应当特别看重这一点。
昨天晚上，老老实实呆在屋里，读完《拉蜜爱儿》，接着又静思。我原本预料自己不可避免地要出门。可是我没有出去，呆在屋里也没有感到难受（一夜甚至过得相当好）。这两年来，每天晚上十点钟出去，在大马路上游荡，直到凌晨三点才返回。现在，我显得明智了；我见老了。
我收到恺撒·弗兰克作的乐曲《管风琴演奏者》，几乎立即从头至尾弹奏了一遍，品味着不间断的一种纯粹的欣赏。格鲁尔老爹真惹我火冒三丈： 有一天晚上，我给他弹奏《序曲、管风琴和赋格》，他却说：“怎么也不喘口气！这儿缺少间歇。”听那口气，他就像说帕斯卡尔的《思想录》：“这儿缺少女人。”
我等着小保尔，同他可以聊聊梅毒，以及别的欢爱有趣的事儿——不过，我观察他要超过他听我说话的注意力……门铃响了： 来人是阿尔贝！他爱到我这儿闲坐，他进来坐下，倒挺惬意，那样子又可爱，又愁苦，又哀怨，只想让人安慰，无意向人提供别种乐趣——别人也乐得安慰他，因为一劝就好……可是我不停地在想，如果无人来打扰，我就能看了什么书，写出什么了。
今天晚上，我能去O街吗？我简直要疯了。这事儿我推了四天又四天……意愿一旦符合欲望，就具有多大力量啊！
然而，我的感冒太重。真是气急败坏，但又怪不得别人，只能对我自己恼火。
从现在起二十日，如果再着凉，那我就不能去俄国了。
斯丹达尔写作的需要……而我写下这些笔记，却根本不是自发的、不可抗拒的需要。我从未从快写中得到乐趣。因此，在这方面我要强迫自己。
亚历山大·S，是在大马路上碰到的。他十九岁，只是比他十五岁时略微逊色。也许他少了一点儿少年的那种苍白、那种娇嫩，而乍一看他的容貌，我们还以为他是西班牙人呢。
我和盖翁一起走。亚历山大同我们搭讪，说道：“我刚刚失去了我老婆。”（这一年来，是阿莉娜同他一起生活。）“我们吵架吵得太凶，”他接着说道，讲述今年除夕，由于他比往常的态度还要粗暴，可怜的姑娘一气之下，便跑到她女友家。女友嗜好吗啡，劝她“打一针”。阿莉娜剂量算错了？还是她有意加大剂量呢？……反正过量了，一小时之后她就死了。
“你们大概在报上看到了这条消息。”亚历山大说道，就当作结束语。
我相当愚蠢地问，他是不是非常伤心。
“当然啦！”他说道，“我们很相爱……喏，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生活了。”
最初他当细石匠，自从他不干那一行之后，阿莉娜对他帮助很大。他要换一个行业，于是什么都干，天晓得还有什么可干的！唔！如果他讲的不是谎话，那么听他谈谈多长见识啊！……
他自称完全受警察局的保护（几乎所有人都这么讲），还没完没了地讲他那些事儿。我们走进蒙马特尔大街的一家小咖啡馆，拣一张大理石餐桌坐下，亚历山大要了一杯热奶，我要了一杯樱桃酒，盖翁则要了一杯冲水的糖浆。然后，他就向我们展示他的材料。他皮包里塞满了极好的推荐书、他原先首饰店老板的信件，等等。
“哦，对了！瞧一瞧！搜搜我的身，可能连累我的材料，一张纸我也从来不留着。”
然而，他却留着在东京执行任务的一名国家工程师的信，还有那位工程师由一群男女东京人簇拥着照的相。接着，他又取出同一个人的另一封信，给我们念了；这种材料，反对派的报纸会出大价钱弄到手的……工程师在信中讲述他们在那里都干些什么，尤其是什么也不干，给国家造成多么大花费，给国家带回多么少收益。我若是能抄下来就好啦！……总之，亚历山大要去那里，找他相交两年多的好伙伴。当时，他们一起生活居住，睡在一起；工程师很少出门，出去也几乎总带着亚历山大，向人介绍说是他表弟。他出国已有半年了。
继而，亚历山大又叙述去年夏天的情景，他在特鲁维尔和勒阿弗尔的季节。两个女人供养他，一个在特鲁维尔，一个在勒阿弗尔。他同一个过白天，同另外一个过夜晚。每天早晨，他乘船去特鲁维尔，参加赛马赌博或转马赌博。每天傍晚，他又乘船回勒阿弗尔。
“哈！”他说道，“在那里的日子，我过得真快活！过的是王子的生活。我在旅馆里有一间客房，每天五十法郎的客房……”
一天晚上，他回到勒阿弗尔，发现床铺空无一人；他的情妇等得无聊，就让一个英国人给拉走了。
我向他打听小奥古斯特的情况。当时他对人说那是他弟弟，不过，他也见不到面了，似乎不愿意提这事儿。“他在马达加斯加呢。”他回答。我最后见到他那次，是他从小罗凯特监狱出来的时候。
昨天晚上，是杜科特最后一个星期四。（他动身去意大利。）我先去看望夏尔·纪德全家人，将近十时到达杜科特那里。
夏尔-路易·菲力浦陪我离开杜科特家，我们在大马路上走了许久。
“我同你谈话感到别扭，”他对我说，“这是因为我还没弄明白，你什么时候觉得我有趣。”
“就是你对我讲这话的时候呗，我的菲力浦老兄。”
今天，我将近四点钟回家，头脑十分清醒，可以写作。夏尔婶母来访，接着于贝尔来了，一直呆到吃晚饭。
晚饭后，我给玛德念了《诸神的黄昏》。
我又能边走边念了。我的情况很好。
今天上午，我该再去见亚历山大。他约我到特雷维兹街的家里追他去。听女门房一说，我才知道显然是捉弄人。
“亚历山大·S先生。”我问道。
“不在这儿，先生。”
“当时他对我说是在这儿。”
“是在这儿，可不在这儿。”她答道。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老人家？”
“他不住在这儿。只有几件家具。”
“我必须同他谈谈。到哪儿我能找见他呢？”
“这我说不好。”
我十分恼火，正要走开，又被她叫住。
“喂！”她说道，“这么着，您走用人楼梯，上到四楼，敲敲左首第二扇门，看看他给不给您开门。”
我上了楼，敲敲门，等了一会儿，又敲门。一刻钟过去。我走开，又转回来，再次敲门……一点儿动静也没有。
恍恍惚惚，他好像约我在游乐园见面，五点钟到游乐园门前，也不见人影儿。算啦！……我还是愿意到家里去见他。
我认识亚历山大快有五个年头。他若不是总说谎，那该是个多有意思的人！
盖翁的坦率，足以安慰我的全部虚伪。论体力，论健康，他都是顶呱呱的。尽管他约束我一点儿，弄得我冒傻气来开心，但我还是最高兴同他见面了。他固然极少工作，但读书很多。什么书都看，近三十来天，他胡乱吞了修昔底德、孟德斯鸠、马里沃、斯丹达尔、圣勃夫，以及诸如此类。
为了能去O街，昨天我没有用午餐，将近中午时只吃了一张苹果酱饼，约下午四时又吃了两个三明治。我上床睡觉时，将近凌晨两点了。
我的状态极佳，头脑很清晰，又很活跃；肉体上的一种快意，使我陶醉了一整天。在香榭丽舍大街，我停下三次，坐到椅子上写东西，足足坐了二十多分钟。
我到圣绪尔比斯广场的运输公司办公室，要约儒勒·耶尔吃晚饭，发现小朱丽叶和小马塞尔在他窗口前；耶尔向我们讲述这两个孩子的故事。我同他们一起走了一段路。小女孩八岁；小男孩七岁，他打了一升葡萄酒，买了土豆送回家做晚饭。
我边走边看龚古尔兄弟的《文人》。
我和杜科特、尚文一起，在小母牛咖啡馆，等待快要同我们会齐的亨利·阿尔贝，我给他们讲了半打“名人”的一打轶事。可怜而又可爱的杜科特脸色阴沉下来。尚文也开口了，讲述卡莱尔让妻子付给他薪水。
“真的吗？”杜科特高声说道，“如果必须以这样的古怪行为，表明人的伟大，那么我想，我算什么呢？……”
“好嘛！”我说道，“杜科特现在想，他对妻子好过分了。”
然而，我的俏皮话没有使他破颜一笑，过了片刻，和善的杜科特又唉声叹气了。
昨天夜晚，同儒勒·耶尔一起度过。单独和他闲聊，这还是头一回。耶尔相貌堂堂，在整个这“代人”（我是说整个这小圈子），我本来要写： 在我们所有人中间，也许是最英俊的。
他在办公室要工作到八点钟，我在大门口等他，然后我们二人到伏尔泰咖啡馆对面，在一家咖啡餐馆吃晚饭。
在整个晚餐的过程，他只顾讲而顾不上吃了。（我另外记下他讲述的同欧杜夫人侄女的关系。）
“可是，”等他讲完，我就问他，“这些，您何不写下来呢？就照您刚才对我讲的这样……会跟《脆弱的心》同样美。”
“嗳！”他答道，“您若是了解了欧杜夫人的故事，又该怎么说呢？对，她的故事，我要写下来，因为其中没有我任何角色……说来也怪： 我根本不想写，更确切地说，我只能写与我毫不着边的一个故事。”
我们谈起死亡。他对我说不怕死。我则对他讲，我一直“等待最糟的情况”。
“我非常理解您，”他又说道。“不过……这种感觉，我没有体会，没有……”他顿了顿，继而又轻声说道：
“这也许是因为，最糟的情况，我一直生活在其中。对，我的遭遇，惟一能令我感到意外的事，就是幸福。”
他讲这话毫不做作，同其余的话一样自然。
我对耶尔有一种敬意。这就是说，我需要他的敬重。
这个星期天上午，天气晴朗；约摸十一点钟我出门，随便上一辆双层公交车，再换乘一辆，就是要靠近美丽堡街。我满脑子还装着耶尔讲的故事，就想实地察看一下。我到达艾蒂安-马塞尔街，再走到朗布托街，终于到了美丽堡街，这是最凄惨又最有趣的一条街。不过时间晚了，我只能略微看一眼，心下打算当天晚上再来瞧瞧。
下午二时，接待安德烈·博尼埃，他向我介绍了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一些情况。
下午三时出门。我又转回圣马尔丹街区，在异乎寻常的街巷里游荡到天黑，这里处处是名声不好或可疑的旅馆，正是我选择的背景地点，置放我要了解的整个神秘故事。（其中就有威尼斯街。）继而又到陈尸所一带；美观的昂茹河滨路（洛赞饭店，等等）。贝图讷河滨路；圣母院。昂茹河滨路，1号和3号，是我最喜欢住的房子。
我给Em带回令人赞叹的一株“克里斯蒂上尉”，整个晚上，它给我们带来的乐趣抵得上一幅画。平静的夜晚。Em念龚古尔兄弟的“Outamaro”。我弹恺撒·弗兰克的乐曲，然后又读《文人》，以便学会如何不写作。
克里斯蒂上尉开放了；俗气十足；完全是“一般品种”，Em如是说。
我们得知乔治·维德梅尔小女儿的死讯。女婴活了六周。Em出去拜访一圈，把这伤心的消息告诉了瓦尔克纳埃尔太太。
“好嘛！我刚给他们寄去贺卡，祝贺添丁……”
“嗳，我的孩子，”另一位去拜访的老妇人高声说道，“如果上面什么也没有写，也可以当作吊唁卡嘛。”
博尼埃。每说完一句话，他就微笑一下，或者笑起来，就好像要请您原谅。他是我所认识的叫人最不舒服的一个人。
今天上午，莱翁·布鲁姆给我念了他的剧本第一幕（《愤怒》）。
莫里哀今天算是报复了布鲁姆，这是他总偏爱马里沃的后果。
看完《夏尔·德马耶》。这是一本可憎的书，处处可见非同凡响的优点。
在《太和麻吕》中，看到“师法自然”的说法（第112页和116页）。
马萨乔，就是“师法自然”的画家（《昔日的意大利》第111页和134页，写于1855年）。
在盖兰家。谈话极为艰难；然而，他的画引起我的极大兴趣。
我回家换衬衣假领，又前往《白色杂志》社，要让他们接受盖翁的书。我全力拼搏，几乎战胜了弗雷德的保留态度。两天之后，我还得去一趟，听他最后答复。
同卡恩在大马路上交谈；——谈得还挺热烈，但是没什么趣味。
我从新马戏场回来。害怕着凉（穿衣），狼吞虎咽地喝下热粥、两小杯朗姆酒。
今天早晨，感觉很好，醒来精神饱满，思维敏捷，头脑也轻松，感受力处于最旺盛的状态。本来打算去看罗杰·马克斯，可是又不肯将这清晨的大好时光奉献给别人。到歌剧院大街散散步。参观卢浮宫（法国雕塑展厅）。今天早晨虽然眼痛（昨天夜晚，我硬是背光看恺撒·弗兰克的作品），我却很有眼福，看什么都是一种享受。目之所见，立即传至脑海中。我对着乌东的雕像跳舞，面向吕德的作品流泪，见了卡尔波的著作便跺脚。我真想立刻把Em拉来。
吃完午饭不大工夫，M和我就出门了。步行走向Hayashi艺术品收藏店。惬意的散步。杜伊勒里公园，喂鸟人刚刚干完活儿，他横过街道时，围了一大群鸟儿。我们去看克洛狄翁的雕塑《酒神的女祭司》，观赏了许久。
进林记艺术品商店。简直看花眼了。里间小店令人赞叹，那么多中国十二世纪和日本九世纪的挂轴字画。实在奇妙，日本比中国早三个世纪。为什么呢？难道是佛教传入更早吗？因为我觉得，这样一个艺术的繁荣时期，势必伴随一种宗教的急速宣扬。假期我恰巧看过勒南研究佛教的两篇长文章——然而，我的脑袋（记忆一边）构造极差，几乎什么也没有记住。
冯泰纳患风湿痛已有一个月。不过，我是昨天刚刚听说的，犹豫要不要去看他，只怕有朝一日我不舒服，他又该来瞧我了。
他的书房里，有一股甜丝丝而淡淡的药味儿。他说这一个月来，净用水杨酸盐，人都迟钝了，什么事也做不了。他抱怨自己的脑子还处于麻木状态；看他那样子也的确如此；他从来不是个健谈者（我也一样），因此，说不了两句话就长时间冷场，想打破沉默也是白费力气。
他正酝酿一部小说，抱歉一点儿也不能透露，因为一讲就会破坏他的灵感。他向我打听沙穆瓦的情况，格里凡煽动他反对什么人。我向他讲述了事情的原委。他把我送到门口。他块头儿很大，又有点儿发福。不过，他是个出色的小伙子，被他自己的优点给窒息了。
在帕西登上客船，回程十分美妙。
玛德在杜科特太太家，遇见冯·赖塞尔贝格太太，听她说今晚在斯科拉音乐厅演出《阿尔赛斯特》的第一幕。玛德鼓励我去——而我把安静呆在家里的愿望，当作一种懈怠的表现，于是一吃完晚饭，就又出去了。
去得太匆急，八点钟就到了，要等半小时才开门。我是第一个，臂肘便撑在检票口，重又看龚古尔兄弟《日记》的第一册。
在斯科拉音乐厅，演出《阿尔赛斯特》第一幕。没完没了的合奏。《阿尔赛斯特》来得太迟，观众已经倦怠了。老实说，看这场演出我激动的程度，还不如我在库沃维尔用钢琴弹奏《阿尔赛斯特》。旋律线的出色比例，乐队感受得不足，不断丧失曲谱本意的分寸，激情也就支离破碎了……格鲁克的作品不演奏，会丧失很大。在舞台上，演出不断地展示，或者提示总体的匀称，而和谐也不再仅仅依照时间。格鲁克作为第四维，加入舞台的三维空间。在音乐会上，歌唱格鲁克的“一支歌曲”，倒还罢了；要演出整整一幕……我就听不下去了。
克朗尼茨（在斯科拉音乐厅碰见）又见到我，他显得很高兴，一直陪我走到红十字会的交叉路口。我们聊了很多事儿。我向他讲述了某某人（名字我实在想不起来）的故事。有一天那人对我说，一位非常体面的英国人要带他去伦敦。
“唔！”他对我说，“那个英国人，我认识好久了；在巴黎那时候，他就已经让我上楼进他的房间。他不碰我。对！他不碰我……您知道他要干什么吗？……他要我的毛。”
“那你呢？”
“我嘛，就剪下来给他。”
我：“他拿你的毛干什么？”
他：“还用问！他拿着取乐呗。”
正是为了这样“取乐”，那英国人才要带他去伦敦。
接着，克朗尼茨又讲他认识一个窑姐儿，一法郎的身价，一位“先生”愿意出五十法郎，条件是要她做什么就做什么。
他要求她这样做： 他们一到先生住的那套房间，那女人就换上新嫁娘的服装。
“你站到房间的里端。我要对着你打四枪……别怕： 子弹没有弹头。打第四枪时，你就倒下装死。”
等那女人倒在地板上，那位先生就从大衣柜里搬出一具棺材，将那窑姐儿装进去，接着，棺材边就出现一个奇特的场面： 又是号叫，又是痛哭，又是狂吻；窑姐儿若是在外面，这一切都能自发做出来。
我们还有兴致，重新编撰“那位先生的故事”。
去看福尔图尼街的小公寓（徒劳）。乘坐先贤祠一库尔塞勒区间的双层公交车，往返很快意，在车上记这日记，阅读龚古尔的《日记》。
穿过蒙索公园，我去察看园中小灌木以及给它们穿上的冬衣。
在《白色杂志》社，弗雷德和塔德表示有意接受盖翁的书稿，甚至提到要签的合同。他们的态度那么和气热情，现在我倒有点担心，自己别跟着盖翁卷进去，既然他们接受了《安慰者》，那么我也不得不把《背德者》给他们，而我决意要印三百册，况且从瓦莱特手里抽回来也不合情理。今天晚上，我还要去《白色杂志》社一趟，问清楚他们是不是无条件采纳《安慰者》。
我很好。我这几天，上午、下午、晚上，几乎是空空的，换言之，如愿地充满了思索、写作和阅读。钢琴我几乎不打开了，每天弹琴只能花少许时间，现在不能更多的时间了。每天起始，我都确信这一天非常重要，而且我也不难确信这一点。身体更健康，心情更平静，头脑更清醒。艺术家的这种“命数”，为什么是盲目的呢？噢！清醒的命数！理解、爱，协助带动您的力量……我吃得少了，几乎不再吸烟，每天也几乎只喝清水了……（尽管如此，昨天晚上要去会埃米尔·X，我感到自己极度摇摆，心神不安，不得不走进一家咖啡馆，喝下两杯威士忌……我就不能前往了。）
今年冬季多怪啊！一点儿也不冷，每天我们都以为能看到树叶返青。今天下午，无论如何我得再去卢浮宫。克朗尼茨提示我应去看看克洛狄翁的作品……我同时阅读龚古尔的全部作品，也就是说，我同时看儒勒的通信录、他们的《日记》，以及德尔赞评论他们作品的书……多么脆弱的天性啊！……关于他们以及围绕他们，我思考了许多问题；然而，命笔记下我之所思，不管写得多么不成样子，又要迫使我写得缓慢了，这正是我极力避免的。
埃米尔·X在他当裁缝的父亲那里干活。可是近两个月来，他处于半失业状态，差不多整天无事可干，每天整个下午，就泡在游泳池里，一点钟到场，七点钟才离开。正因为如此，他才美似一尊希腊雕像吗？他游泳棒得出奇；我想，什么也不如游泳这样，能强加给肌肉一种节奏、一种和谐，能使肌肉结实和延伸。他赤身裸体那么泰然自若，真令人赞叹；而穿上衣服倒显得不自在。他一穿上工作服，我都难以认出他了。他的肌肤不透明而有均匀的光泽，也一定是经常裸体的缘故，周身皮肤呈金黄色，毛茸茸的；在骶骨的浅窝上；恰恰在古代雕塑家置一绺兽毛的部位，这轻轻的绒毛颜色变深了；在这冬季的午后，他臂膀靠在游泳池壁上，摆出普拉克西特利斯的雕像的姿势，仰起那张有点塌鼻子并带嘲讽的脸，像索罗克顿的阿波罗那么十分自然地站着，那样子酷似一位迟归的农牧神。
他十五岁，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十一个孩子只活下来他们哥儿仨。
无论斯丹达尔、龚古尔，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都不可能从头再来。
《安慰者》确实被采纳了，而且没有令我为难的条件。亚历山大·纳唐松极力“劝阻”我别只印行三百册，但事情就这么着了。马德吕斯、马德吕斯太太、雅里、瓦洛通等人都在场。我同Ch-L·菲力浦一道出去，借着路灯光，我们检查了我带着的盖翁的出书合同。
在卢浮宫，久久地观赏远东馆的版画；走出展厅之后，又从第二个院子回到展厅，在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艺术品中，我怎么也没有找见克朗尼茨对我讲的克洛狄翁的作品。我在最新的馆藏品前流连了一阵（其中有乌东的两尊儿童小半身雕像、法尔康涅的泥塑半身像，以及罩在玻璃里面很有趣的卡尔波画稿），然后又到二楼展厅去发现新东西，走进家具新展厅，而在最后一间展厅里，终于看到我寻找的《酒神的女祭司》，“归入克洛狄翁的作品中”，但是正如我所预料的，是白色大理石雕而非泥塑，安放在一个相当沉重的“音箱”上面，并有铜饰和黑色大理石饰。应当承认，我觉得复制品比原作更美。这种白大理石，同这放荡的塑身不大相称……我穿越几个绘画展厅，在热里科的一幅自画像前驻足，这是不久前卢浮宫买进的。在古希腊—罗马的壁画展厅里，我遇见维雅尔和瓦洛通。
下午五时，在勒罗尔家喝“可可茶”，又见到维雅尔，谈话相当有趣，谈到赫库兰尼姆城的壁画、大卫雕像，等等。
何夫拉克也在场，他要主持“林记”艺术品的销售；他对我说，日本从未走在中国前面，情况恰恰相反，只是十二世纪之前，无论中国的什么作品，都极难弄到，因此在展览厅和博物馆中，日本的艺术品就更为古老了。
今天晚上，守在玛德莱娜身边，高声朗诵昂塞剧本的前两幕（《这些先生》）。
讨厌的一天，又推我后退了。幸好，我还能阅读和写作一直到中午。继而，小保尔来吃午饭，一直呆到傍晚，我一点空闲时间也没有了。
我把小保尔一直留到四点钟，就是希望谈话更有趣味，也就是说： 嘴没有什么遮拦，然而，我在他身边，就像寓言中的猫，想要看见镜子的另一面。看似深邃或神秘的东西，其实就是映像。
保尔看米什莱的《路易十四世》，非常惊诧国王有许多情妇。他养成一种优点： 不受任何事物的影响。他说道：“我看完这个（《波索尔国王历险记》），一刻钟之后就不想它了，就好像我根本没有阅读似的。”他认为这很有性格，依我看却是冷漠。同人或物有一种粗浅的关系，对他而言就足够了。他对任何人，也不希望多说些什么，只讲他那点事儿。
我不期望他能讲出大大出人意料的话，也不期望他能做出大事来。
我们走进集美博物馆。我本打算挑一个最好的日子来参观，可是，保尔妨碍我，星期天的观众也都那么愚蠢。我只是走个过场，确信有必要再来。
在雅克·布朗什家。暮色渐渐侵入安静的大画室。
布朗什对我讲他恼火的事，在午餐桌上，他听到勒贝那个大蠢货总打断巴雷斯的话，殊不知巴雷斯所言，只与他布朗什有关。
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布朗什和我便逐一回顾我们的共同朋友，抨击一些人物。我们贬一通布尔热和维泽瓦，而布朗什却把他们描绘成两个出色的聪明人。“比他们的著作所能表现得更出色。”真叫人恼火。——布朗什向我断言，他认识的所有英才俊士，都是妙语连珠的健谈者。哼！雅克·布朗什，我的朋友，您一定不怎么把我放在眼里！您对我说，我的谈话属于您感兴趣的那类人；我心中不免发问，我也经常问过您，在我的谈话中您能发现什么，我所讲的一切，连我自己都不大感兴趣，我一开始叙述一件事，心中惟一考虑的就是尽快结束……
我们谈起龚古尔兄弟：
“据我所能掌握的情况，”雅克·布朗什说道，“他们的日记假得不能再假了；有些谈话我是在场的，还记得清清楚楚，肯定在他们的日记中，只能找见最没有意味的话，有时甚至完全转述错了。我敢向您保证，纪德，他们不善听。有一段他们谈到家父和我……实在荒唐；他们完全理解反了……对了，我还记得一次丰盛的晚餐，在座的有我们父子、爱德蒙·德·龚古尔和萨尔杜。萨尔杜语出惊人，绘声绘色，晚餐差不多从头至尾，他都大谈特谈法国大革命。龚古尔一言不发，但是气愤地频频向我父亲示意，那神态分明表示：‘您听见啦？您听见啦！’晚上，我们用车送回龚古尔，而我们这样送客是常事。一离开萨尔杜，龚古尔就讲起来：‘不像样！您都听见了吧？……在我龚古尔面前，在我这大革命的历史学家面前，在我……等等，他竟敢叙述……讲的简直漏洞百出……’我确信无疑，”布朗什又说道，“还是龚古尔搞错了；那个时期的情况，萨尔杜同他一样了解；龚古尔气愤的是，有萨尔杜，就显不着他了。因为，在餐桌上有一阵工夫，龚古尔想要提出异议，而萨尔杜立刻把他噎回去，就像老师对待学生。龚古尔不善听，他不理解有趣的话。我看他在玛蒂尔德公主身边就是这样。公主是一位奇女子，她心里和她身边，发生了一件最令人赞叹的事。这女子爱上波普兰，而且特别痴情，为避免门第不相当的婚姻，就梦想同他过一种合法的同居生活，像结了姻那样履行全部义务，彼此忠贞不二。家父和龚古尔是她的知情人……真没法说！龚古尔什么也没有看出来，什么也没有感觉到，什么也没有理解；尽管人家什么都对他讲了！他一点儿也不聪明。”
“可是，”我说道，“他赋予这些人或那些人的谈话，在您看来再怎么失真，也几乎从来不是毫无趣味的。请注意，您越是贬低他不像个速记员，就越是提高他作为文学家、创作者的身份……”
继而，我们又谈起雨果，在布朗什的催促下，我给他背诵《静观集》和《世纪传说》中的几节诗，但是很糟糕，声音完全哽咽；因为他刚刚向我转述了某人？（我推想是亨利·德·雷尼埃）的说法：“纪德不喜爱诗。”我若想向他证明这一点，就无需换别种方式了。
在夏尔·纪德家用晚餐。餐后回家，几乎一整天未能工作，又气恼又伤心，写了这些笔记，心情才平静下来。
克朗尼茨向我讲述盖兰的一场“异”梦，而盖兰（画家）也似乎经常谈及：
一天清朗的夜晚（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梦见遇到了基督，而那基督对他说道：
“我在每条路上游荡，然而我并不自由。”声音十分真切，他一下子就醒了。
今天下午，夏尔-路易·菲力浦劝我喝了一小杯老烧酒，害得我直到晚上还头疼得像裂开似的。他像食品杂货铺伙计或油漆工那样，身穿一件本色白套衫，直接离开办公室，帽子也没有戴就跑到街上，很高兴有个由头来悠闲半小时，拉我到街头小酒馆。他这样子很好，显得很随和，有种平民的劲头。
昨天，他和尚文到他们“上流社会女士”那里。他向我讲述尚文在情场上的战况：“最能煽起尚文感情的，是她下身非常美。昨天他接触到衬裤的时候，感到有花边，于是再也控制不住，完全变得热情奔放了。”
我指给他看龚古尔《日记》中令人称奇的一段（第一卷第一百八十页，一八五七年五月十七日），这话又在《夏尔·德马耶》中采用了（应当抄录）。“对，”菲力浦说，“这恰恰同我们想的背道而驰。”
“我想，”还有一天我们非要寻觅别的东西……菲力浦说道，“也许正义感在我们身上，要起异国风情在浪漫派那里所起的作用。”
玛德莱娜和我上午去咨询莫里斯，是关于Val的事件，今天晚上我回复埃卢安就更有把握了。
特奥·冯·赖塞尔贝格被他的画（《长沙发上三个小姑娘》）弄得疲惫不堪、烦躁不安。
“嗳……您何不丢下一段时间呢？”
“不可能！我就不能停止想它。”
“那好，您就突击一下干完。”
“不可能！现在我一动笔，就准搞砸了……”
他一脸无奈相。
晚饭后，菲力浦给我们念《山鹑老爹》的最后两章。尤其倒数第二章，我们觉得很出色；菲力浦朗诵得非常好。
然后，我们谈起汪荣太太，又谈起维勒将军夫人，谈论了好长时间。冯·赖塞尔贝格太太讲的事儿很精彩，我应当笔录下来。
冯·R夫妇走后，菲力浦又给我念了一章（工人反对老板），逊色多了。他本人也知道。
今天我起得很晚，凌晨一点才睡，累得要命。
十一时玛德走了。她去凡尔赛盖克斯家用午餐。我给盖翁写了一封信，其实明天我就能见到他。到杜瓦尔粥店，吃了二十五苏的一顿午餐。
我去维德梅尔家，给卧床不起的阿莉丝送一束玫瑰花。噢！沮丧的探望！接待我的是父亲，给我的印象是不愿意让我瞧他女儿。他甚至不怎么容我打听她的身体状况。他同我说话，从头至尾佯装热情和好兴致，而我想像得出，等一会儿泪流满面，这张脸该是什么样子，我还记得，阿莉丝的弟弟小拉乌尔死后，阿尔贝对我说过的话：“我看到这个可怜的爱德华……真怪了；他就像一个农民那样啼哭。”
参观集美博物馆，大失所望。版画大多是二三流作品，大部分根本没有标明作者和创作日期，根本没有排列顺序。怎么能够看明白呢？而来此参观的目的，不正是要学会看出门道吗？不过，我还是逗留了一个多小时。
在“特罗卡德罗—东站”区间的双层公交车上，我看《臧迦诺兄弟》。
在外环路无休无止地走……我考虑，至少我想象许多情景，感到我梦想的模糊不清的小说，终于显示轮廓： 十二个人物之间的关系。然而，我会长久有控制能力不讲出去吗？
今天早晨，收到马塞尔·德鲁安的信。信中指责菲力浦最近的两篇文章，他说得有道理。不过，我们每人，甚至是不知不觉地，都在雕刻他半身像的基座，几乎可以说就在雕刻自己的半身像。关键是置身于“光天化日之下”。
昨晚高声朗诵《这些先生》的第三幕和第四幕，还没完没了地誊写给公证人和瓦朗蒂娜的律师的信件。
夜晚多梦，休息很不好。
在塞纳河畔的布雷度过一天。
盖翁要宠坏了吗？他去看一名患者，耽误了一刻钟，让我呆在路上的小汽车旁边，回来就说一声抱歉让我久等了！
难道还是这个盖翁，只给我发一封简单的电报：“9时火车东站。”而火车9时33分才到站，他说省两个字就为了省两苏钱。结果害得我打车到得相当早，等了他三刻钟。冯·赖塞尔贝格太太笑着对他说：“至少我希望您深受感动了。”“我，”盖翁高声说道，“我认为这很荒唐！”
正因为如此，我才格外喜欢他；对呀！讲这种话的人，不可能写出平庸之作。
我们谈起斯蒂文森，达夫雷向我讲述在英国，斯蒂文森主义常引起论战。有人写一篇愚蠢的吹捧文章，把斯蒂文森描绘成十全十美的圣徒……（?）另一篇“出色的”文章则回敬道：“不对，斯蒂文森并不好；我了解他，那是我生前好友。您说他谦虚： 其实不然，他虚荣心很强，不管单独一人还是有别人在场，他总爱照镜子。您说他才思极为敏捷： 其实不然，他的才思毫无敏捷可言，他是勤奋工作，才达到自己渴望的地步。他总是耐心地、巧妙地、细致地培养自己的特点，就连旅行，别人乘火车，他却设法乘船；别人乘马车，他偏要步行；他不在乎舒适，总是特别喜欢怪异和奇特。”这才是真正的赞扬。
维雅尔和我，我们意见一致（在勒罗尔家喝可可茶），遗憾将大卫的《萨宾女人》从墙裙赶走。必须将这幅画硬放在那儿，在光线不太足的位置，随意看一眼，就不再理解它的重要性和它的美了。安放得再高一点儿，它就会显得平庸了。出于吕德之手的出色的大卫半身像。
是冯·赖塞尔贝格太太讲述了初遇汪荣太太的情景。当时汪荣太太激动万分，一种亲热的情绪大肆发作，就像发神经似的：“哎哟！夫人，万分荣幸……我儿子总向我讲起您，我觉得见面准能认出您来……”于是冯·赖太太笑着说：“他一定对您说： 那是一个小个子女人，头发完全花白了！……”“哪里！夫人，您怎么能这么认为……亨利绝对不可能……”这时盖翁说：“不错，不错，我正是这样说的。”
今晚看完《这些先生》。头两幕实在好，最后一幕也实在糟。看完列切尼柯夫（《波德利普娜娅的仆人》）。现在我就能更好地认识高尔基了。然而在法国，谁了解列切尼柯夫呢？况且，这能引起谁的兴趣呢？
这一天相当空乏，尽管我极力使之充实。上午用来写两封信（给罗森堡和勒伊特斯）——给勒伊特斯写一封信，就跟和瓦莱里进行一场谈话那样累人。和玛德莱娜一道参观卢浮宫，但是没有怎么投入进去。去瓦洛通家拜访不遇，去保尔·洛朗家拜访也不遇。
这一天就像应当是别人的日子；我们转入别的日子吧。
整个上午就忙于收信和写信；应付V（瓦朗蒂娜）的公证人和律师，应付鲁瓦尔，还要写给V本人——然后又送到邮局发出。趁着出门，就买些妙品的玫瑰，听说被人称作“1789年的光荣”。这种称谓一定是胡扯，因为我在任何花卉目录上都没有查到。也许是“1789年的法兰西”。
看完《臧迦诺兄弟》。圣勃夫评论斯丹达尔的文章很有趣，在公交车上看了一部分。
本想去参观卡尔纳瓦莱博物馆，但仅仅每周二、周四和周日开放。
到游泳场，尽管兴趣不大，但是为了确保下星期二盖翁在那儿能见到埃米尔。
埃米尔和另一个孩子折跟头，看着十分有趣。他们三人游泳棒极了。我下游泳池也尽力游好，还真有些进步。必须定期来游泳。
我回到家，同赛茜儿·古安（弗雷西纳太太）喝茶。我们久久谈论阿莉丝。
6时到《白色杂志》社。无法跟亚历山大说上话。弗雷德走了，而我的《扫罗》手稿就是给他送来的。我和瓦洛通聊了片刻，他坚持要我去他家，看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幅肖像、波德莱尔的一幅肖像；不久，两幅肖像就送交“自由美学”了。
勒阿弗尔之行——整个行程，直到换乘公交车，我阅读《古物陈列室》，至午夜才看完。
同弗朗克·巴塞在托尔托尼餐馆共进午餐，然后又一道去埃卢安家。从11点半到4点，谈论“案件”，几乎没有停。但事情一如既往，毫无进展。
在鲁昂同亨利舅妈共进晚餐。人极好。
毫无疑问，龚古尔令我恼火，对我再也没有任何教益了，——甚至在荒谬的方面。我想看雷斯的《回忆录》，但是手头没有。丹纳的《旧制度》篇幅太长。米什莱的《革命史》，我要留待到库沃维尔看。在书橱前翻找书，半小时过去了，头脑十分紧张，又渴望又游移不决，最后我拿起巴尔扎克的《通信集》——但只是权宜之计。
收到罗森堡的信。我一定得启程了吧？他信的结尾有点陶醉，非常美妙。
今天晚上，我的脸和头脑全是皱纹。这种情况最好不写作。
在J-C·马德吕斯家呆了一两个小时。迷人的马德吕斯太太摆弄着戒指，坐在我半躺的长沙发上。J-C·马德吕斯内穿一件白花点蓝色古式大背心，外套一件驼绒呢肥大的便袍，袍襟大敞着，使得X一进门就说：“怎么，您生病了？”
马德吕斯讲述：“我从咖啡馆出来，遇见亨利·德·雷尼埃。他抽点时间来充实我……”
马德吕斯不肯原谅亨利·德·雷尼埃，还写：“Schéhézade”。
保尔·瓦莱里的温柔，显得又幼稚又可爱。谁也没有把友谊理解得这么透，这么体贴入微。我对他的感情极为深挚；要由他讲的一句句话来削减这种感情。他是我的一个最好的朋友，假如他是聋哑人，我就不会找比他更好的朋友了。
状态极佳，适于工作、谈话……干什么都好。令人烦恼的是，这种好状态能同时干所有事，或者什么也不干。今天早晨我若是擦皮鞋，也能显示才干。
在《白色杂志》社的办公室里，有鲍尔、卡普斯、米尔博、安德烈·莫雷尔、阿莱克斯、纳唐松、盖翁。
鲍尔那人说话的范围，取决于听者的重视程度。他讲完每句话，总时而瞧瞧这人，时而看看那人，分别对每个人讲话。他边讲边用手打着节拍，但是手指贴在一起，仿佛戴着独指手套；他的眼神也一样，始终毫无表情。
卡普斯说话精审、明确，总是言简意赅。
米尔博话多而突兀，像他文章一样甜美，也像他文章一样愚蠢。
雷斯的《回忆录》。很久没有品尝这种快意了。风格奇特，语句仿佛全由名词和动词组成，用足跟走路。既类似孟德斯鸠，又类似圣西门，但是比圣西门要矫揉造作和平庸。
昨天，同玛德参观解剖标本博物馆、古生物博物馆，脑海总萦绕着龚古尔的这句话：“植物园中……造物主没有花费多少想象力。动物重复的造型泛滥成灾。”（《日记》第一卷231页）
思想狭隘，与其欣赏或非议的狭隘等量齐观。老实说，拥有这类思想的人，侈谈上帝而一窍不通。这就不再是无神论，而是愚昧了。没有发现更多的荒谬而失望！寻觅并感到遗憾，只因现有的形体已经足够，根本不可能有大量的新发现，而适应性趋向于简化，趋向于日益扩大的局部一致性；美也正是这样慢慢得以体现。不善于欣赏简约，不赞赏取消无用的，一味追求怪异、虚假和莫名其妙的东西……小聪明的确切的标志，见木不见林，抓住芝麻不放，自以为在组合，实则并列置放。
从古生物展厅到比较解剖展厅，比什么都更能说明问题。有些种类为什么消失了？……总归是有原因的。起初，大自然推出多少不合理的奇形怪状，而后却不可能维持。
去《水星》社呆了片刻，带去达夫雷的译稿（翻译了斯蒂芬·菲利普斯的坏剧本： 《埃罗德》，剧中的感情戏，仅为了支撑人物的行为，就像亚伦搀扶着摩西）。
晚上和Em在法兰西喜剧院，看《安德洛玛刻》的演出。大失所望： 巴尔泰演得过分温文尔雅了。她保持贵妇相。观众狂热地为她鼓掌，让人感到他们在她身上所喜爱的并不是“风格”（他们根本就不懂），而是“得体”。她的优点是排他性的。她的价值就在于无缺陷。
穆奈大多情况值得赞赏。
至于剧本，我必须马上重读。演出中一种马里沃式的、故弄风雅的悲剧，我觉得极不舒服。
如今，演拉辛剧作的演员，最大的误区，就是该让艺术占上风的地方，极力让天性抢尽风头。苏姗娜·德波雷希望演《淮德拉》，她说，因为她感到了角色……首先应当感到的是拉辛。
这不是一部命题小说，根据尚文的叙述，我依稀看到的，恐怕是一部时代小说。咳！诚实的小伙子，他叙述得太差了！
平静的一天，由恺撒·弗兰克、巴尔扎克（《皮埃尔·格拉苏》）、雷斯陪伴。给Em高声朗读拉福格的《莎乐美》。
晚上，去小酒馆与菲力浦和尚文相聚。晚会没有意思，这类晚会由于无事可干，抽烟多于聊天的时间。
巴黎雪景美不胜收。
又弹了好长时间钢琴（五六个小时）。
今天上午，马克斯对我说：“古典戏剧只有三个角色，是我始终希望扮演的，即俄瑞斯特斯、尼禄、波利厄克特；只有三种古装我希望穿上，即朱利阿努斯、埃拉加巴卢斯、亨利三世。”
“在尼斯，”马克斯说，“我没有早些进城——是头一天，亲爱的——一名小车夫从高高的座位上俯身问我：
“‘洛林全套吗，先生？’
“于是我就问他，‘洛林全套’是什么意思。他就像打哈哈似的：
“‘唔！先生，这就是说，一直走到岩石尽头，然后再回来。’
\'“车夫倒无恶意。”
我问道：“结果怎么样？”
“怎么样，我就稍微给他手淫了一会儿，然后我们便回来了……可是，洛林在那里，名气大得很，他出门只好戴上帽子，夜晚还带着两个彪形大汉……等等。”
经过O（奥贝尔康）街，准备盖翁回来。
有朝一日，我一定得写《司酒官》。不知道为什么总把检察官描绘成怪物和卑鄙小人。能引起使命感的事物，就显得美。我考虑关于约瑟夫的绝妙的一出戏，尤其考虑牢房那场戏： 约瑟夫夹在面包总管和司酒官之间。
一路上，我就阅读，品味雷斯的《回忆录》。欢快的风格把我迷住。我划出不少段落，晚上好念给Em听。
今天早晨一醒来就高兴，在镜子里看到自己。好兆头。不顺的日子，当然也照镜子，但映出我的是一副可憎的面孔。
我感到精力充沛；我的手指灵活，不会拖累我的思想。不顺的日子，写字都困难，字写得七扭八歪，也就歪曲了我的思想。不顺的日子，我抽烟控制不住，最后总弄得头昏脑涨。
从而得出一个结论，惟一令我满意的，有利于我的“不道德”。
上星期二也如此，我非常“出色”。我的意念在头脑里畅快地运行，而我每次只想表述一个念头。不顺的日子，各种念头蜂拥而至，一片混乱，我使出全身解数也难以梳理清楚。
星期三也一样，几乎一夜未眠，我反倒觉得头脑清醒，精神饱满。
恺撒·弗兰克的美妙的管风琴曲（三首赞美歌），每天晚上我都投入再投入。
昨晚又拿起勒贡特·德·李勒（《莫纳的屠杀》）；纯粹而完美的满足。
上星期二，盖翁在菜市场一带游荡许久，直至凌晨三四点钟（他的火车六点才发车），才闯进新桥附近的一家简陋的小咖啡馆。里面一大帮混混和窑姐儿；这圈人倒也没有什么意思，只是进来一位老先生，就不同了；而这位老先生，如果不是喝得醉醺醺的，应该是很体面的人。他被许多人围住，因为他请喝酒，说话又多，舍得出钱，给大家充当玩偶。大家拿他寻开心，逗他恼火，逗他大笑或者流泪。有时，他似乎做出决定，说道“我得走了”；他站起身，重又坐下，没有意志决定留下，也没有意志决定离去。他任凭别人蒙骗、取笑、窃取，争了一会儿，接着又服软了。别人在他身边演戏，有一个假装同情他，另一个蔑视他，一个妓女还假装爱上他；有人抢走他的帽子，有人揪他的头发……（盖翁也装模作样，跟大家一同作戏，他一身兼为老先生、杈杆儿和窑姐儿；由于全是用声调表现出来，也就没什么可写的了。）
坐在盖翁身边的一名杈杆儿，对其他人表示极大的蔑视。
“真讨厌，真不要脸，”他见有人又抢走几枚钱币。便说道。“您知道吗，先生（这次，所谓先生，就是盖翁），每天晚上，总演同一台戏。同一台，对。这位先生天天晚上来这儿。每天早晨六点左右才回家，口袋里总少掉六十法郎。真讨厌！”
“你知道你那位老先生是谁吗，”我对盖翁说，“就是那个单身汉。”
阅读，弹钢琴。（弗兰克的《序曲、咏叹调、终曲》）。
盖翁来找我，我们一同去O街，不过，我躲开一点儿。况且，盖翁只有一会儿工夫，四点钟还要上火车。我同他分手，又到沼泽区（巴黎第四区）散步，走了很长时间。
继而，去夏蓬街执达吏家中，了解克莱尔姨妈那件小官司的情况。
然后，我又到塞巴斯托波尔大街附近，洗蒸汽浴和淋浴，回到家中比较早，晚饭前还工作一小时。晚上很安静，用来阅读，十分艰难地看完《纽沁根银行》。不过，我也寻求一点安慰，看了孟德斯鸠的《英国纪事》，等等。
上午工作，阅读雷斯著作中的几本小杂志。
约赛特·德鲁安来进午餐，然后同玛德莱娜去法兰西喜剧院看演出。约赛特的灰色胸衣极美。我留在家里工作，继而，玛格丽特和玛丽·勒维迪埃来坐了一会儿。
去拜访保尔·洛朗，——去夏尔·纪德家。在瓦莱里家吃晚饭。
埃尔奈斯特·鲁瓦尔引了德加的几句话，引得很妙。事关一幅画，据他说，画的是“离开父辈宅第的公主（??）”，其父辈为谁，我已不记得了。
“您知道公主为何出走吗？……就是因为她同环境合不来了。”
面对贝斯纳尔的《阿拉伯马厩》，德加也说：“您知道为什么马竖起前蹄吗？……就因为紫色。”（那幅近景画一匹竖起前蹄的马，奇特地投下一个紫色的影子。）
关于古斯塔夫·莫罗，路易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还指出：
“那是个了解火车时刻表的隐士。”
还说：
“他画的狮子，全用怀表链锁住。”
或者关于贝斯纳尔：
“他凭借我们自身的翅膀飞翔”等等，等等。瓦莱里太太无比妙丽，身穿一件帝国式样的苔绿色丝绒袍，秀发由一条绸带扎了两道。一个非常惬意的夜晚，尽管我讨厌被人打扰的所有夜晚。这些日子，感觉出瓦莱里变得好多了。
约赛特喋喋不休地对我们谈她的小侄女。八岁的孩子，特别受穷困的吸引。她父亲想必是厂长，让她跟工人的孩子一起玩耍，这也是她惟一喜欢的孩子。她见了乞丐，给了钱还不算，非得拥抱和爱抚他们的破衣烂衫不可。一名黑人船夫搬到附近住，人又脏又丑，谁见了都扭头避开；而这小姑娘却从人堆里跑出来，去亲热地讨好他。还有，她母亲要去拜会人的时候，孩子总说：
“嗳！妈妈，别穿漂亮的衣裙。咱们是穷人。”
安托奈特来共进午餐，她弹奏《A小调大赋格曲》相当可以，但是弹圣桑的一支练习曲却很平平。
约摸四点钟，在《白色杂志》社，我碰见科西，第一次决定同他谈话长一点时间。他是个又高又胖的小伙子，整个人软塌塌的，一副病态，还有几分庸俗相。我在他身上还只见到映象；但是他说话还不如倾听令我感兴趣。他表示无比赞赏富斯泰尔·德·库朗日。他说：“惟独他明确地鄙视野蛮人。”同他无需调音定调，他不等我给他定调，就接受了我的调子。他人很和善，也很知趣，凡事不求出风头，而是退避，既不表现，也不讨好。我要考验一下，就带他到布罗恩店的橱窗前，看看委拉斯开兹的出色的绘画照： 这是英国人私人收藏品，也是一小时之前才见识的，站住欣赏许久；这幅十分特殊的委拉斯开兹的作品，效法《立柱的基督》，题为《煎鸡蛋的老妇》。我最欣赏的不是老妇的头，而是她那双手、近景的物品，以及来买东西的孩子迎着店铺全部阳光的那张脸！效法苏巴朗绘出的头，丝毫也不退让，没有半明半暗，没有明暗交接处；我是说，没有色调的逐渐变化，也没有过度；毫无顾忌……科西看了，并没有露出惊讶之色。
两点钟到弗雷德·纳唐松家。头一次到他家拜访： 室内相当可人，明亮而简约；热情接待；然而，他根本没有看懂《扫罗》。他要在这部剧中重新找到《康多尔王》的主题！于是指责剧本居然没有发现一点踪迹。如此等等。
去看望拉佩鲁斯老爹。他又见到我特别高兴，伤心地责备我没有早些去……他把我送到楼梯，笨拙地紧紧握住我的手，继而，他再也克制不住了，让我重又走上三个楼级，投入我的怀中失声痛哭。
没有动身去彼得堡，我并不遗憾，但是心愧。给自己的许诺，其神圣性，不应当亚于给别人的许诺。
同保尔一道前往布鲁塞尔。
十二日清晨六点钟返回。在这十三日的晚上，我又操起日记，却很难写下去。我是希望一直坚持到库沃维尔。一些小习惯，如尼采所要养成的那样；不过，我的习惯太短暂。这不会起任何好作用。我没有看完屠格涅夫的《通信集》，也没有看完雷斯的《回忆录》……我的时间切割得太零碎。我要尽快赶回库沃维尔，尽快少受干扰。
今天上午，我从马克那里取回《扫罗》的全部手稿。
同雅娜·纪德和苏格兰小姑娘共进午餐。我们又一起去观看萨拉·贝因哈特演出的《淮德拉》。演完第四幕我就走了；晚饭前这段时间，我全用来写信了。
在安特卫普码头上，数不清的老马排着长列，显然走向屠宰场，就仿佛沿着自然坡道下去。
“这会是多大规模的屠杀啊！”小保尔高声说道；他还数着： 一个野猪头；就这样数下去。
他母亲说得好：生钱生，击打击，列举列，等等；而她丈夫从不重复任何人的话。况且，有谁重复她也不容忍。
极大的灵活，即心中默念，令您厌烦者给您教育。
这其中有吹嘘的成分。这也是我觉得很可恶的。拉辛本身具有相当价值，用不着生利。萨尔杜则不然。常演平庸作者的作品，演员则必定以为自己演得极好。本来是向您介绍拉辛的金子，他们却像让您接受萨尔杜的白铁那样，使用同一种手法。
演出头两幕时，我流泪了，心想自己太激动了，不能久留。我原以为是赞赏萨拉，其实主要是赞赏拉辛；看了后几幕我就明白这一点了。我未能留下看完，但是这次心中极为恼火。只要她还停留在头两幕的女中音角色，观众也就只看到拉辛。然而进入第三幕，就只显萨拉一个人了。演到第四幕我就走了。在演艺上，她是很出色的。尽管有种种缺点，她还是首屈一指，无可比拟的。她所缺乏的，是拉辛那样一个萨尔杜；还缺乏聪明的观众，即她演得最差的地方绝不给她鼓掌的观众。
上午去拜访布鲁姆和若望·德·施伦贝格，以便摆脱邀请我们的一次晚餐会。
下午和玛德莱娜一道，再去看看欧特伊的房子——去看望瓦莱里——O街——要写的信太多；一些忧心的小事……无话可讲。
星期六上午，还是写信。真烦人。下午，结束最后几次拜访（封丹、弗洛的表姐布朗东夫人）。冯·赖塞尔贝格画展上，我碰见莫凯尔。今晚带玛德莱娜去观赏贝格森的演出。
这些谈话主要是我在讲，也就没有什么可记的了。
玻璃灯罩有裂纹，奥古斯蒂娜不敢碰了，因为据她说，一碰“玻璃罩就跳华尔兹了”。
要弄到霍尔拜因的爱德华六世肖像（温莎堡），这是我今天上午发现的。这张脸无拘无束；儿童尚无定型的表情；这张脸还依然美妙，但很快就会丧失了……
整个上午都在卢浮宫。
今天傍晚，两次拜访不遇（儒安-朗贝尔和德·拉努），回到家见小保尔来了。我本来希望工作，心情差不多处于平静的状态。可是对这个孩子，我总产生一种愚蠢的好奇心。
法兰西绘画，如何能从大卫的准弟子中解放出来呢？这是件美妙的事儿；英国人通过德拉克洛瓦，也许在这方面做出很大贡献。
……我在肉体和精神上，具有成为和阻止我成为一个伟人的全部必备条件。假如我知道如何误入歧途的话……我还在搜索格言。我到库沃维尔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还有，对于我十分艰难地、以极大的骄傲心理赢得的这种自尊，我惟有餍足和厌恶之感了。我千方百计要失去，但也不是多么不容易。聚敛财富之所以是美事，就是随后能容易地花费掉。因此，我放浪形骸，甚至给那种生活加点条理，我也觉得没有什么不好；换言之： 我要用心去那样生活。某某人乐在其中，我会十分赞赏，而我本人也尽力去做。
我在自身最蔑视的莫过于自尊；我就是要使之变得不可能，便肆意地堕落。憎恨一切怯懦行为的情绪，也往那条路上推我。自身有什么东西拉住我时，我就担心是畏惧的心理作怪，便径直往前走。现在，我是或者不是我本人，这同我没有什么关系了。我不再停留在这个问题上。
到拉佩鲁斯家，由三年没有见过面的女主人接待。
过了一会儿，卢梭先生来了。他是爱德华·纪德的钢琴教师，特别年轻，红棕色头发，人非常活跃，整天喜气洋洋。他完全清楚拉佩鲁斯出门了，不是来看拉佩鲁斯的。他拉了三下门铃，表明是家中的常客。
拉佩鲁斯太太诧异道：
“啊！谁像主人这样拉门铃？”
她去开门，从前厅立刻传来高高的声调，显然是有意让我听到：
“噢！拉佩鲁斯先生又该有多遗憾啊！真不巧，他七点半钟才能回来；他去同朋友道芬先生下棋，每星期天都如此。”
每星期天都如此，看来卢梭先生也完全清楚。我明白我是多余的人；可是，拉佩鲁斯太太开始讲起小孙子皮埃尔，想必渴望了解我的看法。她没完没了地摆他的学习，陈述促使她把孩子从阿尔萨斯学校接回来的原因，而孩子在那所学校，“学习就跟玩儿似的得第一名”……在她说话的整个过程，拉佩鲁斯先生那忧伤的话语又在我的耳畔回响，盖过他妻子的声音，与此同时，我又瞧见他那令人赞美的面孔，以讲“天气很好”的那种平静的口气对我说：
“我妻子总说谎。她一张口，我心里就想：‘她的话不会是真的！’”
由于玛里亚娜结婚和阿莉丝的伤逝，我们滞留在巴黎。这三天发生的事情，足够写一部书了。因此，我不会只写几张散页。
今晚约摸七点半钟，我在冯·赖塞尔贝格家用晚餐，玛德莱娜感冒了，身体疲惫，独自留在家中，她一吃完晚饭，就感到一种极度的哀伤。等到凌晨一点钟我回去的时候，她就对我说：“什么也打消不掉，我看书，就仿佛通过书页，也感到这种哀伤。我明明知道身在这里，却恍若在库沃维尔，就觉得房子大极了，空空荡荡；确切地说，既不是忧伤，也不是害怕，——而是一种无名的惶恐。我从来还没有过类似的感觉。”那正是小阿莉丝咽气的时刻，次日早晨乔治发来电报告诉了我们。
“……她让周围的人幸福。”我们离开坟墓时，我对乔治说道。
“甚至可以这样说吧，现在她看到勒内和我都成长起来了，她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从箭头军校回来。
仅仅看到草坪，看到还未发叶子的树枝，我就觉得是一种休息。傍晚散步，走在小镇不平的街道上，感到十分惬意……迷人的花园！我独自一人在这里，写作一定会有进展。
一条椴木的林荫大路，正适于我和马塞尔·德鲁安进行严肃的谈话。雅娜·德鲁安让人修整了花坛；有一个玫瑰花坛，花快开放了，黄色的枝茎闪闪发亮。
我在那儿看了《野姑娘》，德·居雷尔写得真差劲！在返回的路上，阅读圣西门的作品。他和雷斯的作品多有价值啊！
我看书就像我希望别人看我的书这样，即非常缓慢。读一本书，在我看来，就是神游体外，和作者共度半个月。
关于P·斯塔菲的文章。
人们奇怪，高山不像大海那样，没有向人的头脑灌输崇高的思想。其实，城市并没有建在峭壁上，所谓的“瑞士精神”，也不是高山精神，而是深谷精神。
弗雷德·纳唐松把《扫罗》的手稿还给我的时候，认为有必要补充一句：“再说，我从未看过《圣经》。”怪哉，我认识的有文化的犹太人，无不把从未读过《圣经》当作名誉攸关的大事。见鬼，他们害怕在《圣经》里看到什么呢？……正像什沃伯，将纸摊在他的镜子前。他们有这种挡箭牌，就可以不承认自己的丑陋；是的，他们这样做还有深一层的缘故，就是他们不知自己的美。这个问题，我得跟布鲁姆谈一谈。
按说我并非有意，可是每次去看望亨利舅妈，我总往旅行箱里塞一本勒南的书。
我们终于动身了！这半个月来，我烦闷得要命。昨夜下了一场大雨，今天天气骤然温暖，让人受不了。我猛然希望身在那不勒斯，而不是在库沃维尔。在这里，我就会委靡不振了。
乘车去伯兹维尔，接我们雇来的园丁。我拿起巴尔扎克的《老姑娘》看，还不如说尽量看下去。离开巴黎有三天了，整理花园成了思想负担，这事儿不想都不成。
我的《背德者》已经离我十分遥远，连修改校样的决心都下不了。
小路易·蒙多梅；非常诚实，却那么年轻！……他毕业于园艺学校，学了果树栽培等。他刚学的技艺，还像喝足的甜酒，关键是表明他的价值，表明他不是普通工人，而像个知识分子。他当然一定要听他老师的；老师讲的话，他都背得滚瓜烂熟。提起园子，他就说“英国式的”；但是，库沃维尔只有一座花园。凡不是“英国式的”，就是“法国式的”，正如凡不是诗便是散文那样。但这样讲还是解决不了问题，于是路易提请我注意，我要求他做的事，怎么也不“合式”。花径应当形成“优美的弧形”。房子前面的这部分花园，他看不顺眼。“先生坚持保留这几条小径吗？”他说道，同时指着围绕草坪的几条过道。他看不顺眼的“几条小径”，由于我非常喜欢，我就颇为明确地回答：
“当然了。”略微停一下，我又补充道：“不过，路易，不要以为这座花园设计得不好，也不要以为给它改改特点，就会让它变得更好看了。它具有这座住宅的特点。”
“毫无疑问，”路易又说道，“建这座园子，正赶上两种风格开始混杂的时期。”
我被他的庭园风格弄烦了，今天早晨终于对路易说，我不在乎什么伟大的风格；况且这是我住的地方，建这花园是为我自己，而不是为了别人。不过，他干得很好，在他身边能学到很多东西。最后还是他告诉我小紫花灌木的名称，叫Daphné mezereum，即“达夫内美树林”，是园中最先开花的灌木。
欧盖尔先生是克里克托的土地丈量员，他听说我对树木感兴趣，就来向我推荐他的朋友要出手的两株漂亮的紫杉： 一株修剪成公鸡状，另一株修剪成什么样子我忘记了。
“我还是跟您太太谈谈吧，”他回答玛德莱娜对他的示意，“最好在花坛前面（要修饰的地块不足六米见方），栽植美观的树木。要选择枝叶稍微稀疏一点的，能有喜人的荫凉。目光一时被光影的变化吸引住，随即又移向房屋……”还是玛德莱娜听着，我按部就班地将他的话截为两段。有一天，他能用上“伞状花序”这个词，一定很高兴吧。
阅读亨利·德·雷尼埃的《乐趣》。
天气寒冷、阴暗。此前，草木处处舒展伸张，现在速度放慢，仿佛又要退缩了。我本来应当去巴黎，重新放荡两天，我想那样一来，就会避免一连三个夜晚，尤其昨天夜晚，令我身心疲惫的这种焦灼不安和烦恼。
这个星期天早晨，收到盖翁的一封信： 信写得很出色，但又令人深深气馁。
仍是阴雨天气，寒冷，晦暗；不过，我的状态好得多，重又感到精力充沛，可以投入工作。
练习弹舒伯特的《C大调狂想曲》和《即兴曲》。阅读勒南的《回忆录》和斯丹达尔的《回忆录》。
自从我们来到这里，换言之，自从三月二日以来，甚至到巴黎的两天也不例外，我每天最迟六点钟起床，几乎每天五点半就开始工作，有时甚至五点钟就开始了。根据天气情况，一天过得颇为随意，或整理花园，或阅读，或练习弹钢琴；花园占用（尤其开头阶段）我好多时间。客厅还没有装修好，Em就呆在餐厅，我则呆在书房；这两间屋生了火，而火炉子也给其他房间送去暖气。吃晚饭的时候，以及晚上，我们的灯光就聚在一起。
从荷兰运来铁筷子属草类、百合、老虎莲。从早晨七点到晚上六点，我不停地在花园里忙活。
阿尔贝来信。这个可怜的阿尔贝，自以为必须将全家人都召到他的画前。事后给我写信，表明他聊以自慰。其实他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可是每年，他都翻新惊诧。他这次拜访，弄得莫里斯一家人该有多尴尬啊！不管怎样，习惯已养成，每年都重弹老调；如其不然，每个人倒会觉得不好了。
根据阿尔贝向我讲述的情况，可以想见那场面：“海伦在画上，久久寻觅一点可爱的东西之后，冒出这样一句恭维话：‘您要表现忧伤的主题，就不得不尽可能减少感染力。’我听了，不禁将唇上的微笑吞下去。”
但愿将来有个与我同龄、与我同等价值的年轻人，读了我写的东西，也像我在三十岁上，看斯丹达尔的《自夸回忆录》时这样激动，这样焕然一新，我没有别种抱负了。至少，我读的时候有这种感觉。
关于我的巴黎之行，要说的话太多了。回到这里，就没什么可说的了。读了布吕讷蒂埃尔谈加尔文的一份相当重要的演说。我们继续高声朗读托尔斯泰的《哥萨克》。
弗朗西斯·雅姆。他必须时时刻刻说服您（力图说服您）相信，他比实际上贫穷得多，朴实得多，谦虚得多，等等。
同Em高声朗读出色的书： 列切尼柯夫的《波德利普娜娅的仆人》。我们刚刚读完托尔斯泰的《哥萨克》，本想捧起《德伯家的苔丝》，却又放下，而拿起了米什莱的《革命史》。
皮埃尔·洛朗关于《背德者》的一句话：
“我病了，算我倒霉。我痊愈了，算她倒霉！”
冬季留在巴黎的一段时间，我的日记始终记得比较详细： 二月初我就想回到库沃维尔；修整花园的各项工程开始了，也召唤我回去，而且，我也渴望赶在万物复苏之前，赶在春天开始之前，以便人一到，还有足够的时间思考和工作，能写出一部新作品。然而，各种杂务，尤其玛德莱娜缺乏愿望，我们在巴黎便一直拖到二月底。等我们到达库沃维尔，我就不得不忙起修整花园的事务，从头几天开始，我的时间几乎全用上了。每一周，差不多每天，都会运来种子、鳞茎、花草。卢森堡的蔷薇、卡昂的石竹、荷兰的蓝蝴蝶花、葛兰、百合等等，南锡的大丽菊、秋海棠。到了晚上，我累得身体散了架，养成思考极少又极糟糕的习惯，等几周之后，我要重新开始工作了，结果怪得很，根本进行不下去。我不仅把握不住自己的思想了，而且也很难跟上别人的思想。
我阅读勒·当泰克的作品，多难坚持下来啊！
不过，我还是写完一篇论述奥斯卡·王尔德的文章，这是我早就打算写的，并且看了《背德者》的校样。又过了一段时间（七月），我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序言，还为《西方》杂志写了一篇论述诺曼底和朗格多克的文章。
我所能写出来的只有这些了，无论墨水笔还是铅笔，简直沉得拿不住；随便一封信，我不得不写三四稿，还往往更多。实情也的确如此，我创作不出任何有分量的东西，就极为重视通信，要求我的每封信都具备所应有的全部优点。
今年，喜歌剧院首次演出《佩利阿斯和梅丽桑德》。这第一季度，我只去听过三次歌剧。最后那次是同玛德莱娜一道去的，当时我们从库沃维尔到巴黎住几天。
我的《背德者》引起相当热烈的讨论。在雅克·布朗什的一顿家庭晚餐上，盖翁嘴没有把住门儿，极其不慎地透露了极为机密的情况。由此引起通信，甚至导致迪耶普之行（雅克·布朗什夏季住在那一带），试图弄清楚事情糟到什么地步……因为，挽回已经不可能了。
给盖翁的一封长信，详细讲述了这次异乎寻常的拜访，描绘了这一拜访给我造成的思想的低沉。
这期间，马塞尔·德鲁安一家人来到库沃维尔。我就此事，同马塞尔进行了极为严肃的谈话——他无愧于应当跟我进行的谈话。
这一年几乎阴雨连绵。不足一个月的晴天，容许屋面工没有费什么周折，给老房翻新了屋顶。这一年差不多没有冬天，因此花园里生满了蛞蝓、鼠妇，以及各种各样的虫子，大大危害新栽植的草木。不过，秋海棠和大丽菊，倒一点也不负我们所望。其余的草木几乎全被吃光了。
我颇为愚蠢地想象，练琴妨害我的写作，于是决定完全放弃练琴，这种决定坚持了两个月。
可是于写作毫无助益，仅仅多了些时间，也如其余闲暇那样浪费掉了。
埃狄特·德马雷斯带着她的小提琴到来，从而打破了这种荒唐的禁戒。
今年客人寥寥无几。
六月份，吕伊特同宝珥·戈比雅尔小姐来了。
九月初，我催促罗森堡去科特雷疗养。我在库沃维尔精神不振，对自己十分恼火，自己什么都渴望做，可又一无所获。我想是大脑贫血，是一种精神的痉挛，使我几乎干不了任何工作。我决心摆脱，动身去游荡半个月。梦想的这半个月，十天下雨，一天见太阳。倒不像这趟旅行前半段那样全砸了——至少我得以休息，这是我所需要的。
在奥尔泰兹逗留十分开心，充满乐趣和友情的魅力。雅姆，多了个拉科斯特： 彼拉德，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雅姆了——这次重逢，我惟有欢欣。我们三人结伴，跑了许多地方。
最后那趟（从比亚里茨回来），同罗森堡到伊伦、封塔拉比、昂代，我们都留下鲜明的记忆。
同罗森堡的亲密关系，越来越具魅力，越来越加深了。
在灯塔的小悬崖脚下的沙滩上，度过奇特的夜晚。我同罗森堡一道回来，在巴黎住两天，领他去游泳池（早晨）。
频频下棋（已同吕伊特下过），对手有罗森堡、马塞尔，甚至还有保尔·洛朗： 保尔在回巴黎之前，同他年轻的妻子来住两天，他们同岳父母断绝关系，还非常伤心。
我是今年在洛日小树林认识路易·勒居耶的，他是面包房小伙计，刚十四岁——就已经“想女人”了。我时常去看封格兹马尔村的那帮小孩，有两个小约瑟夫、小日耳曼娜、小路易丝和小马塞尔。
我们的老园丁阿尔封斯·勒泰尔，患十二指肠癌死了。十月二日，阿尔封斯·马里于斯来接班。夏季，V结婚，我和阿尔贝的朋友，西蒙老先生当证婚人。
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少年》，新出版的译本。列切尼柯夫的书很精彩：《波德利普娜娅的仆人》（看了三遍）。重读《未开垦的处女地》。
这些我是在床上（十月十日）写的；因腹部静脉炎卧床，我认为是假期最好的一段时间。阅读米什莱的《革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