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朝廷已经派遣北使团往北京进行议和活动了，史可法不想因为这封信就破坏了既定的“借虏平寇”战略，就让进士黄日芳给多尔衮起草一封回信，并一再交代黄日芳不要与对方争一时口舌之快，只要充分地阐明弘光帝继统的合法性，不卑不亢、有理有节就可以了。
但黄日芳读了多尔衮的来信，修为还差了点，对多尔衮的炎炎大言大为不满，回信时言辞激烈，语多严峻。
史可法看了，淡淡一笑，亲自提笔，对黄日芳的信稿进行大刀阔斧的删改，并充分润色，对多尔衮的歪理邪说一一进行了辩驳，义正词严地声明弘光帝的即位是天经地义之事，并重申“连兵西讨”的愿望，描绘全歼大顺军后两国世通盟好的蓝图（信见《史可法集》、《清史列传·多尔衮传》）。他在信中说：
本朝已传国十六代，正统相承，治理天下，仁爱之风，远达四疆。贵国曾得我先朝屡次封赏，只不过因为小人挑起事端，引发了战争。先帝对此痛恨不已，已将奸人杀死，愿与贵国交好，这件事乃是殿下深所知的。现今贵国痛心我朝所遭逢的劫难，主动协助我驱除乱臣逆贼，真可谓是《春秋》大义再现于今世也。
但如若乘我国运中微，将我皇朝视同割据，并要移师东下，甚至以叛臣为前锋，既要获利又要盗用大义之名，恩仇关系，转眼颠倒。这种做法，徒助贼人的志气，空长寇仇的威风，不但辜负了我朝借兵复仇的苦心，也违背了殿下仗义扶危的初衷。
从前宋朝与契丹议和，只是每年送给金银绸绢；回纥出兵帮助唐朝平乱，非为获得土地。何况贵国念及与我朝世代友好之情，为道义而出兵，这一举动，当得使万代传颂。如果乘我蒙难，丢弃友好，与我为仇，企图占领我朝领土，好事不能彻底完成，以道义始而以获利终，岂非贻贼人以笑权！
先前，先帝怜惜那些造反作乱的乱民，不忍将之斩尽杀绝，剿抚并用，致使贻误至今。当今皇上具有上天赋予的英明，时刻以复仇为念。朝堂上的文武百官，团结一致，共商大计，戴甲之士，饮泣枕戈，人怀忠义，愿为国死。我私下里认为天亡“逆贼李闯”，应该不会超过今年。古语云：“树德务滋，除恶务尽。”如今逆贼李自成尚未伏天诛，根据谍报知其卷土西秦，意图报复。这不单单是本朝的不共戴天之恨，也是贵国除恶未尽之忧。谨希望贵国坚定与本朝的同仇之谊，有始有终，合兵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李自成之首，以泄铺天之愤。如此一来，贵国也以仗义之名流传四海、照耀千秋，本朝报答恩情，一定全力以赴。从此两国世代通好，传之永远，岂非大好！至于商订盟约之事，则本朝的使臣，早已上路，不久就可以抵达北京，与贵国正式订约了。史可法遥望北方大明皇陵宗庙，无泪可流，身陷大罪，罪当万死。之所以不立即追随先帝于九泉之下，实在是为了国家之故。经书上说：“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史可法到了今天，鞠躬致命，只有以微躯克尽臣子的节操而已。不日就要奖率三军，长驱渡河，以踏平狐鼠之窟，光复神州，以报今皇上及先帝的知遇之恩。至于贵国有别的想法，恕我不听。只望殿下明白审察！
史可法念念不忘北使团的北上和议的使命，对多尔衮的蛮横无理忍气吞声，那么，北使团在北京的任务完成得怎么样了呢？
且说，北使团一行到了济宁，被守城的清军来了个下马威，勒令遣返护团兵马。没奈何，左懋第只好依言遣返了护团兵马，经过清军验收，方始入城。
九月初九，北使团于汶土县遇到清朝河运总兵杨方兴。
这个杨方兴是个出生于辽东地区的汉人，在皇太极时就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大清管理层，这时候，在组织军队疏通大运河，询知南明诸人来意，哈哈大笑，说：“谋国要看大势，两军兵力对比，明弱清强，如要和好，你们不妨多运漕粮来，这样我们也好帮忙向摄政王说你们的好话，只是，目前最好的结果就是你们自觉取消国号，归附大清朝，这样，还可以以藩王的身份成为新朝的一部分。”
左懋第听得无名火起，什么两军兵力对比、明弱清强？！我呸呸呸！
我大明虽然丢失了北方大批土地，但现在还领有淮河以南的绝大部分领土，而且军事实力还不知比你们这些虏兵高出多少倍呢！
的确，这时候南京朝廷的军事编制有：南京京营兵六万，楚镇左良玉八十万（号称百万），江左四镇十二万，郑鸿逵、郑彩、黄斌卿、黄蜚等八镇十二万，其余如操江、凤督、楚抚、应抚、淮抚等亦拥兵十万左右。对清廷来说，倾尽其满洲全部兵力也就十三四万人，即使加上入关后收编的明朝降军，总兵力再多也不会超过二十万。
左懋第对杨方兴的话大为不满。
不过，杨方兴又不是清廷派来的谈判代表，他说的话并不能代表清廷官方立场，左懋第也犯不着和他辩。
十五日，北使团到达临清，终于迎来了一点温暖：原明锦衣卫都督骆养性时任清天津总督，听说故国有使者来和谈，出于对故国的依恋之情，擅作主张，派出了一支军队前来迎接。在骆养性军队的护卫下，使团于十八日抵达德州。坐镇德州的是明朝降官、时任清山东巡抚的方大猷。
方大猷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迎接故国的使团呢？方大猷给使团准备了一大盆闭门羹。他在德州城外大张告示，禁止使团入城。告示云：“奉摄政王令旨：陈洪范等所过地方，各部门单位都不必招待，他们的一切食宿自理。注意，只允许陈洪范、左懋第、马绍愉等百人进京朝见，其余人等均留置静海。祖泽溥所带家人，在允许入京之列。”
人与人的差距咋就那么大呢？
你方大猷是降清的明朝官员，人家骆养性也是降清的明朝官员，可你怎么就表现得这么没有人性呢？！
而且，你看看，你竟然还把大明故国的使臣当成了来京“朝见”的地方藩篱，真是狂妄嚣张、无耻至极！
到了沧州，气冲斗牛的左懋第召集大家商量下一步应对清廷所应持的态度。
马绍愉的意思是：“时势异殊，但济国事，不妨稍从委曲。”
左懋第大为愤慨，给马绍愉等人出示南明阁议的文本，强调此行目的主要是“酬夷而非款夷”，要求大家“不屈膝、不辱命”，时刻保持大明的国体尊严，如若清廷有意刁难，使臣唯有不屈共矢而已。
二十六日，到了静海县，骆养性亲自来迎，言明只许陈洪范、左懋第、马绍愉三使臣所带官丁百人进京，其余数百人均安置在一个古寺中，由清将看守，严禁走动。
骆养性虽是公事公办，但接洽之间、语言之际多含故国旧情。
二十九日，左懋第等百人行至河西务，被告知顺治帝要十月初一于北京即位，使团暂停前进。
乘停留间隙，左懋第派差官王廷翰、生员王言以“副将联名帖”之名往清廷内院送帖。
左懋第等人并不知道，骆养性因有示好故国之意，被多尔衮侦知，已于二十六被削职逮问。
骆养性的遭遇，震慑陷北诸臣，从此，皆杜门噤舌，再无一人敢与南明使团相见。甚至有人为表其忠，在多尔衮跟前开口闭口称“绝通好、杀使臣、下江南”。
所以，左懋第的名帖才前到清廷内院，降清明官冯铨便满面怒容，对着王廷翰、王言两人大叫大嚷道：“懂不懂‘入国问禁’？为什么不先去拜见摄政王？拿名帖来见我是什么意思？”
王言赔着小心答：“大明使臣奉本朝皇帝之命，致谢清朝。过济宁时，已经具好拜见摄政王的文书，准备先去拜见摄政王，但德州的方巡抚说摄政王严令‘陈洪范等所过地方，各部门单位都不必招待’，我们无法与清朝地方官员交往，文书无从上送，也就因此无法拜见摄政王。现在使臣派遣小臣来这儿，正是向您‘问禁’。”
冯铨一时语塞，悻悻说道：“我不收你等名帖，你等可立即进京来见。”
十月初五日，到张家湾。左懋第制止大家前进，派人送书信给摄政王多尔衮，明告多尔衮：大明使臣已至，请速安排大臣郊迎！
此外，又作一书信，交由王言持之遍示清廷内院的汉臣。
清廷内院的降清明官睹书后，表现各有不同：洪承畴神色忸怩，含涕欲堕，颇为不安；崇祯帝座前大学士谢升时而着夷帽、时而南冠，默然无语……
只有昔日的阉党冯铨熟视无睹，岸然自志。
主持内院的满人贵族刚林两眼怒视王言，等王言准备退出，突然喝问道：“为何使团不直接入京？”
刚林，姓瓜尔佳氏，字公茂，满洲正蓝旗，隶属郡王阿达礼，乃是深受皇太极、多尔衮信任的满族文臣，汉文化程度很高，曾在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作为笔帖式皇太极简派在文馆翻译汉文书籍，《洪武宝训》、《三国志》、《金史》等汉文古籍转译成满文的工作均是在他的主持下完成的。他还在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以汉文参加后金举行的科举考试中举人，天聪十年（公元1636年）被任命为内国史院大学士，参与撰修《清太祖实录》。
面对刚林的喝问，王言不卑不亢，从容答道：“大明皇帝有御书，不可轻亵。大清如不派官依礼郊迎，使臣宁死也不会前进。”
十月初十，先行入京的祖大寿之子祖泽溥派人回到张家湾汇报在京见闻，说摄政王多尔衮读了北使团的书信，颇有亲善之意。其父祖大寿说了：“少有机会，无不效力！”吴三桂的回答却是：“清朝法令甚严，恐致嫌疑，不敢出见。”末了，又表示说：“对于大明故国，终身不忍一矢相加遗。”
该日，清廷也派出了礼部官员到张家湾会见南明使臣。
十二日，清廷派出仪仗队，鼓吹前导，前来迎接。
南明使臣遂手捧弘光帝亲笔所作御书，自正阳门入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