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也巧，尚可喜、耿继茂于十一月初四日攻下广州，第二天，也就是十一月初五日，孔有德就攻下了桂林。
两广省城失陷的时间前后相隔仅仅一天。
省城丢失，两广地盘随即土崩瓦解。
躲避在梧州的永历君臣惊恐莫名，纷纷打点行装，作逃跑计。
十一月十一日，永历帝在大学士严起恒等人的簇拥下走水路遁往浔州。
然而，浔州已经姓“清”不姓“明”了。
镇守浔州的是庆国公陈邦傅。
陈邦傅想降清不是一天两天了。
早在永历元年，李成栋克广州、取肇庆时，陈邦傅就有降清之意。只不过，“粤东三烈”的起义，使李成栋被迫返粤，陈邦傅的降清之举没有实现。
现在，风雨飘摇，两广动荡，谁也阻止不了陈邦傅的降清之心了。
永历帝一旦进入浔州，将会成为陈邦傅效忠大清主子的一份厚礼。
刚刚登舟上岸的永历得到密报，顾不得大雨滂沱，在泥泞中仓皇窜往南宁，皇帝的卤簿和随驾物品被陈邦傅叛军搜劫一空。
陈邦傅没有抓到永历帝，就把从平乐战败后撤入浔州的明宣国公焦琏刺杀，割下他的脑袋献给孔有德做见面礼。
十二月初三日，历尽艰辛的永历帝总算到了南宁。
虽到了南宁，却已穷途末路。
惊魂未定的——永历帝只得硬着头皮派人入贵州，改封孙可望为一字王冀王，请他发兵入卫。
按明朝制度，一字王为亲王，二字王为郡王，时至今日，永历帝终于同意冲破祖制封孙可望为一字王了。但封又封得不彻底，封冀王，就是不肯封孙可望梦寐以求的秦王。
永历帝的解释是：大明朝第一代秦王乃是太祖皇帝次子朱樉，位居诸藩之首，已传世二百多年，不能移封旁人。
永历帝也不想想，所谓落地凤凰不如鸡，自己这时候已经是一个天涯亡命人，是需要孙可望帮助的时候，还穷讲究这么多，有意思吗？
这时的孙可望已完全占有滇、黔及川南广大地区，兵威极盛。并且，他早在永历五年（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四月派冯双礼等人率军由黔入湘攻下了沅州（今湖南芷江）。现在冯双礼等人正与清军激战于辰州（府治在沅陵），如果直接封孙可望为秦王，抗清事业将会顺利百倍。
可是，一根筋的永历帝就是看不透这其中的利害关系。
果然，接到永历帝的赐封，孙可望大感失望。
从孙可望的角度出发，他久用秦王名义发号施令，又怎么可以另受冀王之封？另受冀王之封，岂不是自供先前已誊黄公布的是名副其实的伪敕？
所以，孙可望坚持“王绳父爵”，拒不接受冀王之封。
杨畏知劝他说：“但是假终不若真足以服人心耳。”
犹豫再三，孙可望最终还是选择了拒绝。
虽然拒不肯受，但，清军已由柳州源源南下，南宁岌岌可危，若再不出手相救，则永历朝廷覆亡在即，孙可望急忙派遣贺九仪、张明志率兵万人，由广宁驰南宁护跸，再次请改秦封。
张明志到了南宁，先质问首席大学士严起恒：“封滇是秦邪，非秦邪？”
严起恒勃然变色，道：“汝以迎驾来功甚大，朝廷自有重酬，固不惜大国封。今为此语，是挟封也。岂有天朝封爵而可挟者乎？”
张明志大怒，直呼严起恒“老匹夫”。
严起恒不堪其辱，奔出舟外，投水而死。
张明志的行为，已非“请封”，乃是赤裸裸的“胁封”。
尚书杨鼎和，给事中刘尧珍、吴霖、张载述等人忍无可忍，纷纷抗论不允。
贺九仪、张胜、张明志等将心中焦躁，先后将这些人治罪处死。
至此，永历帝被迫正式承认了陈邦傅、胡执恭矫封孙可望为秦王的敕书，同时，也为“敬酒不吃吃罚酒”一语做出了完美的诠释。
尽管已经得到了秦王之封，但孙可望并不快乐。
不是说了吗？强扭的瓜不甜。
他觉得，这个“秦王”的封号既然来得这么勉强，永历君臣这么心不甘情不愿，不如自己做皇帝算了。
于是，他在名义上尊奉永历年号，暗地里却在贵阳建立行营六部，以范鑛、马兆羲、任僎、万年策等为吏、户、礼、兵部尚书，阴萌异志。
严起恒死后，永历帝打算破格授予杨畏知礼部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的官衔入朝辅政。
孙可望为了震慑永历君臣，玩儿了一手敲山震虎，将杨畏知处死。
面对孙可望的示威之举，永历政府噤若寒蝉，谁也不敢多话。
同年冬，尚可喜、耿继茂和孔有德合击南宁，永历政权岌岌可危。
孙可望疏请永历帝移跸云南。
当下形势，似乎只有移跸云南一途可行了。
廷臣朱天麟就奏道：“云南山川险阻，雄师百万，北通川、陕，南控荆、楚，亟宜移跸，以坚可望推戴之心，以慰中外臣民之望。”
可是，首辅吴贞毓因为曾反对过封孙可望为秦王，顾虑重重，不敢决策，而永历帝有过刘承胤的前车之鉴，也担心入了云南会被孙可望所控制，移跸之举，迟迟未成。
孙可望派来的护卫将领贺九仪见朝廷心存疑虑，一副宁死也不肯靠近原大西军的模样，不由愤然说道：“秦王为请移跸滇黔，特命我扈驾。今诸臣既各疑贰，我岂能担此重任乎？”
改日，不辞而别，率军拔营而去。
十二月初十日，清军线国安部已近逼近南宁。
改日，南宁失陷，永历君臣仓皇出奔，经新宁州（今广西扶绥）乘船溯左江逃至濑湍（今广西崇左县东）。
到了濑湍，水位低浅，舟船难行。永历只好下令尽焚龙舟重器，由禁兵抬辇走陆路经龙英（今广西大新西）、归顺（今广西靖西）、镇安（今广西德保）窜往桂滇交界处。
长途跋涉下来，从官大部逃散。
永历帝在云南东边一个名叫皈朝的村子里度过了1652年（永历六年，顺治九年）的新年。
转年正月，迁到了广南府（今云南省广南）。
孙可望接到报告，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把永历迎往贵州安隆千户所城居住。
他派副总兵王爱秀带兵护送，在呈上的奏疏中写道：“臣认为圣上的行在处于偏僻的广东显得太过孤助无援，曾再三迎请，却未奉允行。今年正月初三日接到外后营总兵狄三品等人塘报，说皇上圣驾已经抵达皈朝，准备移跸广南，臣不胜欣喜。臣先前考虑到圣驾必定有移跸的时候，所以先派遣各营兵马肃清沿路清军、流寇，确保道路安全。广南虽说是内地，但与交趾交界，人情叵测。臣反复思量，觉得安隆所一地最适合皇上安居。安隆所是滇黔粤三省会区，城郭完整坚固，行宫只需略加修葺，就巩固无虞。考虑到皇上屡历艰危，应该从长远眼光出发，不能再出现任何惊忧。现在皇上既然已经到达了安隆，就可暂劳永逸，一切御用粮储，从贵阳输运，朝发夕至，虽然比广南接近交夷，但安全系数远胜广南。臣现在特别派遣副总臣王爱秀前来奉迎。如果日后恢复了中原，往东南迁都，也减少许多艰难纡折之苦。临奏不胜激切。”
这时的孙可望打造两个政治中心：一个是云南省会昆明；另一个是贵州省会贵阳，他本人就坐镇于贵阳。
论理说，永历帝既已进入了云南境内，孙可望应该将他迎至昆明。但孙可望却担心永历帝到了昆明后会得到李定国、刘文秀等人的拥护，明祚复振，自己帝业难成。于是，派人把永历帝从云南境内迎入贵州。虽迎入贵州，却又不愿迎至贵阳。在贵阳，孙可望已隐有国主气象，一旦永历来了，孙可望就得时时朝见称臣，威信大减，且以后重大的军国要务都必须在形式上取得永历帝的认可才能施行，在孙可望看来，这简直是一种作茧自缚的行为，万不能行。
于是，经过再三斟酌，他把永历移跸的地点定在了安隆。
安隆只是明代的一个千户所城，地处偏僻，城小民稀，虽然号称千户所城，城中居民实不过百户。
孙可望认为，把永历安排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既可以隔绝永历朝廷和李定国等人的联系，又避免二龙（指他自己和永历帝）同时出现在贵阳的尴尬局面，同时，自己又可以对永历政府实施很好的监控。
永历朝廷实在走投无路了，只好接受了孙可望的安排，在王爱秀护送下搬到了安隆千户所。
启程之前，永历帝下令将安隆改为安龙府。
由“隆”改“龙”，这一字之变，大含寓意——永历希望这是一个足以让自己安心休养的福地。
永历六年（顺治九年，公元1652）二月初六日，永历帝抵安龙，扈随的廷臣、文武官员，止五十余人，再无一卒一民为朝廷所有。
永历帝居住的千户所公署低矮简陋、使用器物奇缺，景况凄凉。
当然，孙可望也并非不管永历帝的死活。他任命亲信范应旭为安隆府知府，张应科为总理提塘官，负责监督永历君臣，并定量供应少量银两、粮米（每岁银八千两，米百石）。
永历帝初到安龙，李定国、刘文秀自称孙可望之弟，曾派人前来问候，并奉进银币、食物等物。
孙可望得知，对李、刘二人大为忌恶。
为防万一，孙可望明确下令，李定国、刘文秀等人未经自己许可，一律不得到安龙探望永历帝。
永历帝实际上成了一只金丝笼里面的鸟雀，所有“大小战争，诛斩封奏”之权全部落入了孙可望之手。
一时间，“孙可望欲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传言遍布黔、滇两地。
孙可望冷笑着给永历帝上疏嘲讽说：“挟天子令诸侯，是因为天下还有诸侯，诸侯还有天子；现在的天子已经是泥菩萨过江了，我挟天子之令以令于何地，令于何人？”
永历帝览疏自愧，无地自容。
此年三月，清廷命定南王孔有德由桂林出河池攻取贵州；命平西王吴三桂由嘉定出叙州攻取川南。
孙可望乃部署两路出兵：一路由刘文秀率领，王复臣为副帅，由滇东出四川叙州，下重庆，包围成都；一路由李定国率领，冯双礼为副帅，以八万步骑，经黔东，出湖南，由武冈趋全州，直逼桂林。
孙可望自为主帅，居中策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