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会一战，明军溃散，将士死伤严重，李定国只好弃新会南走高州。
广东收复已然无望，广东地区不愿做清廷臣民的民间男女老幼，饥兵病卒，共六十万人跟随着李定国往广西逃难。
这样一来，李定国一军行动滞缓，几不成军。
清军尾随追击，数度重创李定国军。
李定国抚难民哀号失声，焚毁横州浮桥，连夜由宾州撤往粤西。
至此，广东高、廉、雷三府所属的二州十县，及肇庆府所属六县、罗定州所属二县，共计三府三州十八县，又复陷于清军。
永历九年（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李定国回到南宁，兵力仅剩六千。
孙可望听说李定国军败，高兴得手舞足蹈，连连称快。
他为了防止李定国西入黔、滇搅局，命令总兵刘镇国、关有才、张明志这“刘关张三人组”统十三营之师，凡四万人，扼守田州（今广西田阳），并下令：“凡定国必过之地尽焚刍粮，以绝其归路。”
李定国前有孙兵堵截，后有清兵追击，处境大为不妙。
就在这种自身难保的困境下，李定国收到了永历帝的血字诏书！
早在前年（永历九年，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十月，永历被孙可望僭逼得寝食难安，听远近皆语“定国精忠”，“军声丕振”，便把脱困的希望寄托在李定国身上，与内监张福禄、全为国及大学士吴贞毓等密谋，遣使臣林青阳、周官赍敕及刻有“屏翰亲臣”四字的金印一颗，召李定国率兵入卫。
彼时，李定国正紧锣密鼓地筹划第二次广东大战，分不开身，只是伏地痛泣，许诺等自己收复了广东，就亲入安龙迎驾。
哪料，广东未复，圣主更加困厄。
现在，前来赍血字诏书的兵部侍郎萧尹向李定国描述起孙可望的种种跋扈作为时，既怒形于色，又泣不成声。
原来，那孙可望得知林青阳、周官斋携密敕及“屏翰亲臣”金印求援于李定国，恼怒之下，命郑国、王爱秀严刑拷掠与事诸臣，并胁迫永历下诏处死吴贞毓及刑科给事中张镌、翰林院检讨蒋乾昌、内监张福禄、全为国等十八大臣，酿造出惊骇海内的“十八先生案”血案。此后，又谕云南城守王尚礼，籍没李定国安西大营的宫眷并文武兵丁妇女，分配给各营，所幸王尚礼以“大营分散，将滋内乱”为由，再三劝阻，才改作“裁汰安西大营粮饷”处置。
而孙可望为准备称帝登基，在贵阳大兴土木，建立宫殿、楼台。又在昆明和贵阳的官道上兴建了十余所行宫，以备在两地之间巡幸时用。
想着孙可望为阻止自己撤回云南，不惜使总兵关有才、刘镇国、张明志等统十三营之师屯于田州阻击自己，还命人在自己后撤必经之路焚毁刍粮全，这已经很过分了，还对圣上的逼迫和欺凌竟然无视于此，而且，圣上现在已到了生死攸关的关头，李定国伏地恸哭不能起，遣使贡上服御物，痛奏道：“誓死先为陛下除逆臣，后议恢复。”
可是，自己所部只有数千之众，如何从孙可望这个逆臣的眼皮底下救出圣上，并如何除掉这个逆臣，却是个天大的难题。
中书金维新（即金公趾）献策说：“关有才、刘镇国、关明志等人虽然兵多，但都是您当日的旧部下，怎么敢与将军为敌？如今将军以奇兵长袭，他们在毫无防备之际我突然出现，一定会且惊而溃。彼时，我乘胜奔至安龙，迎皇上入云南，可谓名利双收。”
所谓艺高人胆大。
李定国决计险中求胜，拼死一搏。
翌年正月，李定国拔寨从便道入滇，昼夜兼程，三天就进至田州。
关、刘浑然不察，等李定国掩杀至跟前，手足无措，匆匆乘空马逃走。
李定国不愿兄弟自阋于墙，传令不要追逐二将，只派前骑传呼：“西府驾来！”
刘、关部下士卒都在道路两旁跪下迎接。
李定国传谕安抚道：“你们用不着害怕，我与秦王本为义兄弟，只不过小人从中挑拨离间，现在嫌隙已去，别无他事。你们各自回营，稍后一块喝酒吃肉。”
李定国此言一出，双方军队相遇欢欣如父子兄弟。
次日，李定国发二万银犒军，并传令休息三日。
诸军高兴得皆呼千岁。
招抚到这支队伍，李定国军势渐振，稍事休整，继续疾驰安龙。
在安龙，终于见到了永历帝，君臣相抱持痛哭。
永历帝拭泪而笑，说：“久知卿忠义，恨相见之晚。”
李定国泣奏道：“臣得蒙陛下知遇大恩，一心想取两广以迎圣驾，哪知事情不但不能如臣所愿，反而让陛下担惊受怕日久，臣真是万死不能自赎。”
随后，李定国密誓效命，并露出了背脊上绣刺的“尽忠报国”四字遍示廷臣，众人均啧啧大赞忠臣。
不日，在李定国大军扈卫之下，永历帝移驾昆明。
镇守昆明的是抚南王刘文秀、固原侯王尚礼，另有将军王自奇部骑兵驻于楚雄、贺九义部兵五千人扎于武定，总兵力约有二万。
刘文秀闻圣驾将至，出城迎圣驾入昆明，改云南府为滇都。
云南向为偏远之地，昆明百姓听说真龙天子驾到，一个个激动不已，遮道相迎，许多人跪倒在尘土之中，痛哭不已。
面对这隆重的接驾仪式，一生都活在颠沛流离之中的永历帝感动万分，泪湿衣襟，让随从传旨：“朕到，勿分军民老幼，听其仰首观觇，巡视官兵不许乱打。”
当日，整个昆明城都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里。
进入了昆明，李定国和刘文秀为了给孙可望留下回归的余地，并没把永历帝安置在孙可望为自己建造的豪华宫殿，而是临时把云南贡院（大西军入滇后这里曾经是定北将军艾能奇的住所）作为永历帝的行宫，视朝听政。
永历十年（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四月，永历帝封李定国为晋王、刘文秀为蜀王、白文选为巩国公、原固原侯王尚礼加封保国公、将军王自奇为夔国公、贺九义为保康侯、秦王护卫张虎为淳化伯、水军都督李本高为崇信伯。
世袭镇守云南勋臣黔国公沐天波负责执掌禁卫军。
朝廷的文臣有大学士扶纲、雷跃龙、吏部尚书张佐宸、吏部文选司郎中汪蛟、工部尚书王应龙、户部左侍郎龚彝、兵部左侍郎孙顺、刑部左侍郎冷孟銋、通政使尹三聘、詹事府正詹事杨在、大理寺寺丞张重任等。
永历朝廷移跸昆明后，李定国、刘文秀率领各公、侯、伯、将军上疏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秦王臣可望所待失人臣礼。臣等集议：奉孙可望出楚，臣定国出粤，臣文秀出蜀，各将所部兵马，从事封疆。凡驭天下之大柄悉还之其主，谨冒死以闻。”
永历知道孙可望不会轻易放弃权力，俯就臣节，把这件奏疏留中不发。
明知孙可望已经在邪路上走火入魔，李定国仍希望他能幡然醒悟，以大局为重，共同坚守滇、黔，合力抗清。
李定国请刘文秀致血书从中议和。
孙可望眼看废帝自立之事被李、刘搅黄，急怒攻心，已经失去了理智，看到刘文秀的劝和血书，信口胡扯，复书谩骂。
李定国尚仍不放弃希望，派淳化伯张虎为使者带使者团携带玺书前往贵阳调解。
临行前，永历特赐金篦一枚给张虎，叮嘱道：“卿等往道朕意，务使孙、李两藩和好如初，每行一事，每言一语，总要为祖宗社稷着想，如此，卿等功名便永垂竹帛矣。”
张虎原为秦王护卫，是孙可望的亲信，到了贵阳，便呈上永历所封淳化伯印，说：“如果我在昆阳不接受这个官印，恐怕就遭到他们的疑忌，才不得已接受了下来。请国主相信小臣，小臣我受国主厚恩，绝不会背叛！可叹那白文选已受国公之职，被人家所用了。”
又密告可望道：“皇上虽然到了昆明，但不过像木偶人一样，什么事也管不了。文武两班，唯唯诺诺，内外大权，尽归李定国。李定国所信任的人有金维新、龚铭、靳统武、高文贵，对这些人不断升官加赏。现在，昆明兵马不满三万，人无固志，唾手可取。”
孙可望听了，连连点头，心中已经开始盘算着进兵云南。
永历帝又派学士杨在、侍郎邓士廉等人到贵阳宣谕，一心化解矛盾，希望孙可望能够共济国难。
孙可望已经铁了心不肯合作，他恨李定国打破了自己的皇帝梦，派张虎回昆明复命，说“这个矛盾，必须李定国亲自来贵阳谢罪才能够化解”，想把李定国诓到贵阳斩杀。
李定国自然不能轻信孙可望的话，但为了打破僵局，自己虽不能往，还是派遣了与孙可望关系极好的王自奇同张虎再往贵阳相劝。
哪承想，王自奇和张虎一样顽冥不化，到了贵阳，非但不劝孙可望迷途知返，反而大谈“定国孤军易擒”，鼓动孙可望早日起兵。
他还拍着胸脯称自己在楚雄训有劲旅，只要主公兴师入滇，自己必定举兵响应，其时，内外夹攻，可以一战而胜。
孙可望大喜过望，终日与王自奇、张虎几人嘀嘀咕咕，反复商讨和推演攻取云南事宜。
待到方方面面都安排停当、每一个细节都落实到位，这才将王自奇放还昆明。
王自奇回到昆明，力陈孙可望必不可和，云南与贵州必有一仗要打，拍着胸脯说自己在楚雄训有劲旅，现在就回去整顿兵马，共抵孙可望入侵。
听了王自奇的话，李定国还是不能放弃。
毕竟，孙可望手下有十多万兵马，这些人，本来都是自己的兄弟，如果合兵一处，那对抗清复明是多大的一股力量呀，一旦和孙可望开战，就等于把他们对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每想到这，李定国就痛心不已。
前思后想，李定国还是希望能从情感方面打动孙可望。
通过和永历帝商量，李定国又派孙可望旧部总兵王麟将其家眷送回贵阳。
临行前，李定国亲自在昆明城郊设宴送行，千叮咛万嘱咐，要王麟以大义相劝，务必使黔、滇两家放下成见，重归一家。
哪知这个王麟更不是人，他到了贵阳，竟然诡称是奉永历帝命令前来向“国主”行暗杀之事的。
这么一来，无异于火上加油。
“国主”孙可望忍无可忍，决意兴兵与李定国决战。
他一面使通政司朱运久到昆明，伪装议和，暗中联络旧部王自奇、王尚礼为内应；一面调兵遣将，积极做攻滇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