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时，蒋梦麟作短文，中有“中日同文同种”的话，但其日文老师中川毫不留情地批道：“不对，不对，中日两国并非同种，你的国家将被列强瓜分，可怜，可怜！”这句话如同利剑般刺进蒋梦麟的心里。是晚，他为国家的前途流泪不已。
1907年，蒋梦麟准备与友人冯子夷、陈伯平到安庆参加徐锡麟领导的革命运动。在上海鼎丰钱庄任经理的堂兄得知后，将蒋梦麟大骂一通，给了他400大洋，让他去日本参加展览会。在之后的安庆起义中，徐锡麟、冯子夷、陈伯平皆被捕，后被清廷杀害，而去了日本的蒋梦麟逃过一劫，幸免于难。
在日本，蒋梦麟在一个展览战利品的战绩博物馆里，看到中日战争中俘获的中国军旗、军服和武器，他惭愧得无地自容。“夜间整个公园被几万盏电灯照耀得如同白昼，兴高采烈的日本人提着灯笼在公园中游行，高呼万岁。两年前，他们陶醉于对俄的胜利，至今犹狂喜不已。”22岁的蒋梦麟孤零零地站在一个假山顶上望着游行的队伍，触景生情，不禁泫然涕下。
1909年，在美国留学的蒋梦麟到旧金山的革命党人机关报《大同日报》任主笔。此后，蒋在孙中山的指导下，与刘成禺为《大同日报》连续写了三年的社论。开始时，两人轮流隔日撰写，常常开夜车到深夜。辛亥革命后，刘回国，便由蒋梦麟独自承担起每日社论的重任。
1932年1月28日下午，准备从上海乘火车返回北平的蒋梦麟，因淞沪会战，火车停驶，而滞留上海。是夜，蒋被一阵炮声惊醒，接着听到一阵轧轧的机枪声。他从床上跳起来，随着旅馆里的人跑到屋顶观望。天空被车站附近射出来的炮火映得通红，隆隆的大炮声，啪啪的机枪声终宵不断。第二天早晨，蒋再度爬上屋顶，只见被日本轮番轰炸的商务印书馆黑烟冲天，纸片漫天飞舞，有些碎纸片上还能看到“商务印书馆”的字样，心中有说不出的难过。
日本人将北大看成反日运动的中心，日本的第五纵队经常伪装成学者到北大拜访，一些日本学者也不时前来，希望能争取北大的“友谊”。有一位日本学者曾对北大教授们滔滔不绝地大谈中日文化关系，蒋梦麟毅然说道：“除了日本的军事野心之外，我们可看不出中日之间有什么文化关系存在。只要你们肯放弃武力侵略的野心，中日两国自然就能携手合作的。”
七七事变发生时，蒋梦麟正在杭州。一个乌云密布的下午，蒋正坐在柳荫下欣赏湖边浅水中鱼儿穿梭往返，听见城外隐隐传来阵阵雷声。有人打电话给蒋梦麟：“喂！你听到没有？”接着又是一阵雷声。蒋回答：“是呀，在打雷。”“不是，敌人在轰炸我们的机场！”蒋梦麟这才知道日军来袭。第二天，日军开始轰炸南京。难民像潮水一样从上海涌到杭州，庙宇里住满了妇孺老幼。蒋梦麟回忆：“山区的小茅屋也成了衣装入时摩登小姐的临时香闺。她们还是像以前一样谈笑，似本没有发生过任何变故。我们中国人就有这点本领，即使身临危难，也常能处之泰然。”
1943年1月，蒋梦麟写信给胡适，谈战后北大的建设方针，附带也谈了一下自己的理想，说自己因家人有长寿传统，故估计自己还能活二十年，在这段时间里，他想做三件事，一是研究书法，二是办学校，三是写书，目的是为了“使西洋能真正了解中国”。蒋梦麟写的这本书，就是他在昆明的炮火下笔耕不辍，用英文写就的《西潮》。
50年代，蒋梦麟参加完加州大学一个教授的酒会之后，对沈刚伯说：“我往日在此读书的时候，美国人一见中国人，便问：where is your laundry？（你的洗衣店在哪里）现在改为where is your laboratory？（你的实验室在哪里）话是变了一个字，而在问者的心目中把中国人看做赚美金的苦力，还不是一样？更可叹的，是从前的中国学生听说洗衣店，便感愤地思雪此耻；今日留美学人一提及实验室，却大都沾沾自喜！楚才晋用，久而忘返，从今一旦归国，也将无法适宜环境，发抒他们的长才！像这样的人才外溢，我们将来回到大陆，怎么办呢？”他曾好几次说：“时时想回大陆，而又天天怕回大陆！”沈刚伯不知此为何意，后来听了蒋梦麟这番话，方才明白。
蒋梦麟在《新潮》引言中说：“这本书里要讲的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经验。经验是宝贵的；可是宝贵的经验是付重大的代价买来的。”又说：“我写这本书的用意，就是想把几十年的经验，传给现代的青年和后代的儿孙。我们这一代所经验的无限苦痛，希望可以为下一代的人们作指示和教训：当避免的要避免，当保存的要保存，当改进的要改进，当推翻的要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