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是庚子赔款后按美国方式建立的学校，当时一些清华学生对其并不完全认同。闻一多毕业前发表《美国化的清华》一文说：“我将离开清华，十年的母校，假若我要有点临别的赠言，我只有这几句话可对他讲。我说：清华太美国化了！清华不应该美国化，因为所谓美国文化者实不值得我们去领受！美国文化到底是什么？笼统地讲，物质主义；零碎地数，经济、实验、平庸、肤浅、虚荣、浮躁、奢华——物质的昌盛，个人的发达……清华里的事事物物，我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的。我敢于说我讲的关于清华的话，是没有错的。”
自从闻一多挂牌治印后，顾客络绎不绝，长子闻立鹤对此颇为反感。一次，闻立鹤质问父亲是不是发国难财，闻一多听罢没有生气，只是黯然说了一句：“立鹤，你这话我将一辈子记着。”
闻一多乐于提携后进。一次，某学生向闻一多借他的四册《诗经长编》手稿，闻连其姓名都没有问，就将手稿借给了他。何善周做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选注工作时，闻又将自己的手稿贡献出来，任其挑选。
有学生为撰写论文而请教闻一多。闻说：“我劝青年朋友们暂且不要谈创作，先读20年书再说。”
学生郑临川读大三时，听说闻一多考核学生成绩爱听奇谈怪论，于是打算写篇否定屈原存在的读书报告。闻一多听后对他说：“书倒念了不少，可惜态度和方法还有问题。是的，我一直鼓励同学要独立思考，敢发异论，要经得住不怕荒谬绝伦的考验，去争取绝妙千古的成就。但是，首先必须端正态度，态度端正才会找到正确的方法。屈原存在的历史事实，你能否定得了么？”
1942年，郑临川赶写毕业论文，向闻一多求资料。闻让他到司家营住一段时间，到文科研究所查阅资料。郑以为先生定有秘籍相授，欣然前往。但一连半个月，闻并没有指导，只是让他自己去翻阅。郑很是着急，于是编了个理由，准备回城。这日午后，闻将自己多年整理的唐朝诗人的资料拿给郑，让他去抄，并告知，如果他以后研究唐诗，可以将这些资料送给他。郑很是感动。闻说：“为什么不早拿给你，要等到半年后的今天呢？我是有意让你经过一番困苦探索的过程，使你懂得做学问的艰难。你嫌自己半年来搜集的太少，就该知道老师这些资料是付出多少年的心血吧。要知道，做学问当像你们三湘的‘女儿红’（一种湘绣），是成年累月用一针一线辛苦织成的，不是像跑江湖的耍戏法忽然变出来的。你能懂得做学问的艰难，才会自己踏实用功，也不至信口批评，随意否定别人的成绩。”
1943年春，季镇淮撰写了一篇文章，对古书中常出现的数字“七十二”进行考据，闻一多对此文提出诸多意见，又让何善周帮忙查找资料，最后自己花五个昼夜重写此文。文章发表时，闻坚持署三个人的名字，并在附识中说自己只是“多说了些闲话，当了一次抄胥”。
青年时代，闻一多对鲁迅并无太多好感。他在给梁实秋的信中曾提到过“非我辈接近之人物”，第一个就是鲁迅。1944年，昆明文艺界举行纪念鲁迅逝世八周年晚会，闻一多也去参加。闻先向鲁迅的画像深鞠一躬，然后说：“现在我向鲁迅忏悔：鲁迅对，我们错了！当鲁迅受苦受害的时候，我们都还在享福……当时我们如果都有鲁迅那种骨头，哪怕只有一点，中国也不至于这样！……时间越久，越觉得鲁迅伟大。今天我代表自英美回国的大学教授，至少我个人，向鲁迅先生深深地忏悔！”
1944年，传闻联大要解聘闻一多等人，且特务已准备刺杀他们。几个联大学生很是焦虑，让王一到闻家去劝说闻一多。一个寂静夜晚，王一来昆华中学找到闻一多，他在卧室里，一手拿着馒头啃，一手在磨石章，笑着说：“这是我的副业——靠小手工业过活。”沉默半天，王说明来意：“我以你的学生的资格，要求你爱护自己一点，因为今天讲真理的人太少，我们经不起敬爱的长者的损失。”闻瞪着眼，半天，泪珠濮濮地掉了下来：“这是做人的态度，……我觉得许多青年人太冷了，……人总有心有血，……我不懂政治，可是到今天我们还要考虑到自己安全吗？我很感激，……可是我还要做人，还有良心……”
“一二·一”惨案后，闻一多劝学生复课，许多崇拜他的学生于是对他颇为不满，甚至谩骂他。某个冬日的上午，王一到闻家拜访，闻夫人高真生病躺在床上，闻正在刻图章，弯着腰，摘了眼镜，叹口气，用低到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现在我才知道，我们这些人，所怕的不仅是右，还有左，青年人都太性急，恨不得一下子新民主中国就来到——其实，我们知识分子——连我在内，——都是如此的。过去我对所有的青年人都相信，现在才知道青年里什么样的人都有，——不过青年人还是很可爱的。错误不要紧，我们谁也没有政治斗争经验，青年是可爱的，可爱的。不幸作了特务的青年，我们尽可能地争取他们。”
1946年，学生黄福海向闻一多辞行，闻为他题写临别赠言。署名时，闻盖上自刻的一枚印章“叛徒”，并解释道：“为什么叫‘叛徒’呢？因为我要做一个旧世界的叛徒！”
是年春夏的一天，闻一多正赶写一篇文章，小女儿缠着闻夫人高真吵闹，闻无法集中精力写作，一怒之下打了女儿。女儿哭得更厉害了，保姆赵妈心疼孩子，对着闻嘟囔。一时间，闻生气，女儿哭，妻子劝，赵妈抱怨，乱成一锅粥。次子闻立雕闻声过来批评父亲道：“你平时天天在外面讲民主，怎么在家里动手打人！这叫什么民主？”面对儿子的批评，闻一时错愕。少顷，他严肃地对儿子说：“今天是我不对，不该打小妹。我小时候就是受这样的教育过来的，希望你们以后不要这样对待你们的孩子！”
闻一多评价自己：“我是幼稚的，但要不是幼稚的话，当时也不会有五四运动了。青年人是幼稚的，重感情的，便是青年人的幼稚病，有时也并不是可耻的，尤其是在一个启蒙的时期，幼稚是感情的先导，感情一冲动，才能发出力量。所以，有人怕他们矫枉过正，我却觉得更要矫枉过正，因为矫枉过正才显得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