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电话之前，那只是很普通的一天。当时，我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正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住在伦敦的一个小街区里，就在泰晤士河的南岸。过去这附近曾经是一些仓库和工厂，还有这座城市里最小的公园。这是个8月的夜晚，天气闷热，一丝风都没有。我累极了，只想快点回家去洗个澡。当手机响起的时候，我甚至考虑过挂掉它。但好奇心促使我放慢了脚步，用手指滑动口袋里的手机，然后把它拿出来，贴在耳朵上——汗水很快就沾满了屏幕。电话是我爸爸打来的，他不久前刚刚搬到了瑞典。这有点不对劲，他很少使用手机的，因为打到伦敦的长途电话费用很贵。手机里传来他的哭声。我一下子愣住了，手里的购物袋滑落到地上。我从来没有见他哭过。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在我面前发生争执。在我们的家庭里，从未出现过暴力，泪水和龃龉也颇为少见。虽然，偶尔我也会察觉到气氛有些紧张，但是不管遇到多大的麻烦，他们从未在我面前表露过。我问他：
“爸，怎么了？”
“你妈妈……她有点不太好。”
“妈妈生病了？”
“我感觉太难过了。”
“因为她生病了？她病得很重吗？妈妈到底怎么了？”
他一直在哭。我只好默默地等着，直到他说：
“她老是胡思乱想，想一些可怕的事情。”
原来只是出现了幻想，并不是身体出了毛病，我松了一口气，不过这听起来还是有些不正常。我蹲下来，一只手撑在尚有余温的龟裂的混凝土路面上，我看着一道红色的酱汁从歪倒的购物袋里流淌出来。过了一会儿，我问他：
“她病了多久了？”
“整个夏天都这样。”
看来已经有几个月了，但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一直待在这里，在伦敦。很显然，爸爸保持了有事就瞒着我的传统。正想着，他又说道：“我本来以为可以帮助她。或许是我拖得时间太长了，可刚开始的时候症状一点也不明显——就是有点焦虑和奇怪的言论，我们都没当回事。后来她开始胡乱猜忌。她不听我说话，谁的话也不听。她说她有证据，言之凿凿地怀疑这怀疑那，其实都是些无稽之谈和谎言。”
爸爸的声调逐渐高起来，语气越来越坚定，他停止了哭泣，恢复了言语的流畅。除了悲伤，他的声音里多了些别的东西。
“我原以为一切都会好起来，或许她只是需要时间去适应瑞典的农场生活，可是事情越来越糟糕。现在……”
我父母这一辈人，除非受到了明显的严重外伤，否则轻易不会去看医生。对他们来说，与一个陌生人分享生活中最私密的细节是不可想象的。
“爸，告诉我，她看过医生了吗？”
“医生说她是急性精神病发作。丹尼尔……”
妈妈和爸爸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不会用“丹”译者注：丹是丹尼尔的昵称和简称。来称呼我的人。
“你妈妈进了医院。她正在接受治疗。”
听了最后这句话，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一度以为自己会惊叫，但终究什么也没说出来。
“丹尼尔？”
“嗯。”
“你在听吗？”
“我听着呢。”
一辆汽车从我身边缓缓地驶过，司机盯着我，按了按喇叭，但没有停下来。我看了下自己的手表，现在是晚上八点，今晚不会有航班起飞了，我打算明天一早就出发。情绪的波动并没有使我失去效率，我们又聊了一会儿。经过了最初几分钟的震惊，我们都恢复了常态——自控和克制。我说：
“我会预订明早的机票，我一订完票就给你打电话。你在农场吗？还是在医院？”
他居然还在农场里。
挂断电话，我急忙把购物袋里的东西一一拿出来，摆在人行道上。最后，我翻出了一瓶打破的番茄酱，我小心地把它拿出来，玻璃碎片上还粘着商标。我把它丢进附近的一个垃圾桶里，走回购物袋旁，拿出纸巾擦拭剩余的酱汁。虽然根本没这个必要——忘掉该死的购物袋吧，我妈妈生病了——可是瓶子完全碎掉了，番茄酱也飞溅得到处都是。况且，做点简单的清理工作也可以帮助我恢复平静。我拿起袋子，用比平时更快的速度赶回了自己的家——老肉饼厂楼上改造出来的一套公寓。我冲着冷水澡，琢磨着自己要不要哭上一场。该不该哭呢？我问着自己，就像决定是否该抽根烟一样。这不是一个儿子应该做的吗？面对这种情况，哭不是一个人的本能吗？不过，在感情用事之前，我还是停了下来。在别人的眼里，我一直是个镇定的人，但在这件事上，我并不是冷静——我只是觉得有些难以置信。一想到妈妈正在医院里接受医生的治疗，我就感觉不真实，我无法把情感宣泄在自己不了解的情况中。我不能哭，有太多的问题让我根本哭不出来。
洗完澡后，我坐在自己的电脑前，浏览过去五个月妈妈发给我的邮件，想从里面找出些许线索。但是，我失望了。自从4月份他们搬到瑞典之后，我就再没见过我的父母。在欢送他们离开英格兰的聚会上，我们共同举杯，祝愿他们退休生活快乐。宴会结束后，所有的客人，包括我父母最亲密的朋友，都站在老房子门前向他们挥手告别。我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叔伯姑姨，在我的印象中，家庭就意味着三个人，妈妈、爸爸和我——一个稳定的三角形，就像三颗明亮的星星紧紧地抱在一起，周围都是无尽的虚空。我们从未认真地讨论过亲情的缺失。但很明显，我父母都经历过艰难的童年，都被自己的父母疏远过。我坚信，他们从不在我面前争吵，正是源于某种强烈的渴望：他们要为我提供一个与他们截然不同的童年。他们的身上没有传统英国人的保守，他们善于表达自己的爱和幸福。日子过得好，他们会兴高采烈地庆祝，即便遇到不顺，也会表现得非常乐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认为我是温室里的花朵——我的世界里只有美好，一切的丑恶都被隐藏了起来。我被保护得妥妥帖帖的。
那天的欢送会非常完美，在人们的欢呼和簇拥当中，爸爸妈妈开着车，满载着自己的全部家当出发了，就像开启了一次伟大的冒险。妈妈的脸上洋溢着兴奋的神情，她终于可以回到自己的祖国了。她离开那儿时只有十六岁。
在到达瑞典南部那个偏远的农场后，有那么一段很短的时间，妈妈还经常发电子邮件给我。邮件里充满了对美好的农场生活的描述，还有美丽的乡村风情，以及当地人的热情好客，即便其中隐藏了一丝微妙的感觉，我也把它归结为自己的错觉。过了几周，邮件的篇幅明显缩短，喜悦的感情也越来越少，可在我看来，这反而是正常的。妈妈一定是安定下来了，没有时间去感叹了。终于，她的最后一封邮件出现在我眼前：
“丹尼尔！”
没有别的，就是我的名字，还有一个感叹号。在回复里，我告诉她邮件可能出故障了，有一部分内容没有发送过来，所以请她重发一遍。我错误地忽视了这封邮件，一点也没有多想，根本没有注意到邮件背后可能隐藏的痛苦。
我不安地浏览着所有的邮件，想看看还有没有其他被我忽视的问题。然而，没有胡言乱语的迹象，没有不规则的拼写，也没有令人困惑的浪漫幻想，她的写作风格一如既往，大多使用英语，偶尔会夹杂一些瑞典语。我不得不跳过很多这样的词，尽管小的时候她都教过我。这让我感到非常羞愧。有一封邮件包含了两个很大的附件，却没有其他的文字信息。附件是他们的照片。我之前一定看过，但现在我的大脑里一片空白。很快，第一张照片出现在屏幕上，灰色的天空下，是暗淡的谷仓和生锈的铁皮屋顶，一辆拖拉机停在屋子外面。放大照片，我从玻璃的影子中看到了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我的妈妈。在闪光灯的强光照射下，她的头仿佛被笼罩在明亮的白色光圈当中。第二张照片上，爸爸正站在农舍的外面和一个高大的陌生人交谈。照片是从远处拍摄的，拍照的时候爸爸应该并不知道。与其说这是一幅随手拍下的家居照，还不如说是一张监视照片。在回复的邮件里，我假惺惺地表示，我真的很想到农场去看望他们。我在撒谎。我并不想去那儿，从夏初到夏末，再到初秋，我用半真半假的含糊理由已经把行程推迟过好几次了。
拖延的真正原因是，我在害怕。我没有告诉他们，我现在和一个男人同居。我们已经认识三年了，而且我们正在讨论结婚的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愈加坚信，自己无法在不破坏家庭的基础上解决这个问题。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和女孩子约会过，我的父母还会为我们做晚饭，他们为我的选择而欣慰——那些女孩都是非常美丽、风趣而聪明的。但是当她们脱掉衣服的时候，我的心跳并没有加速；和她们做爱时，我只能尽力表现得非常专注。我迫使自己相信，我能让她们快乐，我不是个同性恋。一直到我从家里搬出去之后，我才接受了自己的性取向，并坦白地向朋友们承认。但这其中并不包括我的父母，我不是害羞，而是怕伤害到他们。我害怕会破坏童年的记忆。它应该保持完美。我的父母不遗余力地为我营造了一个幸福的家庭氛围，他们竭尽全力，发誓要创造一个安宁的、没有伤害的伊甸园，他们从未放弃过，哪怕一次也没有。我永远爱他们。然而，听到真相后，他们一定会觉得自己失败了。他们会认为我所说的一切都是谎言。他们会害怕我受到世俗的孤立与折磨，会被人欺负和嘲笑。可这不是真的。对我来说，青春期可谓一帆风顺。尽管我的一些朋友遭遇过社交尴尬，但我轻松地度过了从少年到成年的那一步——我明亮的金发或许稍显憨厚，但我同样明亮的蓝眼睛可一点都不显迟钝。我身姿矫健，相貌堂堂，无论在哪里都大受欢迎。那些年，我天马行空，心底的小秘密也没有给我造成什么困扰。我不会为它感到忧伤，也不愿意过多地思索这个问题，可是现在，我害怕面对它。我怕我的父母会因此质疑自己的努力，质疑我们的家庭，甚至会质疑他们对我的爱，这对他们太不公平了。我甚至听到自己用绝望的声音说着自己都不相信的话：
“就算我是个同性恋，也根本不会改变什么！”
我坚信他们最终会拥抱我的伴侣，祝福我们，就像祝福其他事情一样，只是把一丝悲伤保留在心底。但曾经的完美记忆终将消亡，我们只能哀悼它，就像哀悼那些我们爱的人。所以，我不想去瑞典的真正原因其实是，我对男友做出过承诺，我把这视为最后的机会，我要告诉父母真相，经过这么多年，我要和他们分享自己伴侣的名字。可我并没有准备好。
马克那天晚上回家的时候，发现我正在电脑上搜寻飞往瑞典的航班信息。我还没来得及说话他就笑了，仿佛看穿了我的小心思。我太傻了，完全没有料到他会误会，我只好对他解释说：
“是我妈妈病了。”
我模仿了爸爸的委婉语气。但看着马克竭力地掩饰自己的失望，仿佛他之前的喜悦是一种错误时，我还是感到一阵悲伤。他比我大十一岁，今年刚好四十，这是他的公寓，他是一个成功的法律顾问和律师。在我们的关系当中，我努力扮演平等的角色，竭尽所能地支付相应的租金。不过，说实话，我负担不起。我的工作自由，作为一家公司的设计师，我将屋顶空间转化为花园，但只有当方案获得采纳后才能得到报酬。由于经济衰退，我接不到太多的活计。那么，他能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我想是他渴望的那种平静的家庭生活，而这正是我在行的。我不会吵闹。我与世无争。就像父母一样，我努力使自己的家庭远离这个纷扰的世界。马克曾和一个女人一起生活了十年，但以一场痛苦的离婚而告终。他的前妻控诉他偷走了她一生中最好的年华，浪费了她对他的爱。在她三十五岁的时候，她再也找不到一个真正的伴侣了。马克承认她说的是对的——他确实偷走了她十年的光阴。对于她，他充满了愧疚。而我相信，这份愧疚是永远也不会消失的。我曾见过他二十几岁时的照片，照片上的男人自信满满，身着昂贵的西装，笔直挺拔。他曾热衷于健身，这为他带来了宽阔的肩膀和粗壮的手臂。他呼朋引伴地出没于脱衣舞俱乐部，为同事们策划令人难以忘怀的单身派对。在那里，他大声说笑，拍打着别人的后背。当他描述这些事情的时候就像说的是另一个人。在后来的争吵中，他的父母站在他的前妻那边。他的父亲尤其对马克感到恶心。从那以后，他们再无往来。他妈妈倒是给我们寄过圣诞贺卡，可里面往往只有一首音乐，似乎她不知道该对我们说些什么。落款上也从没有他父亲的名字。我不知道马克是否将我父母的认可视为第二次机会，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有权要求进入我们的生活。他容忍我不断推托的唯一原因，是在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他觉得不能再要求任何东西了。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其实一直在利用这件事。这可以减轻我的压力，使我可以一次又一次地暂缓事实的曝光。
他站在我身边，没有问我是否要跟父母说起他的事。但是，我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这不是正确的时刻。”
他点了点头：
“先处理好你妈妈的事。我只是想陪在你身边，不管什么时候。”
他是我见过的最可爱的人。
“真是对不起，马克。”
即便是临时得到通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飞往瑞典也不是什么难事。唯一的问题就是，我是否买得起机票。在还没有对父母讲明马克身份的时候，我的确不应该让他掏钱。为了机票，我花光了最后的积蓄，甚至提高了自己的透支权限。买完票后，我打电话给爸爸，告诉他我的行程。我将乘坐早晨第一趟航班，九点三十分从希思罗机场出发，中午时分到达瑞典南部的哥德堡机场。他的话很少，听起来非常沮丧和失落。出于对他一个人如何面对孤独的农场的关心，我问他正在做什么。他回答说：
“我在收拾东西。她把每一个抽屉、每一个柜子都翻得乱七八糟的。”
“她在找什么？”
“我不知道。她丧失了理智，丹尼尔，她在墙上到处乱写。”
我问她写了什么。他告诉我没关系。核对完行程，我们互道了晚安。
我完全睡不着。关于妈妈的回忆不断在我脑海里闪现着，我想起二十年前，我们一起待在瑞典的日子。那是一个位于哥德堡北部群岛的度假小岛，我们并排坐在一块岩石上，双脚伸进海水里。远处，一艘远洋货轮从深水区驶过，我们看着轮船带起的波浪在平滑的海面上漫延起层层的细纹。海浪向我们涌来，但我们没有动，只是握着彼此的手，等待着它的到来。波浪逐渐变大，直到涌到浅水区，撞击在礁石上，最终飞溅在我们的身上。我之所以选择这段回忆，是因为那是我和妈妈最亲密的时刻，我无法想象，自己会在不征询她的意见的情况下做出任何重要决定。那天晚上，在床上，我梦到相同的波浪迸裂在我们脚边的礁石上，一千次，或者更多。
第二天早上，马克坚持开车送我到希思罗机场，即便我们都知道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会更快一些。我同意了，因为这正是他希望扮演的角色。堵车的时候我没有抱怨，甚至没有看我的手表，我清楚马克多么希望和我一起去，我也知道仅仅是这次送行对他而言有多么不容易。在机场，他拥抱了我，几乎要哭出来了——我能感觉到他胸口强抑的悸动，好在他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我松了一口气，因为如果他哭了，我也会哭的。我也需要控制情绪。我说服他，隔着登机口相望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就在外面说再见。我到了瑞典就会打电话给他。
就在我准备好机票和护照即将登机的时候，手机响了，是爸爸，他大喊道：
“丹尼尔，她没在这儿！”
“没在哪儿，爸？”
“医院！他们让她出院了。昨天我送她进来的。她本不想住院的，但她也没有反对，她是自愿的。结果，我刚一离开，她就说服医生出院了。”
“妈妈说服了他们？”
“反正他们是这样跟我说的。”
“你说过，是医生诊断她有精神病的？”
爸爸没有回答。我又强调了一遍：
“他们没和你商量就让她出院了？”
“是的。”
他的声调低了下来，
“一定是她不让那些人告诉我的。”
“她为什么这么做？”
“我就是她猜疑的人之一。”
他立刻补充道，
“但她说的没有一句是真的。”
这次换成我沉默了。我很想问问妈妈到底在猜疑什么，但又说不出口。最后我换了个话题：
“现在医生怎么说？”
他厉声说：
“我跟你说了——他们什么也不跟我说！”
我坐在自己的行李箱上，双手抱头，排队登机的人从我身边缓缓走过。
“她有手机吗？”
“她几周前把手机摔坏了。她不相信任何人。”
我那节俭的母亲会丧失理智地摔坏手机，这场景让我很难想象。爸爸描述的像是某个我不认识的人。
“钱呢？”
“也许有一点——她随身带着自己的挎包，她总是把它放在眼皮底下。”
“包里有什么？”
“都是些她自认为非常重要的破烂。她称之为证据，其实就是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她是怎么离开医院的？”
“医院的人不告诉我。她可能在任何地方！”
第一次，我感到有些恐慌，于是我说：
“你和妈妈不是开设了共同账户吗？你可以打电话给银行，询问一下最近的交易记录。然后通过用卡信息追踪她的下落。”
他没有搭腔，从这一点我能够看出，之前他没有想过给银行打电话：他总是把钱的问题留给妈妈解决。在他们一起经营生意的时候，她处理各种分类账簿、支付账单、提交年度税务报表，她天生就有着跟数字打交道的能力，并且可以长时间专注于理清收入和支出。我还记得她用过的旧式账目表，那个时候还没有电子表格呢。她的钢笔字非常有力，把数字写得就像盲文一样。
“爸，你去和银行核对一下，然后告诉我。”
趁着等待的时间，我离开排队的人群，走出候机楼，来到了吸烟区，脑袋里胡思乱想着妈妈在瑞典失踪的事情。这时，手机又响了。我很吃惊，爸爸居然这么快就完成了他的任务。
我把手机拿到耳边：
“丹尼尔，仔细听我说……”
是妈妈。
“我在一个公用电话这儿，钱不多了。我敢肯定你父亲对你说过什么，但是他跟你说的都是谎言。我不是疯子，我不需要医生，我需要的是警察。我马上要登上飞往伦敦的航班，你到希思罗机场接我，航站楼是……”
她停了下来，去查看机票上的信息。趁着这个机会，我赶快说：
“妈！”
“丹尼尔，你先不要说话，时间不多了。这架飞机是直航，我会在两小时后降落。如果你的父亲打电话给你，记着……”
电话挂断了。
我试着拨回去，希望妈妈能够接电话，可是没有应答。就在我打算再试一次的时候，爸爸的电话来了。没有多余的寒暄，他直接开始讲了起来，听上去就像是在念笔记：
“今天早上七点二十分，她在哥德堡机场支出了四百英镑，收款方是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她坐上了第一班飞往希思罗机场的航班。丹尼尔，她正在去你那儿的路上！丹尼尔？”
“我听到了。”
我为什么不告诉他刚刚接到过妈妈的电话，为什么不告诉他我已经知道她在路上了？是因为我相信她吗？她的声音听上去严正而权威，我原本以为会听到的颠三倒四、真假莫辨的胡言乱语并没有出现。这让我很是迷惑，或者说我完全糊涂了。感觉她像正在严厉而激烈地重申自己的想法——你的爸爸才是个骗子。我结结巴巴地回答：
“我去机场接她吧。你什么时候飞过来？”
“我不过去了。”
“你还要待在瑞典？”
“如果我在瑞典，她就能感觉放松点，而一旦她发现我也在英国，她会发疯的。我不想让她觉得我在追踪她，我待在这里会帮你赢得一些时间，你需要说服她，她需要帮助。我失败了……”
他的劲头消失了，
“我帮不了她，她不接受我的帮助。带她去看医生，丹尼尔。如果她不再担心我的问题，你会有更好的机会帮助她。”
我无法接受他的逻辑，现在说这些没有任何意义。
“等她到这儿时，我会打电话给你。那时候我们再看看该怎么办。”
我匆匆忙忙地结束了通话，脑子里一片混乱。如果妈妈真的得了精神病，为什么医生会让她离开？即使他们不能合法地留住她，也应该通知我的父亲。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仿佛他成了大家的敌人，医生们都在帮助她逃离他的魔爪。在陌生人眼里，她应该是个正常人。航空公司的人卖给了她一张机票，安保人员让她通过了机场安检——没有人阻止她。我很想知道，她到底在墙上写了什么。我的脑子里又浮现出妈妈发给我的那张奇怪照片，爸爸在和另一个男人说话，一个陌生人。
“丹尼尔！”
在我的脑海里，这听起来像是一声渴求帮助的哭喊。
屏幕不断在更新，妈妈的航班已经降落。自动门打开，我匆忙赶到护栏的跟前，查看传送带上行李的标签。很快，从哥德堡来的乘客们开始陆续通过大门。首先出来的是商务公干的人，他们找寻着写有自己名字的小塑料牌，接着是一对对夫妻，再后面是举家出行的人们，大件的行李堆得很高。乘客们走出来的速度取决于他们下飞机的快慢。我还是没看到妈妈的身影，她出门的时候向来推崇轻车简行，我甚至无法想象她把行李装进行李舱的情景。一位老人缓慢地从我面前走过，这应该是从斯德哥尔摩来的最后一名乘客了。我认真地考虑是否要打电话给爸爸，告诉他事情不对。这时，巨大的门忽然再次打开，妈妈孤独的身影出现了。
她的头耷拉着，目光低垂，仿佛追寻着面包屑的小鼠，一个破旧的皮革挎包背在肩膀上，塞得满满的，勒紧的包带磨损得很厉害。我从没见过这个包，这不是妈妈会买的东西。她的衣服和挎包一样，流露出种种破损的迹象，她的鞋子上满是擦痕，裤子的膝盖部位皱皱巴巴的，衬衫中间的一颗纽扣也不见了。曾经，妈妈对穿着打扮有着过分的苛求——适合去餐馆穿的，适合去剧院穿的，甚至去电影院也有专门的搭配。最滑稽的是，在工作的时候她也要穿着得体。要知道，当时她和爸爸正在北伦敦经营一家园艺种植中心，它坐落在一块T形的土地上，周围是些白色的大屋。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伦敦的土地还很便宜。工作时我的父亲身穿破牛仔裤、笨重的长靴和松垮垮的毛衣，嘴里叼着卷烟，而我妈妈则总是穿着笔挺的白衬衫，冬天搭配羊毛裤子，夏季则是棉布长裤。客户们都会注意到她那身一尘不染的办公室装，不明白她是如何保持整洁的，要知道她和老爸可是干着同样多的体力活。遇到有人问起时，她总是笑着耸耸肩，好像在说：我也不知道！其实这并不难猜，后面的屋子里总是备着替换的衣服。她告诉我，做生意全靠脸面，保持外表的光鲜靓丽是很重要的。
我任由她从我身边走过，想知道她是否会看见我。她明显比我们在4月分别的时候更瘦了，健康状况也大不如从前。她的裤子松松垮垮，看着就像套在一个木偶身上。她的身体仿佛没有了人体自然的曲线，就像一个粗略勾勒出来的人物形象，而不是真正的人。她那头金色的短发湿漉漉地梳向脑后，看上去倒是平顺而光滑，但上面涂抹的不是发蜡或发胶，而是水。她一定是在下了飞机后去洗手间打扮了一下，努力使自己看起来不那么蓬头垢面。几个月不见，她曾经神采飞扬的面容苍老了许多，她的皮肤上也留下了遭受苦痛的印迹，她的脸颊上有一些黑色的斑点，眼袋也更为明显。对比之下，她那双淡蓝色的眼睛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亮了。绕过栏杆后，我下意识地没有去触碰她，我怕会弄疼她：
“妈妈。”
她惊恐地抬起头，当发现是我——她的儿子后，她的恐惧消失了。她得意地笑了：
“丹尼尔。”
她的语气非常熟悉，过去我让她感到骄傲时，她经常这么叫我——一种平静而热烈的幸福感。拥抱的时候，她把脸埋在我的胸口上，分开后，她握住我的手，我趁机用拇指边缘偷偷地检查了她的手指。她的皮肤很粗糙，她的指甲没有被修剪过，呈锯齿状。她低声说：
“终于结束了。”
尽管身体有着令人担忧的变化，但很快她就证明了自己的思维依然敏锐。她发现了我身边的行李：
“那是什么？”
“爸爸昨晚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你住院了……”
她打断了我的话：
“别管它叫医院，那就是一家疯人院。他开车把我送到了疯人院，他说，那就是我应该待的地方。你知道吗，隔壁房间里的人像动物一样咆哮，然后他打电话给你，告诉你同样的事情，你妈妈疯了，是不是？”
我一时无言以对，发现自己对她尖刻的愤怒有些难以适从：
“你打电话的时候，我正打算飞往瑞典。”
“这么说你是相信他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会这一套。”
“妈妈，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现在不行，不能在这里说，这里到处都是人。我们必须从头开始，稳妥地处理这件事情，不能有任何贻误。所以拜托，先别问问题，好吗？还不是时候。”
她在说话时带着一种强烈的意愿，她的语气非常刻意，把每个音节都咬得极其清楚，却对每一处标点一带而过，她在竭尽所能地使句子连贯起来。
我同意了：
“没问题。”
她感激地紧紧握住我的手，她的声音柔和起来：
“带我回家。”
她在英国已经没有了房产，她把它卖掉了，然后搬到瑞典的一个农场——那里本应成为她最终和最幸福的家园的。所以，我只能认为她想回的是我的公寓，或者是马克——那个她从未见过甚至从未听说过的人的公寓。
在等待飞机着陆时，我就已经跟马克通过电话了。在他看来，事态已经超出了掌握。开始的时候，事情虽然令人有些伤感，起码还是可控的，但现在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我的妈妈将要出现在他家里，而她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这也让他有些不安，但这还不是最令人头痛的，他更关心的是，现在没有了医生的监护，我成了唯一可以判断事实真相的人。我告诉他，一有新消息我会随时打电话给他。我还答应给爸爸打电话，但始终没有机会，妈妈一直待在我身边。我不敢让她独处，又不愿意当着她的面打电话给爸爸，这会让她不信任我，或者更糟糕的是，她可能会再度逃跑——如果不是爸爸提到的话，我永远也不会产生这样一个想法。这个想法让我很害怕。我悄悄地把手伸进口袋，将手机调成了静音。
当我购买车票准备返回市中心的时候，妈妈紧挨在我的身旁。我发现自己会不自觉地观察她，并用微笑来遮掩这份审视的目光。候车的时候她一直牵着我的手，这还是我成年以来的第一次。我现在的想法就是尽可能地不偏不倚，也不做任何猜测，只是为她准备好一块空白的画布，等着听她的故事。对于这样的事，我没有任何经验，因为爸爸妈妈也从来没给过我机会，让我在冲突中判断孰是孰非。但我想，在这个天平上，我略略倾向于我的妈妈，因为她和我更加亲密，也更加熟悉，而爸爸从来都听从于妈妈的判断。
上了火车，妈妈选择坐在车厢的后部，倚靠在窗户边。我意识到这是整个车厢最佳的座位，没人能偷偷地靠近她。她把挎包放在膝盖上，紧紧地抱着，就像一位看守重要包裹的密使。我问：
“这就是你的全部行李吗？”
她庄重地拍了下挎包的顶部：
“我需要的东西全在这里了。证明我不是疯子的全部证据，也是揭发那些罪行的全部证据。”
“罪行”和“揭发”——这样的字眼儿与我平凡的生活是如此格格不入，以至在我看来，它们听上去很荒谬。不过，她是认真的。
“我可以看一下吗？”
“在这儿不行。”
她竖起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示意我这不是一个可以在公众场合讨论的话题。这个手势非常奇怪，完全没有必要。我们已经相处了半个多小时，但我依然无法确定她的精神状态，我真想立刻知道。她变了，无论是身体上，还是性格方面都产生了微妙的变化。我无法确定，这变化是真实存在的，还是仅仅发生在她的脑子里。这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她会从挎包里拿出什么——那些她所谓的证据。
帕丁顿车站到了，我们准备下车。妈妈突然抓住我的手臂，带着明显的恐惧说：
“答应我，你会认真地听我说的每一个字，且不会有任何的成见，我就要求这么多。答应我，你会这样做，这就是我要来找你的原因。答应我！”
我把我的手放在她的手上。她在颤抖，似乎很害怕我会不答应。
“我答应。”
在局促的出租车后座上，我们的手紧握在一起，就像私奔的恋人，我闻到了她呼吸的气味。这是一种微妙的气味——金属的味道，我觉得像碎掉的钢铁，如果真有这种味道的话。我还注意到她唇边有一道细细的蓝线，就像因极度寒冷而冻的一样。妈妈察觉了我的想法，她张开嘴，伸出舌头来让我查看。她的舌尖是黑色的，墨鱼汁一样的颜色。
她说：
“恐惧的副作用。你能看见我的舌头，你闻到我的呼吸了吗？”
这不是一个明确的解释。我想知道，在瑞典，医生给她做了哪些检查，又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
出租车停在我的公寓楼外，几百米外，就是我昨晚扔掉购物袋的地方。她从来没有到过这儿，这是因为我的反对。我对他们说，我在与别人合租，父母的到访会让人家感到尴尬。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接受这样一个无力的借口，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出这个理由的。暂时，我打算继续沿用自己编造的这个理由，不希望转移妈妈的视线。但是在带她进入公寓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任何人只要留心，就会注意到公寓里只有一间卧室，另一间卧室被我们布置成书房了。所以在打开大门后，我立刻向里走去。妈妈回家时总要先把鞋脱掉，这给了我足够的时间去关上卧室和书房的门。我转回身，说：
“我想看看是否还有人在家里，你来得正巧，家里没有其他人。”
妈妈也很高兴。不过，在走过那两扇紧闭的门时，她停顿了一下，她想自己检查一番。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不带一丝紧张，用手臂搂住她，扶着她上楼，我说：
“我保证，这里只有你和我。”
站在开放式厨房和客厅之间，也就是马克这套公寓的中心区域，妈妈对第一次参观我的家感到很着迷。她开始查看各种家具。马克以前总是称自己为极简主义者，一切由着性子来，所以当我搬过来的时候，这里几乎没有任何家具。毫无设计感的公寓，带给人一种空虚和忧伤的感觉。马克在这里睡觉，在这里吃饭，但这不是生活。我一点点地提出建议，清理他的私人物品，该打包的打包，该收拾的收拾，家具也逐渐多了起来。慢慢地，公寓对我们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我看着妈妈逐一细细地查看着我的物品。她从架子上抽出一本书来，那是她送给我的礼物，她很高兴我把它放在显眼的位置上。
“这套公寓真的很棒，你一定混得不错。”
“这不是我买的。”
“那它的租金也一定很贵。”
我说了很多年的谎，这对我来说并不困难，但今天我感到非常痛苦，就像用扭伤的脚去跑步一样。
妈妈拉起我的手说：
“带我去看看花园吧。”
马克雇了我工作的那家公司来进行屋顶花园的设计和施工。他声称自己一直想做一个这样的花园，而且这对我有好处，属于另外一种形式的赞助。我的父母总是对我的职业选择感到很困惑，因为他们相信我理应做一些不同的事情。他们俩十六岁就离开了学校，而我上完了大学，却从事了和他们一样的工作，除了获得盖有橡胶印章的学位证书，以及两万英镑的债务。当然，我的园林设计图可比他们的专业多了——他们从来都是在脑子里制订计划，万不得已，才会画在餐巾纸的背面。我的整个童年都是在植物和花卉当中度过的，我继承了父母在种植方面的天赋，我精通它们的搭配，而且，在从事这份工作的过程中，我感到很快乐。向我妈妈展示这个花园应该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时刻。她说：
“这里很美。”
坐在屋顶上，远眺伦敦的景色，身边绿意萦绕，蜜蜂飞舞，你很容易就忘记一切烦扰。我想永远这样，沐浴在阳光下，肩并着肩，谁也不说话。然而妈妈看了看她的手表，脸上浮现出很不耐烦的神色：
“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
在听她讲述事情的经过之前，我提出先吃点东西。妈妈礼貌地拒绝了，希望按照她的计划来：
“我有太多的话想要告诉你。”
我依然坚持。就算有很多的事情还不明确，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她瘦了很多。我不知道她上次吃东西是在什么时候——妈妈回避了这个问题——当我把香蕉、草莓和蜂蜜混合在一起做成饮料的时候，她就站在我身边，仔细观察着整个过程：
“你相信我，对吧？”
她的内心非常谨慎，疑神疑鬼，只允许我使用她查验过的水果。为了证明这杯草莓和香蕉的混合液体是安全的，我在端给她之前自己先尝了一口。她尽可能小地喝了一口。当我们的视线相对时，她明白了我正在评测她的精神状态。于是她改变了态度，开始急促地大口吞咽。喝完饮料之后，她告诉我：
“我要上厕所。”
我担心她可能有些恶心，但我不能坚持陪她一起去。
“在楼下。”
她离开厨房，紧紧地抱着那个从不离身的挎包。
我拿出手机，发现上面有三十个或者更多的未接来电，都是爸爸打来的。我打电话给他，低声说：
“爸爸，她在这里，她很安全。我不能再多说了……”
他打断了我：
“等一下！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告诉你。”
对我来说，和他通话如同一次冒险，我害怕被妈妈发现。我转过身来，打算走到楼梯旁边，这样我就能够听到妈妈上楼的脚步声。但她已经在那里，就在房间的门口，看着我。她不可能这么快就从洗手间回来，她一定是撒谎了，她也在考验我，想看看我如何利用这段时间。如果这是测试的话，我失败了。她以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方式凝视着我，仿佛我不再是她的儿子，而是一种威胁、一个敌人。
爸爸在电话里说：
“丹尼尔？”
我进退维谷。
妈妈说：
“是他，对吧？”
形势急转直下——她变得咄咄逼人。那种嗤之以鼻的态度对我来说是如此陌生，让我有些喘不过气来。爸爸在电话里听到了她的声音：
“她在那儿吗？”
我一动也不能动，两难的境地让我濒临瘫痪，手机还放在耳边，但我的眼睛一直盯着妈妈。爸爸说：
“丹尼尔，她可能会变得很暴躁。”
听到他这样说，我摇了摇头，不，我不相信。一直以来，我的妈妈从未伤害过任何人。她不会那样的，是爸爸错了。妈妈走上前来，指着手机：
“挂掉电话，否则我就离开。”
我做出了决定：
“我得挂了。”
父亲的声音仍然在手机里响着，我挂断了电话。
就像缴械投降一样，我把手机交给妈妈。我用颤抖的声音为自己辩护道：
“我答应过爸爸，你一到这儿就给他打电话。只是为了让他知道你是安全的，就像我答应你的一样。”
我向前迈出一小步，抬起双手，像和平谈判时经常出现的姿态一样：
“拜托，妈妈，让我们坐下来。你不是要告诉我你的故事吗？我要听。”
“医生给我做了检查，这个他告诉你了吧？他们给我做了检查，又听了我的故事，然后就让我离开了。那些专业人士相信我，他们不相信他编的瞎话。”
她向我走来，把她的包——她的证据递向我。我走到屋子中间，接过那个破旧的皮包。妈妈松开了手，看得出她完全是用意志在克制。挎包的沉重出乎我的意料，我把它放在餐桌上，这时手机又响了，是爸爸，他的照片出现在屏幕上。妈妈看到他的脸，上前一步说：
“你可以选择接电话，或者打开这个包。”
我无视了手机，把一只手放在皮包的顶部，按下纽扣，皮革发出吱吱扭扭的声音，我掀开上盖，向里面看去。
妈妈把手伸进挎包，拿出一个小化妆镜，给我看我的样子，仿佛这就是她的第一份证据。镜子里的我看起来很疲惫，但是妈妈的观察却不一样。
“你在怕我，我看得出来。我知道你的脸色比我的好，我也知道这听起来感性得有点夸张了，但是你想想看，我曾经多少次擦掉你脸上的眼泪或者看着你的微笑。丹尼尔，这么多年以来，你从来没有像这样看着我……”
“你自己看看！”
“但我不能感到不安，因为这不是你的错。我被陷害了，不是作为一个罪犯，而是作为一个疯子。你的本能让你站在了你父亲那边。不用否认，我们必须彼此坦诚，有好几次我都发现你在紧张地盯着我。我的敌人说我很危险，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甚至是对你，我的儿子。他们就是这样不择手段，为了破坏我生命中最珍视的亲情，他们准备做任何事来阻止我。”
“我必须告诉你，指控一个女人精神上有问题是让她闭嘴的最有效方法，几百年来他们一直是这样做的，每当我们站起来争取权利、反抗虐待的时候，它就会被拿来当作诋毁我们的武器。”
“我承认我现在看起来很吓人。我瘦得像鬼，衣衫褴褛，我没有修剪指甲，我还有口臭。我一辈子都在努力打扮自己，可是今天在机场，你上下打量我的时候，你一定以为——‘她肯定是病了！’”
“那不是真的，无论我看上去什么样，我的脑子从未像现在这样清楚。”
“有时，你会发现我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异样，就此你可能会认为我不太正常。但是假如你不相信我，你怎么能指望我轻轻松松地和你谈论如此严肃的话题呢？你怎么能指望我直奔主题，三言两语就告诉你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如果我只是简单地说个大概，你会被吓坏的。你会摇头，会质疑，却得不出任何的结论。你只会听到像‘谋杀’和‘阴谋’之类的字眼儿，你能接受吗？不能，我必须挨个地给你讲述细节，你必须了解整件事情发生的前前后后，否则的话，你也会认为我疯了。你也会把我送到那些维多利亚时代建造的收容所里去，天知道它们在这座城市的哪个角落。你会告诉医生我的脑子出了问题，然后他们把我当成罪犯一样关起来，直到渴求自由的意愿压倒一切，直到我在药物的作用下变得麻木，直到我承认即将告诉你的一切都是谎言。记住，你的力量比我大得多，我应该害怕你。看着我，丹尼尔，看着我！我很害怕。”
这已经脱离了正常谈话的范畴，更像是一种情绪的宣泄。从她大脑中迸射出来的那些句子在我周围轰然崩碎，令人猝不及防，却又觉得似乎理所应当。她说得很对：她的声音确实和往常不一样了——声调忽高忽低，带着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奇怪感觉，时而听起来像煞有介事，时而又像是在闲聊天。在机场和回来的火车上，她的说话方式不是这样的。无论是力度、语速还是表达方式，都和我之前熟悉的截然不同。它更像是一次表演，而不是对话。
她真的在怕我吗？
她哆哆嗦嗦地把镜子放在桌子上，而不是放回包里，这说明她会把那里面的东西一件件地掏出来。如果说方才我没有害怕的话，现在我多少有些恐慌了。某种程度上，我非常希望能够找出一种简单的解决方案，就在这间屋子里，无须任何的医生或者侦探——只要一个平静的结局、一次安稳的着陆，让我们可以回到原来的生活节奏当中。然而，妈妈的情绪是如此激动，如此不同寻常，所以要么是她病得很严重，要么就是在瑞典发生了某些真正可怕的事情，让他们俩都变得如此不安。
“我要的就是公正。我承认，在这件事上，利用我们之间的关系，利用你的感情，这会对我很有利。但是，我不会这样做的，因为我有自己的证据，有事实做依据，我不需要你的怜悯。所以，你不用把我当成你的母亲，而是指控者蒂尔德译者注：蒂尔德为小说中母亲的名字。……”
“不用难过！你只要客观就好。这是我今天对你的唯一要求。”
“当然，你会问，克里斯，一个多么善良的人，你的好父亲，爱好在乡间隐居、钓鱼和闲逛，这样的人怎么会牵扯到如此严重的指控呢？很简单。他的性格中有一个弱点，任何人都可以利用的弱点。他是个软蛋。拿不起放不下，却又特别容易听信别人。他的内心和其他人一样贪婪。所以我相信他是被蛊惑了，他受到了别人的操纵——被一个恶棍。”
我的父亲是一个对植物和花卉了如指掌的人，一个总是慢声细语的人，一个喜欢在森林里徜徉的人——对他你很难做出如此严厉的指控。妈妈敏锐地察觉到了我的犹豫，并做出了回应：
“你不喜欢这个词吗？”
“恶棍。”
“你认为这听起来不像真的？”
“恶棍就是恶棍。他们就活在我们身边。在任何一座城市，任何一条街道，任何一个家庭——任何一个农场，你都能找到他们。”
“什么是恶棍？他们是永远追求自己欲望的人，一刻也不停止。在我心中，没有其他词语可以用来形容那个人。”
“这个包里装的是我在夏天搜集的一些证据。本来还有更多的，但我来得太过匆忙，只能带出这些了。这些证据必须要按时间的顺序罗列出来才有意义……”
妈妈从挎包的前袋里拿出了一个黑色的皮面记事本，那种二十年前流行的款式。里面夹着一些文件、照片和剪报。
“原本打算用来随手写写感想的，结果它已经变成了我最重要的东西。看，你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记下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你看这几页，那是4月份的时候，我刚到农场，这上面只是偶尔写了几笔。你再对比一下7月，刚刚过了三个月，我必须压缩每行的字数才写得下。这个本子就是我了解身边发生过什么事的手段，它是我最忠诚的伙伴。不管别人怎么说，这上面白纸黑字记录了哪天发生了哪些事情，误差不超过几个小时。如果有可能分析墨水痕迹的话，法医会证明这一点的。”
“有时候，为了避免任何错误，我还会停下来仔细参详这些笔记。我不能有任何夸张的地方，假如我遗漏了某个特殊的细节，我是不会凭想象把它加进去的。你要相信，这上面我写的每一个字都是真实可靠的，不存在任何差错，哪怕它是无关轻重的。比方说，我不会写鸟儿在树顶上歌唱，除非我真的听到了。如果你怀疑它的真实性，怀疑一切都是我杜撰的，那你就是在质疑我的信誉。”
“最后，我必须要说，我真希望过去几个月里发生的事情都不存在，哪怕说我发疯了都没问题。上帝啊，和我马上要描述的那些罪行相比，被监禁起来的恐怖和被贴上癔症标签的羞辱都是小意思。”
我们一直站在桌子旁边，挎包就放在桌上，她示意我坐下来，告诉我想把事情说清楚还需要一段时间。我同意了，我们俩面对面地坐着，挎包横放在我们之间，就像玩扑克时下的赌注一样。她并没有再拿出其他证据，相反，她仔细地研究起自己的记事本来，专心地在字里行间探寻着什么。一瞬间，我仿佛回到了小时候她在床边给我读书的那段时光。从前的记忆和现实的焦虑交织在一起，这种强烈的对比更加令人神伤。或许是因为缺乏好奇心和勇气吧，我有种强烈的冲动，想恳求她千万不要读出来，保持这种沉默就好。
“我们上次见面还是在欢送会的那天。就是那一天，4月15日，我们在那辆装满行李的白色旧货车旁边告的别。那天每个人都兴高采烈的，笑得那么开心——快乐的一天，打心眼里的快乐，也是我一直以来最高兴的一天。然而，这份快乐现在也成了攻击我的手段。克里斯声称，我一心想在瑞典追求完美的生活，正是现实与理想的差距使我心态失衡，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不平衡的感觉越发严重，甚至达到无法弥补的程度。这话听起来非常容易让人相信，但它是个谎言，一个狡猾的谎言，因为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我们即将面对的困境。”
“说点你不知道的吧，丹尼尔，我们破产了，我们家没钱了，一分钱都没有了。你知道，经济萧条的时候大家都很难，但是我们更难，我和你爸爸的事业全垮了。我们没有告诉你，因为克里斯和我感到很对不起你，不想靠你的施舍活着。老实说吧——今天是个诚实的日子，大家都不说假话——我们感到丢脸，到现在还是感觉很丢脸。”
我的脸上升腾着一种复杂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神情——羞耻、自责、悲伤和震惊的混合体。这件事我确实不知道，我也完全想不到。今天是诚实的一天，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就不能光听她说羞愧的话，我也想说：妈妈，对不起，我也很惭愧。但她似乎感到了我就要打断她，她碰了碰我的手背，示意我等一下。
“让我说完。你先等一会儿。”
“我一直在管账，这三十年来，我做得很好，我们家过得很不错。园艺中心从来没有赚过大钱，但我们不追求一夜暴富，过自给自足的日子就够了。我们也热爱自己的工作。每隔几年，我们要么去国外度假，要么就到海边散心。我们过得其实不赖。园艺中心的负债很少，平时的费用也不高，加上我们手艺精湛，客户也非常忠诚，所以，就算在镇上的同行用压价来竞争的时候，我们也生存了下来。”
“但是有一天，我们收到了一封地产经纪公司寄来的信，那个时候你已经从家里搬出去住了。在信上，他们给我们解释了那个小小的园艺中心的真正价值，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哪，我从来没有想到这样一笔财富会从天而降。我们把一辈子都耗在了这片土地上，没日没夜地工作，种植各种植物以赚取微薄的利润，却万万没想到真正值钱的就在我们脚下。那块土地已经大大地增值了，价钱高得我们一辈子也赚不到。这辈子头一次，克里斯和我为金钱而迷醉了，我们带你去豪华餐馆吃饭，快乐得像两个傻瓜。最后，我做出了决定，我们要用土地做抵押，去贷款几十万英镑，而不是简单地把它卖掉。当时每个人都赞同我的想法。攒钱有什么用？地产就像变魔术：它可以让你不劳而获。我们忽略了园艺中心，随便雇了几个人，让他们去做我们曾经热爱的事情，而我们则开始投资公寓。表面上，克里斯和我共同做出了这个决定，但你是了解他的，他对数字不感兴趣，他从不出面。我四处寻找着合适的公寓，我来做出决断。在六个月内，我们就买下了五套公寓，而且期待着要买够十套，一个我随便选出的数字，就因为十比九听着顺耳。我们的嘴边开始挂着‘我们的资产组合’之类的词，现在想起来真让人脸红。我们讨论着这些公寓，好像我们亲自用双手盖起来的一样，我们惊讶于它们带来的每年百分之七的财富增长。”
“我在心里为自己开脱，我们这么做完全不是贪婪，我在为我们的退休计划打算。经营园艺中心是项繁重的工作，我们不可能永远做下去，我们甚至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干上一年。我们没有积蓄，也没有退休金，所以，投资才是我们的出路。”
“他们说我现在是个疯子，其实五年前我才是真的疯了，或者说和疯了差不多。这是我能做出的唯一解释，我丧失了理智。我在一个一无所知的领域里冒险，却放弃了自己熟悉的生活。”
“后来，经济衰退出现了，我们的银行处于崩溃的边缘。之前说服我们借钱投资的机构，现在把我们当成了丧门星。是他们把我们变成这样的！他们想把钱要回去，越快越好，甚至比当初兴高采烈地借钱时还快。没办法，我们卖掉了所有的东西，包括那五套公寓。这件事你是知道的，但是你不知道我们到底损失了多少。我们是用定金买下的每套新公寓，既然不能付清全款，那之前的钱也就算赔掉了，全部赔掉了！我们还不如把它烧了。我们山穷水尽，只好卖掉了自己的房子和园艺中心。我们向你撒谎了，向所有人都撒谎了，我们杜撰了一个宏伟的计划。我们以‘身体不好，不想再继续经营’为借口，提出了退休，那就是一个谎言，可我们别无选择。”
“我们在瑞典买下那个农场时，身上已经没有多少钱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跑到那么遥远和荒凉的地方去。我们跟你说，我们是向往田园诗般的乡村风情。没错，但更多的是因为它的价格，比在伦敦买一间车库还便宜。但就算这么低廉的价格，把搬迁的费用考虑在内，我们也只剩下九千英镑了。我们咨询了许多财务顾问，他们都明确地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事，我们两个人，每人只有四千五百英镑，而我们刚刚六十岁——最起码还能再活三十年。但一切都无法重来，我们只能祈祷，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在一个遥远的农场里，在未来的四十年里，一切都能顺顺利利的。”
“在伦敦，没有钱是很痛苦的。登上一辆公共汽车，他们会收你两英镑，在市场里买一块面包也要花掉四英镑。但是在我们的农场里，我们打算颠覆现代生活的规则，忘掉信用卡和现金。我们可以用自行车做交通工具。将汽油节约下来以备急用。假期？没有必要。你将生活在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为什么还要去度假呢？夏天有河流可以让你畅游其间，冬天有足够的雪供你驰骋滑行——这些一分钱都不用花。我们可以依靠自然的力量生活，去建造一个巨大的菜园，自己种菜吃，还可以采摘野生浆果和鸡油菌。这些东西如果去商店里买，估计得几千英镑吧。你父亲和我要重操旧业，去做那些我们曾经一直在做的、做得最好的、与生俱来就会的事情——栽种和培育。”
“不管听上去怎么样，但制订这些计划还比较轻松。我没有感到过于沮丧，我们正在改变自己的人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像一种虔诚的哲学，可以净化我们的灵魂。想要继续生存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真正地独立起来。我们是朝圣者，正在寻找新的生活，去摆脱债务的压迫。在开往瑞典的船上，克里斯和我整晚坐在甲板上，膝盖上盖着毯子，喝着热茶，一边看着星空，一边在心里盘算着家庭经济，就像是在准备一场军事行动，因为我们已经发誓再也不借钱了，再也不会从银行收到一封催账的信了，再也不会面对一堆令人窒息的账单发愁了，永远也不，永远！”
我站了起来，强迫自己休息一下。对父母的情况，我一无所知，这让我近乎崩溃。我走到窗前，把头靠在玻璃上，望着窗外的伦敦。我曾经以为他们终于过上了舒适的退休生活，按我从前的猜测，他们的银行账户里应该有一大笔钱，他们卖掉了五套公寓，还有自己的房子和园艺中心。经济衰退让他们损失了很多钱，这是真的，但他们似乎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他们总是笑着开玩笑。正是这样的行为迷惑了我。在他们的言语中，搬家这个决定只是某个宏伟计划的一部分，移居瑞典就是改变一下生活方式，并不是迫不得已做出的生存策略。在我看来，他们去农场生活是为了休闲，是自己的爱好，而不是出于绝望的必然选择。最令我惭愧的是，我还曾经动过向他们借钱的念头，因为我深信，区区两千英镑而已，即便是分几年慢慢去还，也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不便。我不敢想象这样的要求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痛苦。
如果我很有钱，那我现在会把所有的钱都给妈妈，并乞求她的原谅，但是我无能为力，我一无所有，拿不出任何东西去弥补自己的忏悔。过去，我对金钱从来都是无所谓的，因为我曾经坚信身边的每个人——我的父母，还有马克——在经济上都是宽裕的，于是我对自己一塌糊涂的财务状况始终抱有放纵的态度。妈妈走过来，和我一起站在窗口，她误解了我的反应：
“现在，钱不是我们最担心的问题。”
这只是事实的一部分。我的家庭是陷入了财务危机，但这不是妈妈想谈论的危机，这也不是足以使她一大早就登上飞机的危机。我越发难过了，除了他们的财务状况，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呢？就在几分钟前，我还误解了妈妈对克里斯的描述，我不应该这么肯定的，我还没有回答是否相信妈妈的问题，但有一个问题是可以肯定的：毫无疑问，我的观察能力有很大的缺陷。
不过我没有权利去生气，毕竟，我也骗了他们很多年。我试图让自己的声音柔和下来，像是在哄她：
“你们原本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这些事？”
“当你到农场去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你一切。我们担心的是，如果在伦敦的时候就开始讨论自给自足的生活，你会质疑我们的计划，认为它不可能实现。但当你到了农场之后，你会看到菜园，你会吃到不需要钱去购买的食物。我们带你在果树林中散步，你可以在林子里摘一篮野生的蘑菇和浆果，你会看到一间装满自制果酱和腌菜的储藏室。你爸爸还可以从河里钓到一条鲑鱼，然后我们就像国王一样，吃着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而且全都不要钱。有没有钱都无关紧要，我们会在其他方面富有起来。我们的钱不多，但是我们的健康有保障。事实比言语上的解释更有力。所以当你决定推迟过来看望我们时，我们甚至感到有些窃喜，这给了我们更多的时间去改造农场，做出更好的准备来让你相信，我们一切都好，你不必担心。”
我第一次到访农场将会是一场家庭的盛宴，食物与谎言的盛宴——既是我的，也是他们的。难怪当我用含糊的理由推迟去看望他们的时候，我的父母并没有质疑过。这也正遂了他们的心意，有了这段时间，我们三个人都可以充分地准备自己的谎言。妈妈曾经担心我，不想让我知道真相，这种善意刺痛了我，原来在他们眼中，我是如此无能。不过现在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她始终奉行一个信条，她要保护我。但是今天，不管我是否已经准备好，她都不会再让我置身事外了。她牵起我的手，带着我走回座位上。她有些不耐烦地告诉我，和她真正想要陈述的问题相比，之前的那些都是小儿科。她从挎包里拿出一张皱皱巴巴的瑞典地图，铺在了桌子上。
“你知道我们是怎么跑到那个地方的吗？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一个没有家人和朋友的地方，一个我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
“我们的农场就在这儿……”
“克里斯和我考虑过无数的地点，大多是在遥远的北方，远离斯德哥尔摩这样的大城市，因为那里的地价更便宜。在我们寻找的过程中，有一个叫塞西莉亚的老妇人找上了我们，她有一个农场，打算卖给我们。我在邮件里跟你说过吧，那次真是运气好。我们接到一个房产经纪人的电话，询问我们要不要去看一处位于哈兰省的农场。卖家还打算亲自会见我们。我们之前曾把自己的详细信息提供给了哈兰的经纪人，但瑞典的南部是个热门的地方，许多人都在那儿购买房产，那里的地价很贵。我们也坦率地告诉他们，我们预算有限，所以直到这个电话之前，我们没有收到过当地的任何报价。我们核对了农场的详细情况，一切看起来似乎都很完美。”
“当我们参观农场的时候，我们真的蒙了。它完美得令人难以置信！你还记得我在邮件里向你描述时有多兴奋吗？农场就在大海边，骑车去海边用不了三十分钟，那儿有一片白色的沙滩，还有老式的冷饮店和夏季酒店。农场里有一个小果园，旁边就是阿特兰河，河里的鲑鱼很有名的，河上还架着一座浮桥。然而，价钱却非常便宜。原来的主人塞西莉亚是个没有子女的寡妇。她身体不好，迫切地想搬到养老院去，所以她急着把农场卖掉。在谈话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过多地交流。我被这个农场迷住了，我认为这是一个迹象，上帝保佑我回到了瑞典，我们的命运终于改变了。”
“你一定很奇怪，为什么到了瑞典之后，我都没有和我爸爸取得联系。我从没有跟你谈论起我的童年，你看起来也不想打听太多，家里有我们三个人就足够了。也许你也觉得三个人要比四个或者五个人的关系更加紧密吧。但不管怎样，我很抱歉，从来没有跟你谈过你外公这个人，也从来没有把他当成我们家庭中的一员。他还住在我小时候住的那个农场里。他的农场不在哈兰，而是在瓦姆兰省，在我们的北边，隔着瓦尔纳，在哥德堡和斯德哥尔摩之间……”
“就在这儿……”
“我们之间有六小时的车程。”
“距离只是一方面。真正的原因是，我根本不想再去见他。时间过去太久了。我要回的是瑞典，不是他的家。他现在应该有八十多岁了。有人可能认为这样说有些残酷，但是我们之间的隔阂不是秘密。我十六岁的时候，曾向他寻求过帮助，可是他拒绝了。一切都不可能挽回了。”
“你不用管那些手写批注。我们一会儿再来谈论它们。另外，你现在最应该关注的是罪行的参与者和波及范围。这个阴谋在整个地区蔓延，涉及许多人的生命，甚至包括地方政府和机构、政治家和警察。”
“我有太多想和你说的，但是时间紧迫。也许就在咱们说话的时候，克里斯正在预订到伦敦的航班。很快他就会来到你的公寓，敲响你的大门，要求你……”
我举起手，打断了她，就像在上课：
“爸爸没有飞过来。他还在瑞典。”
“他是这么跟你说的吗？他是在误导你，他想让你觉得，这件事他不需要亲自出面，因为你不可能相信我说的任何事情。他确信你能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我疯了。”
“够了，不要相信他，他肯定已经和那些同伙进行过疯狂的密谋。他们会打发他第一时间就飞到伦敦来，以确保有人看管着我。也许就在下一分钟，他就会打电话来，说他改变了主意，他买了一张票，正在机场等着起飞。他会用一些高尚的理由来掩饰这一点，比如假装担心你，怕你不知道如何应对什么的。等着瞧吧！他会证明我是对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他在撒谎。我敢肯定他一定会食言的，因为很快你就会看到他欺骗的具体证据了……”
妈妈没有把话说完，她从椅子上站起来，匆匆忙忙地走到楼下。我跟着她走到了大门口，心里害怕自己做了什么错事，导致她正要离开。“等等！”
她并没有打开大门，只是把防盗锁链扣上了，她转身面对我，神色沉默和坚定。我松了一口气，起码她并没有逃出公寓，我花了几分钟使自己的声音平静下来：
“妈妈，你在这儿是安全的。请把锁链打开吧。”
“为什么？”
我找不出理由反驳她，除非我承认，那条锁链使我感到不安。但这就相当于我默认了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威胁——这个理由我无法相信，也没法证明。最后，我打破了沉默，说：
“那就锁上吧，如果你愿意的话。”
妈妈满含深意地看了我一眼。她可以赢得这次小小的胜利，但这并不会给她带来什么好处。她抓起链子，任由它垂落下来。她似乎有些生气，跟在我后面上了楼。
“你正在犯和我一样的错误。我低估了克里斯。就像你一样，我信任他，一次又一次，直到一切都无法挽回。他可能已经上了飞机，只比我晚几个小时。他可不会给我们任何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