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电话打进来了。虽然我已经调成了静音模式，但爸爸的照片出现在屏幕上，这是我挂断了他的电话之后，他第一次打过来。我把手机放在桌上，对妈妈说：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我就不接了。”
“你接吧，接电话。我已经知道他想说什么，他改变主意了。他不打算再待在瑞典了，他已经打包好了行李，准备开车去机场了，他正在飞往伦敦的路上。你接吧，看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
可我觉得他打电话过来，无非是想知道我们在哪儿，我们现在怎么样了。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他需要表现出极大的耐心。他更应该留在瑞典，给我和妈妈留出足够的空间来交谈，飞到伦敦就意味着对妈妈的挑衅，这一点我和他都很清楚。他帮不了她，她不会让他接近自己，如果他到了这儿，她一定会逃走的。
最后，由于我用了很长时间来权衡利弊，电话挂断了。妈妈指着手机说：
“给他回电话，听我的，让他自己证明自己是个骗子。他会假惺惺地询问你，现在你妈妈怎么样了，不要听她胡言乱语，你们现在没事吧之类的。他还会安慰你，向你保证，那里没有犯罪，没有阴谋，没有受害者，也没有警察调查。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让我吞下几颗药丸，然后把所有的指控都扼杀在我的脑子里。你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爸爸留下了一条语音留言，这在之前是从未有过的。为了表明自己的公正，我对妈妈说：
“他留了一条信息。”
“他在路上，丹尼尔，我向你保证。”
我听了爸爸的留言。
“丹尼尔，我是爸爸，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我不能待在这里什么也不做。我现在在兰德维特机场，我的航班会在三十分钟内起飞，不过不是直航，我要到哥本哈根中转。我大约会在下午四点的时候到达希思罗机场。”
“不用来接我，也别告诉你妈妈我要去。我会去找你，你在家里等着就行。让她待在那里，别让她离开……”
“有些事我早该告诉你了。她一直在说的那些东西——假如你已经听她讲了很久的话——听起来像是真的，其实都是谎言。”
“给我回电话，但不要让她知道，千万不要告诉她我在路上，小心点，这会让她失去理智。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夸张，但她真的会非常暴力。”
“我们会让她更好，我保证，我们会带她去看最好的医生，我们已经耽误了治疗的最好时机。在这儿，我无法有效地和瑞典医生交流，不过回到英国就好办了。她会没事的，但不要掉以轻心。我很快就会见到你，我爱你。”
我放下手机，爸爸的变卦让我很难接受。妈妈的预言应验了，他不仅要飞过来，他甚至已经买好了票，在机场等候登机了。假如真像他说的那样，等他走进公寓，妈妈会被吓坏的，到时候一场激烈的战斗势必不可避免，我妈妈会因此而恨上我们两个人的。
妈妈说：
“我们还有多长时间？”
爸爸仿佛设置了一个嘀嗒作响的闹钟，原本脆弱的平静马上就要被打破了。我不想遵从他的指示，为了维系自己公正的地位，也为了保证她对我的信任，我把手机递给她。
“你自己听吧。”
她用双手捧过手机，仿佛收到了一件珍贵的礼物。她没有立刻把它放到耳边，她对我说：
“你的信任让我看到了希望。我知道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如此亲近了，不过我们可以从头再来。”
我仔细回味了一下妈妈的话，我发现她说的是对的。我们不像从前那样经常见面了，我们在电话里聊天的时候也变少了。出于我的私人原因，我不得不疏远她，我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减少自己对她撒谎的次数。每一次的交流都会带来隐私暴露的风险，突然，我感到了一阵巨大的悲伤袭来，我们不再像原来那样亲近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没有亲情的断裂，也没有猛烈的争吵，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在不知不觉中逐渐疏远。现在，她就在我身旁不远的地方，可我感觉我们之间的距离很远很远。
她听的时候我尽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同时又有些期待妈妈的反应。她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听完留言后，她把手机递给我，我无法感知她的想法，但她看上去有些心烦意乱了。她深吸了一口气，拿起那把刻着巨魔的小刀，把它塞进自己的口袋，仿佛在为爸爸的突袭做着准备。
“他是个怪物，他打算用妻子的生命来换取自己的自由——这是一个人能做出来的事情吗，不，他是怪物。为什么要提醒我？为什么不干脆偷偷地溜过来？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他就想让我失去理智，让我大嚷大叫，这就是为什么他要给你留条信息。别听他说什么要保密啊之类的话，那就是个谎言。他成心想让我听到，他想让我知道，他要来了！”
尽管知道那把刀是木头做的，但我依然不想她把它放在口袋里。“妈妈，请把刀给我。”
“你还是把他当作你的父亲，可对我来说，他是个威胁。他伤害了我，他把我关起来，他还会继续伤害我的。我有权利保护自己。”
“妈妈，如果你不把刀放在桌子上的话，我不会继续听你讲了。”
她慢慢地把那把刀从牛仔裤里拿出来，递给我说：
“到现在，你还没有看清他。”
她从挎包里拿出一支钢笔，在记事本的背面写下了一串数字。
“在他到这儿之前，我们最多还有三个小时。根据我的估计，其实他坐的是直航的航班。他声称自己会到哥本哈根中转，其实他是在撒谎，这样他到这儿的时间会比我们预计的要早，他想让我们放松警惕。时间不够了！我们不能再浪费哪怕一秒钟，他的行动比我想象的要快得多。另外，还有一件事他也在说谎。那些瑞典医生个个都可以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们不可能听不懂克里斯说话——他们听得一清二楚，每一个字眼儿都明明白白。关键是他们不相信他。你现在就可以给那些医生打电话，看看他们是不是会说英语，你还可以考他们几个复杂的句子，看看他们有没有听不懂的地方，我跟你说，基本上一个都没有。不管什么时候，也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只要你对我的信任出现了动摇，打电话给他们，那些人会坚定你的立场。专业的医生认为我是健康的，同意我出院，并且帮助我瞒着克里斯，使我赢得了短暂的时间，可以逃到机场。”
“你再听听这条语音，有那么一段话，克里斯的声音不是很连贯——那不是什么真情的流露，也不是他在哽咽，是因为这个男人马上就要崩溃了，他在努力掩盖自己的罪行。他知道我们在质疑他，他在自我保护和内疚之间左右为难，他没有退路。这样的人是最危险的。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阴暗的一面。克里斯已经堕落了，居然下作到用我的童年旧事来攻击我，那些出于信任才会告诉他的秘密、夜半时分欢愉过后的呢喃、只能和知心好友交换的私房话——连这些都成了他对付我的工具。”
我不相信她对爸爸的描述。他不是个不检点的人，他很少读那些小报，特别讨厌恶意的评论，他从不说别人的坏话，更不要说把妈妈的隐私泄露给外人了，对付她的事就更不可能了。我说：
“可爸爸不是那样的人。”
妈妈点点头：
“没错，这就是当初我为什么会完全信任他。就像你说的，他不是那样的人，除非他绝望的时候。当人们感到绝望时，他们会变成另外一个人。”
我不是很赞成她的观点，这种论调并不具有普遍性。我感到有些不舒服，我问她：
“还有什么秘密？”
妈妈从挎包里拿出一份马尼拉纸译者注：马尼拉纸是一种淡黄色纸张，以马尼拉麻为原料制成。质的正式文件。封面上贴着一个白色标签，上面写着妈妈的名字、日期和一家瑞典医院的地址。
“为了使一个正直的医生相信，某个人确实精神失常了，你必须首先提供这个患者的家族病史，但是我的家族并没有精神健康问题的遗传史。然而，我的敌人们不会就此承认失败的，他们又有了一个新主意，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我的童年，提出我曾经受到过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这就为我现在的精神失常埋下了伏笔。他们需要一个恶棍靠近我，要了解我最私密的信息，比如我的丈夫。对克里斯来说，为了保证自己的自由，他必须背叛我。现在你明白他所面对的压力了吧？对他来说，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可是他在这条路上已经走得太远了，回不了头了，他别无选择。”
“在被关进瑞典的精神病院期间，我接受了医生的全面检查。两个人坐在我的对面，隔着一张被固定在地板上的桌子，他们手里拿着克里斯的证明文件——更具体地说，那上面记录了一件发生在1963年夏天的事情。我承认它并不是虚构的，但在字里行间，我看到了更险恶的东西，是从无到有一点点地构建起来的阴谋，是让你没有办法一下子否定的东西。医生向我介绍了这份精心制作的证明，并要求我提出反诉。由于害怕被关在那里，我意识到自己的回答非常重要，我向他们要了一支铅笔和一沓纸。你要明白，当时我发现自己被关了起来，正处于一种震惊的状态，我周围的人都是疯子，真正的疯子，我很害怕，不知道自己能否离开那里。而那些医生就像法官和陪审团，将会决定我今后的生活，所以我对自己的表达能力没有信心，唯恐在英语和瑞典语之间缠夹不清。为了更加清晰地表述，我提出了一个替代方案。我会写下发生在1963年的事情真相，不是口述，而是写出来，这样他们就可以更加准确地判断，看看这件发生在童年的事情能否证明我真的疯了。”
“你手上拿着的就是那天晚上我给他们写的证词。当我离开精神病院时，医生在我的要求下返还了它，我相信他们还有一份复印件，或许就是这一份。”
“是的，我之前没注意到，这份是复印件，他们保留了原件。”
“你不了解我的童年时光。我之前提到过在瑞典成长的点点滴滴，但你从未见过你的外公，你的外婆已经去世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和你的生活没有关联。或许你会说，我的童年并不幸福。嗯，倒也不能这么说，幸福的时光还是有的，而且还不少。我是一个乡下孩子，思想单纯，热爱户外运动，那是一段美好的生活。”
“在1963年的夏天，一件事情改变了我的一切，它打破了生活的平静，使我和自己的家庭反目。而现在，这件事情又成了我的敌人扭曲和攻击我的武器。为了保护自己，我别无选择，必须把过去的事情和你讲清楚。我的敌人们已经捏造出一个恶意的版本，它会引起你的不安，如果你听信他们的说法，你就会改变对我的看法。当你有了自己的孩子，你永远都不会让我和他们单独在一起的。”
我简直无法想象真的会有什么可怕的事件，会改变我对妈妈的看法。不过，我不得不承认，我对妈妈的过去确实知之甚少。我不记得她什么时候提到过1963年的夏天。我急忙打开了文件。在正文之前，妈妈写了一封信，我问：
“你想让我现在看这封信吗？”
妈妈点点头：
“现在。”
亲爱的医生：
你也许对我为什么用英语写信而不是瑞典语感到好奇，在我的生活经历中，我的英语书面表达能力变得越来越好，而瑞典语却被忽视了，我在十六岁时就离开了瑞典的学校，在伦敦的时候几乎从没用过它。相反，我一直在借助图书馆和经典文学作品的帮助，努力提高自己的英文水平，因此，使用英语而不是瑞典语来写这封信，绝非对自己祖国的不敬。
在这里，我想陈述一下我一直不想提起的童年，因为有人把这件事当作一种真实发生的罪行。虽然过去和现在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我承认，我的否认会使你有所怀疑。
我的敌人已经描述了发生在1963年夏天的那件事情，他们希望把我关在这个精神病院里，一直到我主动放弃自己的控诉，或者我名誉扫地，没人会再相信我的指控。我承认，他们的故事中大部分内容是真实的，我不能说那些都是谎言。如果你对他们所说的进行调查的话，你会发现大量的细节都是真的，比如地点、名字和日期等。
然而，就像不能因为在拥挤的火车上和别人撞了一下肩膀，就打算和人家交朋友一样，他们的故事也不是无懈可击的，因为他们没有深入地了解这件事情。
接下来，你将读到的就是这件事情的真相。然而，毕竟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我无法记清当时所有的细节，因此，你或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里面的对话都是编造的，进而你会怀疑我声明的全部内容。我要说的是，这里面的对话只代表了大概的意思，因为那些语句已经永远地过去了，那些说话的人也都不在了。
你真诚的
蒂尔德
关于我家的农场
我们的农场和瑞典成百上千的农场没有什么区别。它位置偏僻，风景如画，距离最近的城镇有二十千米远。小的时候，哪怕只是经过一辆汽车，都会吸引我跑到屋子外面去观望一番。我们没有电视，也从未出去旅行过，在我的记忆中，森林、湖泊和田野构成了唯一的风景。
关于我
我的母亲在生下我时差点死去。手术的并发症使她无法再拥有其他的孩子，出于这个原因，我没有兄弟姐妹，我的朋友们也都住得很远，所以从小我就习惯了孤独的感觉。
关于我的父母
我的父亲很严厉，但他从来没有打过我的母亲，也没有打过我，他是个好男人。他为当地的政府工作过。我父亲是当地土生土长的人，他二十五岁的时候用自己的双手建造了这个农场，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的爱好是养蜂，他在原野上搭建蜂房，并且用独特的花卉组合酿出了与众不同的白色蜂蜜，这也为他赢得了许多的奖项。我家客厅的墙壁上挂满了全国性的养蜂奖状和报道我家蜂蜜的剪报，这些都被装裱在镜框里。这一切都有妈妈的功劳，但是她的名字没有出现在蜂蜜的标签上。我的父母都是社区的重要成员，母亲为教堂做了大量的工作。
总之，我的童年是舒适而传统的，不愁吃不愁穿，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
接下来，让我们回溯到1963年的夏天。
关于1963的夏天
那一年我十五岁。学校放假了，迎接我的是漫长的暑假。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只是和平常一样，在农场里帮帮忙，或者骑自行车到湖边去，游泳，采摘水果，四处探险。有一天，我的父亲告诉我，一户新的邻居搬到了这里，他们买下了附近的一个农场。从那天起，一切都改变了。这个家庭有些与众不同，家里只有父亲和女儿，没有女主人。他们从斯德哥尔摩来，打算在乡下开始一段新的生活。那个女孩和我年纪差不多。听到这个消息，我兴奋得睡不着觉，想着自己终于可以有一个住在附近的朋友了，我又有些紧张，害怕她不想和我交朋友。
关于弗莱娅
为了和她交朋友，我每天都会花上很多时间在她家农场附近游荡，但我太害羞了，根本不敢去敲门。于是，我想出了一个间接的方法，虽然听起来有些奇怪，不过考虑到我从未出过家门，缺乏必要的社交经验，也就见怪不怪了。在我们两家的农场之间，长着一些不高的树木，因为面积太小，所以只能称之为树丛。这是块无主之地，地面上堆着几块大石头，所以无法耕种，更谈不上有什么收成了。我每天都到那里去。我会爬到某棵树的顶端，面朝着女孩家农场的方向坐在树干上，每一天我都在树上待好几个小时。大约一周之后，我开始怀疑这个新来的女孩并不想做我的朋友，我的心情越发沉重起来。
一天，我看见那位父亲走过田野，他停在我脚下的树旁，朝我叫道：
“你好啊，上面的人。”
我回答说：
“你好，下面的人。”
那是我们的第一次对话。
“你为什么不下来，去见见弗莱娅呢？”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她的名字。
我爬下树，和他一起走进了他们家的农场。弗莱娅正在等着我，她父亲帮我们彼此介绍，他解释说，他非常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因为弗莱娅刚到这个地方。虽然弗莱娅的年纪和我一样大，但她长得更漂亮，她的乳房已经发育了，发型也经过精心的梳理，她是那种每个男孩子都会为之倾倒的姑娘。和她的成熟相比，我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我跟她提议，在树丛间建立一个营地，但我不确定她是否会喜欢这个建议，因为她是城里来的，而我没有和城里姑娘打交道的经验。说不定她们对建造树棚一点兴趣也没有。没想到，她同意了，于是我们就跑到树丛那儿去了。我教她怎样把嫩树枝弯曲起来，并且捆扎在一起，做成一个屋顶的形状。或许这听起来不像是两个十五岁的小姑娘应该做的事，不过那又怎么样呢，体力活对我来说简直就是轻车熟路。当时，我对男女之情还懵懵懂懂，弗莱娅知道的稍微多些，她居然知道性。
到了仲夏时分，弗莱娅已经成了我一直渴望的朋友。我幻想着在假期结束时对她说，她就是我从未谋面的亲姐妹，我们将是彼此一生中最好的朋友。
关于巨魔
有一天早上，我来到树丛边，发现弗莱娅坐在地上，她的双臂抱在膝盖上。她抬头看了看我说：
“我看到一个怪物。”
我不确定她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经常会给对方讲一些可怕的故事，我曾经给她讲过巨魔的故事。于是我问她：
“你在森林里看见了巨魔？”
她说：
“我是在我家的农场里看到的。”
看来她说的是真的了，我有义务去相信自己的朋友。我握住她的手，她在颤抖。
“你什么时候看见的？”
“昨天，就在我们从田地里回来之后。我回家了，但是我身上太脏，没法进屋，所以我就在屋子外面用水管冲洗腿上的泥。这个时候，我看见了它，就在花园的后面，长满红醋栗的灌木丛里。”
“它长什么样？”
“它有像皮革一样粗糙的皮肤。它的头很大，上面只有一只巨大的黑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它就那样直勾勾地盯着我。我想喊爸爸出来，但是我怕他不相信我，于是我把水管一扔就跑进屋了。”
那天，弗莱娅没有和我一起玩耍。我们坐在一起，手牵着手，直到她不再颤抖。傍晚的时候，我拥抱了弗莱娅，向她说再见，然后看着她穿过田野跑回家去。
第二天，弗莱娅很高兴，她对着我又亲又抱，告诉我巨魔不见了，她很抱歉吓到了我，那一定是她的胡思乱想。
巨魔确实再也没有回来过，但弗莱娅也变得和从前不一样了。她经常会莫名地恐惧，没有一丝一毫的安全感。她成了另外一个人，悲伤而安静。她不再愉快地玩耍了，每天晚上，她都害怕回家，她害怕回到自己家的农场。
关于镜子
巨魔事件过去几周后，有一天，我发现弗莱娅坐在树丛里，手里还拿着一面镜子。她声称那头独眼巨魔在用镜子来监视她，所以那天早晨，在醒来之后，她把家里所有的镜子都转了过去，面朝着墙壁，只剩下一面放在卧室里的镜子。她提议我们应该把它打碎埋在土里，我同意了，她用一根沉重的棍子击打它，当它被打碎后，她哭了起来。但是当天晚上，当弗莱娅回到家时，她发现所有的镜子又被转了回来，她的父亲不会容忍她这种古怪的行为。
关于湖
我的计划很简单。弗莱娅说只在自家农场里见过那头巨魔。假如我们俩远远地跑到森林里去呢？如果我们带上足够的食物，就可以很轻松地待上好几天。如果在树林里我们都没有见到那头巨魔的话，那就说明只要离开农场，她就是安全的。弗莱娅同意了我的计划，我们商定第二天早上六点在大路边集合，一起骑自行车出发。我们不能在附近的树丛中停留，因为这很容易就会被家里人发现。我们要到大湖边上的森林里去。那里树高林密，我们可以消失得无影无踪，根本不必担心被人找到。我的父母早就习惯了我整天在外面疯。只有当我没回去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才会开始担心。
中午的时候，下起了暴雨。雨很大。你必须要大声叫喊才能让对方听到。很快弗莱娅就精疲力竭了，无法前进一步。我们全身都湿透了，只好拖着自行车到路边的树林里避雨。走进树林后，我们用树枝和树叶把车子盖了起来。我利用一棵倒下的大树搭建起一个窝棚。我们坐在里面享用着糖霜肉桂面包和红醋栗汁。我们几乎吃光了原本预计吃三天的食物。过了几分钟，我问弗莱娅：
“你看见巨魔了吗？”
她四下看看，然后摇了摇头。虽然我们全身都湿透了，而且筋疲力尽，但是我们都很高兴。我们裹着雨衣准备睡觉，我一直等到弗莱娅睡着之后，才合上了自己的眼睛。
我醒来的时候，弗莱娅已经不见了。
我一骨碌从窝棚里滚了出来。森林里黑漆漆的。我喊着她的名字。没有回应。弗莱娅一定是被巨魔抓走了。我开始哭了起来。接着我感到一阵恐惧，因为巨魔也会来抓我的。我竭尽所能地奔跑起来，一直跑到大湖边上，没有路了。我被湖水挡住了去路，而巨魔有可能就在我身后几米远的地方。于是我脱下外套，跳进水里开始游泳。原因很简单，我从没听说过故事里的巨魔会游泳。它们身体笨拙而沉重，而我则是同龄孩子中的游泳高手。
那天晚上我游得太远了。最终停下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距离湖岸从未那样远过。岸边那些巨大的松树现在看起来仿佛微小的斑点。不过，至少没有人追着我。起初，这个想法给了我安慰。巨魔抓不到我了，我是安全的。但是接下来，一阵哀伤的感觉迅速袭来。我失去了自己的朋友。弗莱娅不见了，就算是回到岸边也找不到她了。我感到双腿非常沉重。我太累了。我的下巴沉进水里，接着是我的鼻子、我的眼睛，最后整个头部都沉到了水下面。我快要淹死了。我还没有准备好面对死亡，但我真的没有力气继续游泳了。
我沉到了湖面以下。那天晚上，我本无幸免的可能，不过我很幸运。当时我虽然距离岸边有几百米远，好在那片水域非常浅。我站在水下的淤泥里休息了片刻，然后再次浮出水面。我喘息着，深吸一口气，又一次潜入水中。就这样，在水下休息一会儿，浮上水面，深吸一口气，再潜水。我一遍一遍地重复这个过程，逐渐靠近岸边。通过这种奇怪的方法，我终于回到干燥的土地上。我在岸边躺了好一会儿，仰望着星空。
体力恢复后，我步行穿过森林。最终我找到了大路，但是找不到之前藏起来的自行车，我只好冒着雨走路回家。前方出现了汽车的明亮灯光。那是一个当地的农民，他在找我。我的父母都在找我。每个人都在找我，包括警察。
谎言
回到农场后，我始终在重复着同样的话：
“弗莱娅死了！”
我解释了关于巨魔的故事。不管他们怎么想，就算认为是幻想我也不在乎。她不见了，这就是证据。除非他们开车送我到弗莱娅家的农场，否则我就不断地说着这个故事。最后，我父亲被说服了。他不知道怎样才能让我平静下来，只好带我去他们家的农场。弗莱娅在家里。她穿着睡衣，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她整个人又干净又漂亮，好像从来没有跑出去过一样。我对弗莱娅说：
“告诉他们关于巨魔的事。”
弗莱娅跟他们说：
“没有什么巨魔。我从来没有出去过，我不是这个女孩的朋友。”
亲爱的医生：
我已经写了一整夜，这还真不是个轻松的事，我感到很疲惫。我们应该很快又会见面了。现在时候已经不早了，我只想去睡觉，所以我打算把接下来发生的事简略地叙述一下。
听了弗莱娅的谎言之后，我病了好几周。我在病床上度过了剩下的夏天。恢复健康以后，父母不再允许我离开自家的农场。妈妈每天晚上都会为我祈祷，她跪在我的床边，有时甚至会念叨整整一个小时。而在学校里，其他的孩子都开始疏远我。
第二年夏天，在最热的一天里，弗莱娅在湖里淹死了，就在离当初我们坐在树下避雨的地方不远处。事实上，当时我也在湖里游泳，这使得一些关于我的传闻泛滥起来。学校里的孩子们声称是我杀死了她。他们认为我非常可疑，因为我有憎恨她的理由。这样的流言在一个农场和另一个农场之间传播着。
直到今天，我依然不知道我的父母是否相信我是无辜的。他们什么也不知道，或许在那个炎热的夏日，我只是偶然发现弗莱娅正在湖里游泳，或许我们发生了争吵，或许在争吵中她管我叫怪胎，或许这让我太生气了，我把她的头按到水下，拽着她，抱住她，一直把她拖到水底，这样她就无法张嘴，也就不能再对我撒谎了。
接下来的日子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时光。我坐在高高的树顶上，盯着弗莱娅家的农场，心里始终纠结着要不要跳下去。我数着面前所有的树枝，想象自己掉到树下摔个稀巴烂。我盯着地面，不停地在说：
你好，下面的人。
你好，下面的人。
你好，下面的人。
但是假如我真的杀死了自己，每个人都会相信是我杀了弗莱娅。
当我十六岁的时候，就在生日那天的凌晨五点钟，我离开了农场。我离开了自己的父母。我永远地离开了那个地方。我不能生活在一个没有人相信我的地方，我不能生活在每个人都认为我有罪的地方。
我带着自己攒下的一点钱，尽可能快地骑车到了巴士站。我把自行车扔到田野里，登上一辆开往城里的汽车，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
你真挚的
蒂尔德
信的内容读完了，但我依然把它捧在手上，假装自己还在看着，这样我就可以为自己赢得一些时间来整理思绪。在我的生活中，从没有想象过妈妈会经历这样的事情。我仿佛看到一个孤独而悲伤的小姑娘，绝望地乞求着唯一朋友的友情。我还看到了其他的东西，她对那些关心的人的奉献，她面对悲伤时的勇敢。我从没有真正地认清过她。她的外表下隐藏着怎样的伤痕？她又受到过怎样的伤害？我的好奇心在这一刻全面爆发出来，我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真的了解自己的父母吗？曾经，他们对我的爱遮盖了一切。或许我可以找借口说，是因为爸爸妈妈从未让我接触到他们的无奈和艰辛，他们想忘掉过去，只留给我快乐的印象。或许我还可以为自己辩护，我没有资格去重提父母的痛苦回忆。但这也仅仅是借口而已，我是他们的儿子，是他们唯一的孩子——是那个唯一可以去问，也应该去问这些事情的人。他们的故事就是我的故事，他们的过去就是我的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我犯了错误——我误以为熟悉就代表着了解。可是，即便是生活在一起，也并不意味着你对别人的了解有多深。更糟糕的是，我沉湎于家庭的喜乐祥和，却从没有认真想过，为什么我的父母会致力于营造这样一个家庭氛围，他们真实的想法又是什么？
妈妈看穿了我的小把戏，她知道我已经读完了信。她把手放在我的下巴上，慢慢地托起我的头，和我四目相对。我看到她眼中的决心和严肃。这不是我在信里认识的那个迷茫的小女孩。
“我知道你有问题要问我，一个对你来说很难问出口的问题，或许是你曾经问过的最艰难的问题。但是你无法回避这个问题，想知道答案的话，你必须要问。你必须亲口把它说出来。你必须鼓起勇气，看着我的眼睛，问我是不是杀了弗莱娅。”
妈妈的动作很轻柔。但是我知道，一旦我试图把脸转开，或者回避这个问题，她的手一定会立刻收紧，锁住我的下巴，让我一动也不能动。她是对的。我的确想问这个问题，或者说，我想知道真相，无论答案是什么。我想知道那天在湖里发生的事情。其实，想象当天的情形并不是困难的事——妈妈从小在农场里劳作，身体强壮，弗莱娅是城里姑娘，美丽而柔弱。那天，她们在湖里偶遇。过去几个月的孤独和痛苦让妈妈很生气，她摇晃着自己从前的朋友，把她的头按到水下，希望一雪前耻。情绪稳定之后，妈妈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这时她已经游到了岸边，她回头瞥了一眼，发现弗莱娅并没有浮出水面——她应该没有意识了。妈妈疯了一样地游了回去，试图去救她，但没有用。最后，她惊慌失措地逃离现场，只留下她朋友的尸体漂浮在湖面上。
我不自信地低声说道：
“你和弗莱娅的死亡有关吗？”
妈妈把手从我的下巴上拿开，摇着头说：
“不对。你应该这么问。我有没有杀死弗莱娅？跟我说！”
她开始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个问题：
“我有没有杀死弗莱娅？我有没有杀死弗莱娅？我有没有杀死弗莱娅？”
她是在刺激我，每次她提到那个名字都会用手指在桌子上敲一下。这令人很不安。我再也承受不住了。在她再次敲打桌子之前，我抓住了她的手，我感受着她的力量，问道：
“是你杀了她吗？”
“不，我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