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慈善会的总部位于主干道旁边的霍华德大街，此处从亨特家步行很快就能到达。在这儿上班的是一位看上去和蔼可亲的老太太，叫梅丽莎？沃格娜，她告诉亨特两年前他们就停止处理领养事宜了。现在，所有的档案和文件都已被加利福尼亚州福利局儿童领养科接管了，并且送到了萨克拉门托市的一个储存处。
“你在和我开玩笑。”
沃格娜女士戴着眼镜，笑了起来，“你要知道，什么都不是那么容易办到的。这是一项规定。”
“我听说过这事，可我今天不打算开车去萨克拉门托。”
“哦，不管怎样，那样做没有任何意义。你不可能一进去张口就要你的出生记录。”
“当然不行。这我明白，那岂不是太简单了。”
“说得对极了。”
“那我该怎么做？”
“你给他们发一封由公证人证明的信，说清楚你的生日和领养父母的姓名，然后申请查阅生身父母的信息。如果父母中有一位在联系表格上签名同意，工作人员会帮你和他们取得联系。”
“要是他们没有这样做呢？我是说，没在表格上签字。”
“那，”沃格娜女士叹了口气，“那就更加复杂了。”
“复杂在什么地方？”
“哦，如果你在信中提一些他们可以回答的问题，也许可以降低复杂程度。”
“比如说？”
“比如说你父母的种族状况和大致的身体状况描述，或者让你接受他人领养时他们当时的年龄和医疗信息。你是在寻求和医疗情况有关的信息吗？”
“不是。”
“你有部分印第安人血统吗？”
“没有。为什么？”
“如果你是印第安人，你可以请求最高法院，他们可以向你透露这些记录信息。这样，你就可以获得属于你的部落的任何福利上的好处。”
“哦，我想那成功的希望可就不大了。”
“事实上，我感觉你不怎么像印第安人。”她说。
“确实不是，”亨特承认道，“那么，我得递送一封公证人证实的信，如果没有授权同意联系的表格，调查就到此结束了。”
“就算你不是印第安人，你也可以像我说的那样，上诉至最高法院。但你得有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让他们同意你这样做，通常就是了解医疗信息。要不然，如果你的父母不想你找到他们的话，我想你根本就做不到。”
亨特坐在办公室的桌子旁，给萨克拉门托市的信封上画上了最后一笔。塔玛拉端着咖啡走进来，坐在亨特对面的一把扶手椅上，说道：“如果不是天主教慈善会怎么办？”
“就是天主教慈善会，这我爸爸是知道的。”
“不，你说过他是通过慈善会领养你的。”
“对，我刚才不就是这样说的吗？”
“是的。可如果他们是在你已经进入领养体制之后领养了你怎么办？米基和我……我们的妈妈去世之后，我们就直接去了儿童权益保护协会，这你是知道的。因此，就算你最终落户天主教慈善会，很可能之前你已经在儿童权益保护协会待过一段时间了。工作人员会整理你的管理材料，抹去你在那儿生活过的痕迹。不管你在哪儿长大，这些东西最终都会被当作垃圾处理掉。”
亨特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这确实值得注意，除非……”
“我抢先一步，”她竖起一根手指，“幸运的是，你的名字并不怎么常见，是吧？你说那是哪一年的事？”
“1971年。”
“好的，那你翻翻档案，找一个叫怀亚特的人的材料。能有多少叫怀亚特的人呢？真正的挑战可能是要他们给你看档案。”
亨特站了起来。
“这个，”他说，“应该不是问题。”
亨特在儿童权益保护协会当现场调查员时，贝蒂娜？凯克是他的搭档。她是一位来自项目部的黑人女性，为人风趣、聪颖，做事不畏艰难而且勇气可嘉。不幸的是，工作中遇到的压力——把孩子们从虐待他们的父母身边带走——让她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她最终对奥施康定和酒精上瘾，并被协会解雇。然后她花了七年的时间出入康复中心治疗，并最终清除上瘾，恢复生机，返回职场，并且不知怎么回事，又到儿童权益保护协会重新应聘上班。现在，十年过去，她已是副会长了。亨特在她治疗期间不仅没和她失去联系，而且一直和她的丈夫一起，成为她最后治疗期间的一位良师益友，正是这次治疗最终起了作用。
现在两人就坐在奥蒂斯大街她那凌乱不堪的办公室的小隔间里。
“怀亚特，这当然是个问题。”贝蒂娜说。她很想帮忙，可紧皱的眉头表明她对此事无能为力，失望都写在了脸上。
“你知道，档案是事关隐私的东西。就算这样的档案依然存在，没有法院的许可你是不能看的。”
“我不是真要看，给我瞟一眼就行。”
“瞟一眼也使不得。”
“如果这样的档案依然存在，你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不存在呢？”
“唉，我们俩谈的是30年甚至是40年前的事了，那时的记录应该已经清除了。”
亨特在折叠椅上直起腰来。
“好吧，”他说，“这样干怎么样？首先，咱俩到街对面去，看看记录还在不在。如果不在了，那好，我愿赌服输。可如果还在的话……”
“不行。听着，”凯克摇头，“问题在于你不是查看某一份特别的记录。如果那样的话，找一下怀亚特？史密斯或者怀亚特？琼斯的材料，我可以过去让人把它抽出来就行了。可能在技术层面上并不合法，但我会为你去做的。可你想要的东西，得要查看所有的记录材料。你得承认，你可能一开始就不在儿童权益保护协会里。我可不能发动所有人翻找所有的档案。”
亨特咧嘴一笑，“你当然可以了，这样做可有趣了。”
“可能要花两天的时间。”
“贝蒂娜，那边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烦得要死，这可是照亮他们生活的机会！这事他们会拥戴你的。真的，你可以把它打造成一场大赛，找到怀亚特。给他们发奖，我出钱。喝瓶酒或者给几张巨人队的球票，现金也行，比如说100美元。”
“现在就行贿。”凯克双手捂着脸，然后顺面颊拖下来，“怀亚特，你有本事说服女人。”她从椅子上站起身来，“首先去那边看看有什么吧，然后把东西拿走。”
亨特的手机收到短信时会发出两声鸟鸣声。现在，就在他要从椅子上站起来时，手机响了。他从皮套中拿出手机。
短信写道：“有进展吗？”
亨特拇指在手机屏幕上飞舞着。你是谁？给我电话，我们谈谈。
他按了“发送”键。
“怎么回事？”凯克靠了过来。
“一切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有人用短信跟踪我。”
“那就换掉手机，搞一个新号码。”
“我不想这样做。不管对方是谁，他知道一些情况，并且希望我去弄清楚这件事情。我不清楚对方为什么这样做，可我需要搞清楚来龙去脉。”
“确切地说，搞清楚什么事情？”
“对方是谁，想要什么。”
不能打电话，短信联系即可。
为什么？有进展吗？没有。
再联系吧。
等等。有我的身份记录吗？亨特站在那儿，眼睛紧盯着手机屏幕不放，最后还是抬起头来看着凯克。
“联系不上了。”他说。
“这有点奇怪，”凯克双臂抱在胸前，“我想你没考虑过此人有苦衷，他不愿让你了解他的身份。”
“当然了。”
“那么，如果你暴露了对方，对方可就不大乐意了。”
亨特耸耸肩，“对方在开始之前就应该想到这一点。”
折腾来折腾去，最终的情况却让人哭笑不得。
在街对面的档案室，凯克和亨特了解到，档案确实在很久以前就该清理或者销毁了，但是，这项工作很可能因为官僚的管理作风并没有被完成。档案管理部门的头头在亨特还在此处工作时就干着一模一样的工作，他毫无歉意地告诉亨特：这类非必需品处理的延误在他们这样的办公室是司空见惯的事，这儿发生的一切事情往往都是紧急情况。
亨特向四周望望，意识到自己认为员工们闲得无聊至极的理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在沟通谈话室里，每个人都在忙个不停——有人在打电话，有人坐在桌旁的电脑前敲个不停。这让他想起自己在此处工作的经历，当时大家工作起来总是拖拖拉拉、裹足不前。有太多繁忙的工作，有太多能力不够、责任心不强、愚蠢至极、吸食毒品上瘾的父母，有太多需要拯救、沟通、评估、安置的孩子。亨特在脑海中想过上千遍了：如果不准备照顾自己的孩子，干吗要生孩子呢？但这可不是他今天到这儿来的任务。
“如果这些档案还在的话，”他问档案处的主管，“会放在哪儿呢？”
“就在下面的地下室。”
亨特故意漫不经心地说：“你介意我们下去看看吗？我们可不想给任何人带来麻烦，贝蒂娜担心这些东西的机密性呢。”
此人不假思索地说：“东西都在下面放着。不管什么事情，法律章程只适用99%的情况。说实话，谁来为这事浪费口舌？你会累得半死不活的。”
五分钟之后，凯克和亨特来到这个毛坯的地下室，天花板显得很低——只有灯泡、混凝土地面以及头顶传来的脚步声。大楼占地面积有1.2万平方英尺，档案堆放在可移动的箱子里，沿过道按年份顺序，采用两排并列、每排五个堆置在一起的顺序堆放着。最新的档案保存的是1992年的资料，也就在这一年，儿童权益保护协会开始使用电脑办公。
亨特站在一排排的档案前面，双手叉腰说：“贝蒂娜，我一个人就能搞定，谢谢你带我到这儿来。”
凯克指着这些箱子摇摇头，“我来翻一堆看看。如果东西都在这儿的话，应该不要一小时就能找到。”
连20分钟的时间都不到，看完1970年的档案，在第三个盒子的底部，亨特就看到了怀亚特？卡森的名字。他抽出那份马尼拉纸做的文件夹，打开来看。他一定弄出了一些声音，因为凯克突然站到他的身边。
“你找到了？怀亚特，你不要紧吧？”
亨特脖颈变得通红，双手冰冷，抖个不停。凯克碰碰他的肩膀。亨特读着档案，声音僵硬刺耳，“当事孩子的父亲凯文？卡森，正处于刑拘之中，等待着谋杀自己的妻子，也就是孩子母亲玛格丽特罪名的审判。”
凯克在亨特身边弯下腰，用一只胳膊搂住他的肩膀。
“没事的，”她说，“没事的。”
“不，”他说，“不，真有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