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象一片凄凉。
严格意义上来说，办公室仍然开门营业，可连装模作样在工作的人都没有。电话铃响了——人们看过报纸或是电视上新闻对此事的报道——这一切在亨特8点半到办公室之前早就开始了。一阵阵的伤感让塔玛拉一个人也不搭理地趴在桌子上；吉尔满脸泪痕，眼泪汪汪地躲进自己的办公室，把门关上；米基一边忙着陪人喝咖啡，一边忙着布置好花束，每隔15分钟左右就有律师事务所和保险公司送来这些东西，他们和这些律师事务所和保险公司有业务往来。
亨特呆呆地坐在拐角的数据库隔间里，除了接电话就是盯着显示器不放，时不时在这些叫斯宾塞的人中进行随机搜索，这时他想到了一个点子。
居尔打电话来核查情况，亨特知道虽然卡莉偏向他，也有技术支持，但正式的法律实施至少可以在有些事情上让她无可奈何。也许她现在还抽不出时间来查看通话记录。不管什么情况，有了伊万的手机号码，居尔了解到伊万最后唯一的电话是昨天下午三四点打给女朋友的。
亨特刚刚想到这个点子，就建议居尔应该尽量弄到办公室固定电话的通话记录。伊万昨晚是最后离开办公室的，如果5点钟之后有对外打出的电话，那就是他打的。居尔说这是个好点子，他会跟进调查。在其他方面，伊万的谋杀案没有任何进展。
亨特在几个小时的睡眠中又做了一个梦，猛然想到一点：他可以确定父亲的地址，父亲可能依然活着。
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这一点突然变得紧急起来。
他不知道为什么没能早一点考虑到这一最新的策略。他有父亲1970年居住的地址，他认为自己可以找到——事实上，他相当容易地就找到了。现在，他知道是谁还住在他父母以前的公寓里，可这没有任何帮助。不错，凯文·卡森的信息还在数据库里，和当时的不动产有联系，但这条信息无法让亨特和眼前联系起来。凯文·卡森在那儿住过，那又怎么样呢？他现在在哪儿？这才是问题之所在，显然还找不到答案。
一切都发生在那么久之前。
塔玛拉推开门，走进亨特黑乎乎的里间办公室。亨特伸开四肢，躺在沙发上，闭着眼睛，呼吸缓慢而有节奏。塔玛拉弯下腰，摸了摸亨特的脸，小声地喊着亨特的名字。
“我在这儿，”他说，“现在什么时间？”
“11点30分，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
“你真好。”
“是啊！”她说，“喝咖啡吗？”
亨特眨了几下眼，坐起来，“我够得着。”
塔玛拉站在他身后，“我知道你够得着，我问你要不要我帮你拿。”
“我说过你真好吗？”
“说过，”她伸出手，又摸了摸亨特的脸，“我去端杯咖啡来。”
“我马上就喝，”他朝门点点头，“情况怎么样了？”
“没什么两样，糟糕得很。”
“我该让大家都回家。”
“可能是该这样，”她在门口停住，“要我开灯吗？”
“回来时开灯怎么样？”
她噘起嘴，“我尽力记着。”
在昏暗的灯光下，亨特坐在沙发上，依然处于半梦半醒状态。突然，他抬起头，似乎试图辨别着若有若无的声音，然后他直起身，走到桌子边上，伸手拿起文件夹。几秒钟之后，他来到办公室门口，塔玛拉端着咖啡正好走过来。
“咱俩不分胜负。”她说，把咖啡递给他。
“谢谢。”他接过杯子，啜了一口，没有放慢脚步。
“我是白痴，”他说，“不是我的父亲，是斯宾塞。”
受到梦的提示，那天上午他满脑子考虑的都是父亲的信息。他相信——也许自己不够理智——如果自己从1970年父亲在富尔顿大街的地址着手，他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能在律商联讯数据库中查到现在的信息。在这一点证明又走不通时，他感觉自己走进了另一个死胡同。
可事实上，刚才打瞌睡时，他突然想到：如果他想确定一个人现在的位置，他需要的不是父亲的地址，而是另一个他知道的1970年的地址——艾薇的地址，这是贝蒂娜星期一早晨从儿童权益保护协会文件中重新找出来的。这个地址事实上有可能带着他一路前行，及时地抵达伊万可能已经发现的、导致他致命厄运的东西，那就是艾薇丈夫的身份。
在律商联讯数据库的终端，他把文件夹在大腿上打开，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手指在键盘上飞舞着。
塔玛拉跟过来，在他身边晃悠着，“你在找什么？”
“我就要找到了，”他指着文件夹，“这是艾薇1970年居住的地址，现在在目前的户主手中。看见这个了？现在，相关的人是……”他按了另外一个键，屏幕向下滚动着，还在向下滚动着，回到几十年前的情况。阿奎罗大街那栋独立式房子——就在凯文和玛吉住过的富尔顿大街的拐角处——2003年被卖掉了，房主几经易手——1998年、1991年、1982年、1976年。最后，亨特寻找到的房主是在1968年购买了此房。
塔玛拉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亨特按了最后一个键，身子坐了回去，心满意足地呼出一口气。
“莱昂内尔·斯宾塞，”他说，转身看着塔玛拉，“找到他了。”
就算穿着厚厚的皮革大衣，戴着手套，莎拉·拉索依然在呼啸而过的强风中战栗发抖。站在人行道上，她按响了出现在面前的宅邸门铃，宅邸就建在岩墙的后面，安装着厚重的铁门。她和居尔站在位于拉金街的俄罗斯山顶峰。在附近的交叉路口，缆车线似乎笔直地贴着地表铺设下去。
“如果我有足够的钱在这儿买一栋房子，就算比这家伙少很多钱，”她说，“我也会住在其他地方。”
“真到那时候你就不会这么想了。”
拉索朝左边瞟了一眼，下面是一幅美妙绝伦的全景图，对此两人早已熟稔于心。两艘集装箱船和上游的50只帆船踏着下面的白浪前行着，恶魔岛、马林县海岸线、天使岛、里士满大桥，都出现在古铜色的水面上，呈现出不同风味、赏心悦目的景色来。更近一点，北湾地区的教堂和码头后面像雕塑一般矗立的街区井然有序，沐浴在下午晚些时候的璀璨光影中。
“我听说，南极洲也很漂亮，”拉索说，“你可能知道，我的格言是：如果冷到连棒球也打不了，你就不想住在那儿了。”
“我想上一次我们在这儿打过棒球。”
她朝居尔轻蔑地看了一眼，“就因为我们组过一支队伍，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冷到不能打球的地步。”她把注意力转回到门上，轻轻地踢了一脚，“快一点，快一点，开门，我们可不是没收到邀请啊。”
“哦，根本没有受到邀请嘛。”
“嘿，我们是警察，大差不差就行了。”
莱昂内尔·斯宾塞按了开关开了门，两人走过弯弯曲曲的走道，穿过一个离人行道约有40英尺远的由柏树和杜松树组成的小树林，向上跨过四个台阶，走进一个有屋顶的圆形门廊，莱昂内尔就在空旷的前门处等着他俩的到来。莱昂内尔穿着黑色丝绸睡衣，里面穿着似乎绣有字母的天鹅绒晨衣，趿拉着一双很般配的拖鞋。
“很抱歉让你们久等了，”他说，“有时候我听不到第一声门铃，我错过投递给我的东西，他们就得再跑一次。我真该换一个声音大一点的门铃。要进来吗？”
“那太好了，谢谢。”拉索说。
“那就进来吧。”他朝后退了一两步，转过身去，开始朝里走，显然是指望他俩关上前门，然后跟在他的后面。居尔和拉索暗地里快速交换了一下眼神，确认两人要和一个最起码很古怪的人打交道，很可能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浓密的齐肩白发，在中间分开，这是另一条线索。
两人跟在他身后，沿着铺在走廊硬木地板上的宽大波斯地毯走了很长一段路。走廊的右边是三个大房间，左边是一个楼梯和有其他用途的房间，一眼望去，这些房间似乎都是做饭和吃饭的地方。到了大厅，展览就结束了，斯宾塞一路带着客人到此。他在拱廊里面停下脚步，转过身，示意两人走进一个用玻璃封闭的大而圆的角楼，里面有无数植物，甚至有树木，还摆着一副醒目的望远镜。
“好漂亮的房子。”居尔说。
斯宾塞点点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这儿度过。如果你不经常往外跑——我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是个不错的替代场所。为什么不坐下来呢？”他转向座位区，拉过一把装有白色软垫面料的椅子，两位督察则坐在沙发的两端。
拉索说：“我们感谢你同意和我们谈谈。”
“别客气，虽然我也不知道该怎样帮助你们。我是直到昨天晚上遇见他才认识这个被杀的人。”斯宾塞两腿交叉，双手叠在大腿上。
“伊万·奥尔洛夫。”居尔说。
“是的。”
“你昨天晚上和他见过面？”拉索问。
“当然，我和他在乔家原味餐馆共进晚餐。我离开之后，没过几分钟他就被杀了。我想你们知道的，昨天晚上他打电话到我家，我想这就是你们搞到我的号码，到这儿来的原因吧。”
“对。”居尔承认道，虽然并不完全是这样。是的，他俩从亨特俱乐部的固定电话里查到了莱昂内尔的电话号码，可他们是通过怀亚特在律商联讯数据库里查到他的位置才搞到其姓名和目前的住址的，这是居尔和拉索第一站就跑到这儿的原因。此人和琼斯镇惨案没有显而易见的联系，亨特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联系。此外，莱昂内尔平时生活非常低调，有明文记载的上一次活动还是他五年前在一场慈善拍卖会上出高价竞标一瓶鹰鸣牌红葡萄酒。
因为信息的缺乏，居尔和拉索被迫参与到两人都很头痛的问话之中，实质上就是钓鱼执法。现在什么也没搞清楚，但居尔还是抛出了第一个问题：“你介意告诉我们奥尔洛夫先生想和你谈什么吗？”
“你们自己不清楚？”
拉索礼貌地笑了笑，“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希望听到从你的口中说出来。”
“你们认为这可能和他被杀的原因有联系？”
“我们在调查这桩杀人案，”居尔说，“此刻，我们不清楚他被杀的原因，我们要和能给我们提供这方面线索的任何人谈话。”
斯宾塞皱起眉头，“我是不是处在嫌疑之中？虽然我说得不够具体，但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我们是在一起共进晚餐。”
“为什么要共进晚餐？”
“哦，我和他谈了一会儿，就很明显地看出他是找了一个虚假的借口来和我见面的。”
居尔接过话头，“什么虚假的借口？”
“他说他有我前妻的信息，艾薇，以及孩子们的信息。”
“她是最近去世的吗？”拉索问，虽然她知道问题的答案。
“不是，她死于1978年，死于琼斯镇惨案，也许你们听说过这个惨案。”
两位督察交换了一下眼神，先后点点头。
“算了，”斯宾塞坐回去，嗓音平静下来，“这依然是个让人很难接受的话题，我希望你们能理解。”
“当然。”拉索说，“她独自去了那儿，没带上你？”
“要不我也会死的，是不是？可她带去了我们的孩子，”他补充说，声音里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恨意，“她毁了我一生。”
沉默了一会儿，居尔问：“奥尔洛夫先生告诉你什么了吗？关于你妻子的消息？”
“哦，那才是问题的关键，你明白吗？他似乎并不了解我的妻子，他引诱我和他交谈，说什么他了解到关于我妻子及孩子们的一些新情况。并不是说这些消息会把他们中某个人带回到我身边，我怎么能忍耐得住呢？那根本就不是实话。”
“那么他想见你是为什么事呢？”
斯宾塞顿了片刻，振作了一下精神，向屋子四面看了看，拿手掌摸摸面颊，又把头发向后面捋了捋，“说实话，我不大清楚。有点让人出乎意料，他问我1970年左右某个被谋杀的女人的情况，这个女人当时显然认识艾薇。他说这个案子要重新审理之类的话，正在寻找证人。我不知道——我想奥尔洛夫先生也不清楚——证人该是什么样的人。我告诉他我不认识这个女人，当时就不认识她，并祝他好运。这事实上就是我们谈话的所有内容，我无法想象这和他的死有什么联系。”
居尔在沙发上往前凑了凑，“你认识吉姆·琼斯吗？”
斯宾塞的嘴巴扭动着，“当然认识，他是当时我们所有人生活的一大部分。”他朝椅子的扶手抓去，“你知道，艾薇总是在寻求更伟大的东西，寻求生命的终极意义，那正是琼斯兜售的东西，他们真是一拍即合。”
“你们所有人生活的一大部分？”拉索有意刺激他一下，“包括你在内？”
他点点头，露出悔恨的神情，“一开始，就在艾薇似乎非常高兴的时候，我参与进去支持她，这就是它的运作方式。琼斯抓住了你，如果你的配偶不想参加，你得把你的配偶、你的父母、孩子以及还没有加入圣殿教的人统统抛弃掉。因此，一开始我留在教中，直到我……我实在待不下去了，情况就是这样。”他看着露出满是同情之色的拉索，“真是非常痛苦，”他说，“我很抱歉。”
这是要结束谈话了。斯宾塞直起身体，离开椅子，两位督察站起来。
“哦，”拉索说，“感谢你的合作。”
他耸耸肩，“就因为我提供了帮助。你们离开之前，我可以问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
“奥尔洛夫先生谈到的重新审理的案件也是你们俩负责调查的吗？我是说有真正的警察介入吗？”
“我了解过一些情况，”居尔说，“严格意义上说还没有重新审理，只是没有结案的普通案子，因为没有人被定罪。杀人案件不存在法定时效问题，因此没有结案。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
“哦，只是觉得有点牵强附会罢了，不是吗？40年前发生的案子？我无法想象这么多年之后，奥尔洛夫先生的死会和这事有什么联系。”
“哦，”居尔说，“说得有道理。奥尔洛夫先生的死肯定和什么事有联系，那个古老的悬案就是他在侦查，这让这个案子至少热了一点点，你说呢？”
斯宾塞随意地耸耸肩，“可能你是对的吧，”他说，“我怎么知道呢？”
阿布·格里斯基把脚放在桌子上，手指放在嘴巴前面。像往常一样，他的表情明暗不定，眉毛耷拉在凹陷的眼睛上，呼吸轻松平稳。墙上的时钟显示为5点15分。
“我在尽力弄明白，”他说，“我正在尽力弄明白。”
“三起杀人案件了。”拉索说。
“哦，根本不是这么回事。照你们两个看来，吉姆·博格是自杀的。”
“可现在这事让人怀疑。”
格里斯基把手从嘴唇上拿开，面对着居尔，“德温，谁怀疑的？你的朋友亨特吗？有什么证据？”
“与其说有什么特别的证据，”拉索为她的搭档说起话来，“倒不如说开始看起来像是这些联系累积在一起了，很难排除掉这些联系的。阿布，你得承认这一点，这就是我们要说的。”
格里斯基满是同情地摇摇头，“这就是我要说的，我没有必要承认。”他收起脚，胳膊肘放在桌上，改变了主意，“你们两个，和我一起从头梳理案情，我错了就打断我。我们审理了40——我说40了吗？——年前的一起家庭杀人案件以及杀人凶手。”
“凶手无罪释放，”居尔指出来，“我只是说得准确一点。”
“我注意到了。我准备假装说我们审过两次的家伙确实干过这事，就是为了大家争论一番。接下来，我们有一个警察自杀身亡，什么时候的事？1975年。”
居尔不仅仅是要格里斯基尝尝他的厉害了，“阿布，也许他是自杀身亡的。就在他升迁之后不久？就在他快快乐乐地过婚后生活的时候？不要忘了他不仅仅是第一桩谋杀案中拘捕犯人的警官，他还接到危害儿童安全的报警去过受害人家里，他在那儿记录下了受害者和她的朋友艾薇·斯宾塞的情况。”
“德温，”格里斯基心平气和地说道，“这些事情——从电话报警到拘捕犯人，再到自杀身亡——时隔4年，不是吗？是4年。”
“大约是两次审判的时间范围。”拉索补充道。
“那又怎么样呢？”格里斯基指着莎拉，又指着德温，“你们两个联手对付我啊。如果让我继续说下去，我会感激不尽的，好吧？我们的第三位受害者就是昨晚的奥尔洛夫。表面上看来，他在侦查第一桩案件，40年前的案子。他可能也在侦查很多其他案件，不能说他的死和任何一桩案子都有联系。可你瞧，昨晚他找到这个叫斯宾塞的家伙，斯宾塞也没否认和他谈过话，没否认和他一起吃过饭，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一副十足合作的模样。我遗漏了什么没有？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听着，阿布，”居尔把手放在桌子边上，“你漏掉了斯宾塞是艾薇的丈夫这一点。所有死去的人——就算考虑到博格可能是自杀的——每个人都和艾薇·斯宾塞有联系。”
“她，我可得提醒你，也死了，死于1978年。”
“死在琼斯镇。”
“请你告诉我，为什么有联系呢？将近1000人死于琼斯镇，艾薇·斯宾塞只是其中一个，并不特殊。”
“不可能那么巧合，”拉索说，“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个。”
格里斯基放松下来，坐回椅子上，“姑且这么说吧，莎拉，有点巧合的样子，我们都不喜欢这一点。如果这一切发生在几天的时间里，我会说‘哇，一定有联系，查查艾薇·斯宾塞这个女人，看看会查到什么地步，看看哪些地方相符’。可二位，想想看：艾薇死去32年了，时间在吉姆·博格死后4年，在玛吉·卡森死后8年，时间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嘛。现在，伊万·奥尔洛夫，”他摊开手掌，“我真不清楚你们要我做什么，除非在这个理论上多信任你们一点，可我似乎又做不到。”
“阿布，”拉索说，“如果我们不追踪艾薇·斯宾塞的情况，我们在奥尔洛夫案子上就会束手无策。”
“不是这么回事，莎拉。他是私家侦探，他在调查其他事情，你们得辛苦地侦破该案，就这么回事。他有可能会碰到什么情况，通常是个人生活方面的；也有可能是因为钱包的问题，他就随意地被人给盯上了，结果被杀了。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尤其在他所在的那个地方，我没有必要跟你们两个讲这个了。”
居尔和莎拉坐在格里斯基桌前的折叠椅上，交换了一下眼神。居尔点点头，站起身，几步走到门口，然后关上门。回到座位上时，他清了清嗓子，接着走上前，以近乎耳语的方式小声说：“阿布，要是这和警察内部有关怎么办？”
格里斯基花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也就一眨眼的工夫，他瞬间爆发起来的冲动又冷静下来，“你说什么？哪个警察干的？你认为警察杀了奥尔洛夫？这可是非常唐突的指控，你最好找到强有力的证据支持，你有吗？”
“还没有，没有，长官，”居尔说，“没有证据，任何人都有可能对奥尔洛夫扣动扳机，任何人都有可能收钱干这样的事。”
“你还说警察付钱叫别人干这事？”格里斯基一只手挠着头，“我不信我会听到这个消息，从哪儿传出来的？”
“阿布，我们并没有认为就是警察干的。”拉索说。
居尔打断她的话，“我们认为不应该忽视这种可能性，有些警察，现在可能不在现役了，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卷入进来了。”
“现在有几个警察，”格里斯基说，“还不止一个？警察圈里面有巨大阴谋？”
“你还记得过去几天放在我那儿的案件档案，就是怀亚特·亨特想调查的材料？”
“我点头同意的，当然记得了。”
“对。然后亨特开始到处问问题了——也不是太多的问题——接下来你知道的，拉皮尔局长打电话给你，告诉你可能不需要在上面花费时间了。”
“你把这个看作是某种程度上的预兆？”
“我认为这有点起争议，有人和他说了，他再和你说了，让你叫我和亨特罢手。我想在第一个案子里当时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我认为4年后吉姆·博格当上督察之后，他得到了风声……”
“他是怎么做的？”
“我不知道。也许他很早就有一种预感，也许他认为拘捕错了犯人，这是他妻子告诉亨特的。他当上督察之后，决定调查此案。”
“这一切都是空想，德温。你在哪儿听到这一切的？”
“哦，不全是空想。吉姆·博格1974年签名拿出这个案件的档案，全部档案，时间就在他自杀前两个星期，他是我和亨特调查前最后查看档案的人。我想他发现了什么。”
“发现什么了？譬如讲？”
“我们搞不清楚。可能发现了一些案发时很有意义的信息，这些信息现在相隔时间太久，搞不清楚了。”
“阿布，他为什么要签名领出案件的档案？”拉索问，“如果他不认为有些事有点奇怪的话？”
“怎么奇怪了？也许他想研究一下如何建立案例呢：如果再审一次的话，也许他认为自己知道了可以判罚有罪的一些东西；也许作为一位新督察，他认为他可以用一种全新的方法来扬名立万。我真是搞不清楚，”隔着桌子，格里斯基眼神中流露出的与其说是批评，不如说是悲伤，“德温，你们两位，我耐心地聆听了你们两位的看法，依然搞不清楚为什么要讨论这个。你们要我做什么我没做到的事呢？”
这当然是问题的关键了。居尔坐回椅子，看了搭档一眼，对格里斯基说：“我们只是想知道这个奥尔洛夫案件可能揭示了一些……敏感的东西，你可能想弄明白这些。我们想给你一个提醒，提醒你我们的思路是怎么来的。”
“我能处理敏感事件。相信我。敏感的东西，那是我擅长处理的，我不在乎大家说什么，不要误解我。我不会设置限制——一点限制也没有——不管你们怎么调查这个奥尔洛夫的案件。但是，”格里斯基现在双臂交叉在面前的桌子上，“虽然从理论上你们的看法固然讲得通，我想我不需要提醒你们，你们的任务是找到证据；不需要提醒你们，理论得来源于证据，而不是情况正好反过来。”
“这些和艾薇有关的东西不是理论，”莎拉说，“是确凿的事实。”
“好吧，”格里斯基说，“请记住有时候事实就是事实，没有更深刻的意思，可能还没有上升到任何特别的犯罪活动能提供证据的地步。我要告诉二位的是你们两个可以毫无限制地查找证据——这是我的工作职责。你们去查证我们谈到的任何敏感信息前，建议斟酌考虑一下，最好找到实物证据，最好稳如磐石，口不透风。”
居尔点点头，“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如果到了那一步的话。”
“接下来，毫无疑问，”格里斯基说，“该干嘛干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