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夫特过去曾在某处供职，与此同时，还帮已故的安德罗尼科夫办理过一些其他私人事务（并从他那里得到过一些报酬），因为后者常在本职工作以外兼做一些份外的事。对我来说重要的只有一点，由于克拉夫特和安德罗尼科夫特别接近，克拉夫特很可能知道许多让我特别感兴趣的事。但是我从玛丽亚·伊万诺芙娜口中得知（她是尼古拉·谢苗诺维奇的妻子，过去我上中学的时候，曾在他家借住过多年，而她又是安德罗尼科夫的亲侄女和养女，自小受到他的宠爱），克拉夫特甚至“接受委托”要把一样东西交给我。因此，我等他已经等了整整一个月了。
他住在一个小套间里，有两间屋，完全独立，而目前，因为刚回来，连个仆人都没有，皮箱虽已打开，但东西还没收拾，全堆放在几把椅子上，长沙发前面有张桌子，桌上散乱地摆放着：旅行包、旅行用的小匣、手枪，等等。克拉夫特进屋后，似乎心不在焉，若有所思，仿佛把我全忘了；他也许根本就没注意，一路上，我都没跟他说过话。他立刻开始寻找什么东西，但是他无意中瞥了一眼镜子，就停了下来，足足用了一分钟，注视着自己的脸。虽说我也注意到了这个特点（后来，我非常清楚地想起了这一切），但是我心头烦闷，感到很尴尬。我无法集中思想。一时间，我忽然想干脆走开，把所有的事就这么撂下，永远不顾不管。再说，说实在的，所有这些事又算得了什么呢？这岂不是自寻烦恼吗？我陷入灰心丧气之中，也许我是在白白地浪费精力，由于感情用事，净干一些不足挂齿的小事，而我现在，任务当前，正需要全力以赴。然而，鉴于在杰尔加乔夫那儿发生的事，已经显而易见，我不克当此重任。
“克拉夫特，以后您还会去找他们吗？”我忽然问他。他慢慢地向我转过头来，仿佛没有听懂我究竟要说什么似的。我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请您原谅他们！”克拉夫特忽然说。
当然，我觉得这似乎是嘲笑；但是，我定神看了他一眼，看到他脸上有一种非常奇怪甚至惊人的宽容，以至连我自己都觉得吃惊，他怎么会这么严肃地请求我“原谅”他们呢？他搬过一把椅子，坐在我身旁。
“我自己也知道，也许我不过是集所有自尊于一身的大杂烩，如此而已，”我开口道，“但是，我并不想请求大家原谅。”
“再说，也根本无需向任何人请求原谅。”他低声而又严肃地说道。他的说话声一直很低，而且很慢。
“就让我觉得自己问心有愧吧……我喜欢问心有愧……克拉夫特，请您见谅，我在这儿胡说八道了。请问，难道您也在这小组里吗？我想问您的正是这事儿。”
“他们不比其他人笨，也不比其他人聪明，他们和大家一样，都是疯子。”
“难道大家都是疯子？”我不由得好奇地向他转过身来。
“现在人们中的较优秀者，都是疯子。只有恪守中庸之道的无能之辈，才会花天酒地，寻欢作乐……不过，这一切都不值得一提。”
他一边说话，一边又似乎仰首望天，常常是刚开口就戛然而止。尤其使我吃惊的是在他声音中透露的某种忧伤。
“难道瓦辛也同他们沆瀣一气？瓦辛有智慧，瓦辛有道德观念啊！”我叫道。
“现在根本就没有什么道德观念。忽然就了无踪影，主要是还摆出一副架势，好像从来就不曾有过似的。”
“过去也不曾有过？”
“咱们最好别提这个了。”他带着一种明显的倦意说道。
我被他那种又忧伤又认真的态度打动了。我对自己的自私感到羞愧，开始说些附和他的话。
“当今这时代，”他沉默了约莫两分钟，又主动开口道，可是他的眼睛始终望着空中的某个地方，“当今这时代，是恪守中庸之道和无动于衷的时代，是一个追求无知、懒惰、不学无术，既干不了任何事，又想坐享其成的时代。谁也不肯动脑筋，很少有人会给自己挤出点思想。”
他又打断了自己的话，沉默少顷；我听着。
“如今，人们在大肆砍伐俄罗斯的森林，使它的土壤变得贫瘠，把沃土变成荒原，变成草地，供卡尔梅克人放牧。如果有人带着希望来，想植树——大家肯定会笑他：‘难道你能活到它长大成林？’另一方面，希望未来会好起来的人，却在大谈一千年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那种扣人心弦的思想完全不见了。大家都好像住在客栈里似的，准备明天就离开俄罗斯，弃之不顾，大家都在得过且过……”
“对不起，克拉夫特，您方才说：‘关心千年以后的事’。唔，您对俄国前途的绝望……难道不也同样是关心吗？”
“这……这是当前首当其冲的、最迫切的问题。”他怒气冲冲地说道，迅速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哎呀！我都忘了！”他忽然说，腔调完全变了，同时有点困惑地看着我，“我叫您来是有事的，可是……看在上帝分上，对不起。”
他忽然像做了个梦，从梦中醒来，几乎有点过意不去似的。他从放在桌上的一个公文包里拿出一封信，递给了我。
“这就是我要转交给您的东西。这是一份有一定重要性的文件。”他关心地、用一种非常干练的办事口吻开口道。
后来，过了很长时间，每当我想起这件事，他的这种本领（而且对他来说是这样关键的时刻！）就使我感到吃惊，他居然能以这样真切的关心来对待别人的事，能如此镇定自若和有板有眼地讲述这事的来龙去脉。
“这就是那位斯托尔别耶夫写的信，正是由于他死后留下的遗嘱，才引发了韦尔西洛夫与索科尔斯基公爵家的这场官司。这场官司现在正由法院审理，而判决的结果肯定会对韦尔西洛夫有利，因为法律支持他。然而在这封两年前写的私人信件里，立遗嘱人却亲自讲述了他自己的真实意愿，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愿望。讲述的内容，与其说对韦尔西洛夫有利，不如说更有利于公爵家族。至少，索科尔斯基公爵对遗嘱提出异议时所依据的那几条理由，在这封信中都能找到有力的支持。虽然这份文件并无决定性的法律意义，但是韦尔西洛夫的对手肯定会出高价来得到它。承办韦尔西洛夫这场官司的阿列克谢·尼康诺罗维奇（安德罗尼科夫），一直把这封信保存在自己手里，直到他临死前不久，才把它交给了我，托我‘保管’，——也许因为他已预感到死期不远，才担心自己的文件。现在我并不想对阿列克谢·尼康诺罗维奇在这种情况下的意图妄下断语，但是，我得承认，他死后，我处在某种进退两难的困境，我拿这份文件怎么办呢？尤其因为法院对这场官司即将宣判。但是玛丽亚·伊万诺芙娜（阿列克谢·尼康诺罗维奇生前是非常信任她的）却使我摆脱了这一困境：三周前，她写信给我，态度很坚决，让我把这份文件无论如何要交给您，因为这样做，大概（这是她的原话）是符合安德罗尼科夫的意愿的。因此，这就是那文件，而且我很高兴，终于把它交给了您。”
“听我说，”我说道，被这突如其来的新闻弄得不知所措，“现在我拿这封信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做呢？”
“那就随您便了。”
“那不行，您自己也看得出来，我根本就作不了主！韦尔西洛夫眼巴巴地希望得到这笔遗产……要知道，没有这份资助，他会完蛋的——现在却忽然出现了这样一份文件。”
“它仅仅出现在这里，在这房间里！”
“难道是这样？”我注意地看了看他。
“假如在这种情况下您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又能给您出什么主意呢？”
“但是，我也不能把它交给索科尔斯基公爵呀：我会把韦尔西洛夫的希望全毁了的，此外，在他面前，我就成了叛徒……另一方面，如果我把它交给韦尔西洛夫，我又会使无辜者陷入贫困，而且使韦尔西洛夫仍旧处在一种走投无路的绝境：要么放弃遗产，要么成为一名窃贼。”
“您也过分夸大了这事的意义了。”
“请告诉我一点：这文件是否具有决定性的最终意义？”
“不，没有。我对于法律知之甚少。对方的律师，不用说，一定知道怎么来利用这文件，从中取得应有的利益。但是，阿列克谢·尼康诺罗维奇却很有把握地认为，即使把这封信呈交法庭，它也未必具有很大的法律意义，因此，韦尔西洛夫的官司仍旧能够打赢，毋宁说，这文件提出了一个所谓良心问题……”
“正是这点最重要，”我打断道，“正因为这点，韦尔西洛夫将处于一种走投无路的绝境。”
“然而，他也可以把这文件毁掉呀，这样一来，他可以使自己避免任何危险。”
“您是否有什么特别的根据认为他会这么认为呢，克拉夫特？这就是我想知道的：也正因为这点，我才来拜访足下！”
“我想，任何人换了是他，都会这么做的。”
“您也会这么做吗？”
“因为我没有接受遗产，所以我也不知道我会怎么做。”
“那好，”我说，把信塞进了口袋。“这事现在就算暂时了了。克拉夫特，请听我说，我敢向您保证，玛丽亚·伊万诺芙娜曾经向我透露过许多事，她告诉我，您，而且只有您一个人，可以把一年半以前，发生在埃姆斯的韦尔西洛夫同阿赫马科娃夫妇间的事告诉我。我一直在等您，就像等太阳会把一切照亮似的在等您。您不知道我的处境，克拉夫特。我求您了，请您把全部真相告诉我。我正需要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而现在——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知道这点！”
“我奇怪的是玛丽亚·伊万诺芙娜自己怎么没把所有的事全告诉您；她从已故的安德罗尼科夫那儿可能全都听说了嘛，不用说，她听说了，而且知道得也许比我还多。”
“安德罗尼科夫自己也弄不清这事，玛丽亚·伊万诺芙娜就是这么告诉我的。似乎，谁也搞不清这事的缘由。这事恐怕连魔鬼都会跑断腿的！可是我知道，您当时自己也在埃姆斯……”
“我也没有全碰到，但是，只要是我知道的，行啊，我会很乐意地告诉您的，不过，我能满足您的要求吗？”
我就不逐字逐句地引述这段故事了，只简略地说说这事的要点。
一年半以前，韦尔西洛夫通过老公爵索科尔斯基的介绍，成了阿赫马科夫家的好友（当时，他们大家都在国外，在埃姆斯），他首先给阿赫马科夫本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阿赫马科夫是位将军，人还不老，但是却在三年的夫妻生活中，因赌牌而输光了他的妻子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的全部丰厚的陪嫁，而且他由于生活的不知节制，已经中过一次风。中风过后，他苏醒了过来，便去国外疗养，而他之所以住在埃姆斯，则是为了他前妻所生的女儿。她是一位有病的姑娘，年方十七，患有肺病，据称，长得非常漂亮，同时也极好幻想。她没有陪嫁；大家把希望照例都寄托在老公爵身上。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据说是个好心肠的后妈。但是这姑娘不知为什么却不离不弃地特别喜欢韦尔西洛夫。当时他正在宣传一种，用克拉夫特的话来说，“某种狂热的思想”，宣传某种新生活，处在某种“高度的宗教情绪”中（根据别人告诉我的安德罗尼科夫那奇怪的、也许不无嘲笑之意的说法）。但是，有意思的是，他很快就遭到大家的嫌弃。将军甚至有点怕他。克拉夫特完全不否认当时有一种说法，说韦尔西洛夫已经在那位有病的丈夫脑子里塞进了一个奇怪的想法，即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暗恋上了小索科尔斯基公爵（他当时已经离开埃姆斯去了巴黎）。但他这话不是开门见山说的，而是，“按照他的老习惯”，用诽谤、归纳，以及各种弯弯绕的办法说的，正如克拉夫特所说，“对此，他是个中老手”。总的说，克拉夫特认为和愿意认为，他更像一个骗子和天生的阴谋家，而不是什么真正充满着某种崇高思想，或者有什么新奇想法的主儿。即使克拉夫特不告诉我，我也知道，韦尔西洛夫先是对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有过非常大的影响，但是慢慢地又同她闹翻了，至于这场把戏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从克拉夫特那里也打听不出来，但是他们俩在彼此交好之后又反目成仇，却是大家都予肯定的一种说法。接着又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情况：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的有病的继女，显然爱上了韦尔西洛夫，或者发现他身上有什么惊人之处，或者被他的谈吐点燃了心中的火焰，或者还有许多莫名其妙的东西，但是有目共睹的是，有一段时间，韦尔西洛夫几乎与这姑娘天天在一起。结果有一天这姑娘突然向父亲宣布，她想嫁给韦尔西洛夫。至于这是否真的发生过，大家都这么肯定，——克拉夫特这么说，安德罗尼科夫这么说，连玛丽亚·伊万诺芙娜也这么说，甚至有一天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当着我的面说漏了嘴，也提到过此事。他们还肯定说，非但韦尔西洛夫本人愿意，甚至他还坚决要求与这姑娘成亲，而且还说这是双方都乐意的事，一老一小，老夫少妻，虽然年龄不相称，但却两厢情愿。但是，她父亲却被这想法吓坏了；随着他对他从前非常爱过的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感到越来越厌恶，他几乎崇拜起了自己的女儿，把她视若掌上明珠，尤其在他中风之后。但是出面最坚决反对这门婚事的却是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本人。出现了许许多多秘密的、非常不愉快的家庭冲突、争吵、伤心难过，总之，出现了各种各样糟心的事。做父亲的看到陷入情网、被韦尔西洛夫“弄得神魂颠倒”（克拉夫特语）的女儿始终执迷不悟，终于开始让步了。可是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却愤恨难消地继续表示反对。就在这时开始了谁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的猫腻。然而，因此也就出现了克拉夫特根据已知材料做的直接猜测，但这毕竟只是猜测而已。
韦尔西洛夫似乎已经用他自己的那一套花言巧语，巧妙而又无可反驳地让那位年轻姑娘相信，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之所以不同意他们的婚事，是因为她自己爱上了他，她早就醋劲大发地不断折磨他，盯他的稍，耍阴谋，暗中使坏，她已经向他求过爱，而现在则因为他爱上了别的女人，恨不得放把火活活烧死他；总之，全是这一类猜测吧。最糟糕的是，他似乎已经把这一点向那位做父亲的，向那位“不忠”的妻子的丈夫做过“暗示”，说什么小公爵不过是供她消遣的玩物罢了。不用说，家里闹翻了天，简直成了活地狱。另一种说法是，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非常喜欢自己的继女，而现在她受人诽谤，没脸见她，感到十分绝望，更不用说跟她有病的丈夫的关系了。不过，与此同时，还有另一种说法，令我伤心的是，克拉夫特完全信以为真，而我自己也居然信了（因为这一切我已经听说过）。有人断言（据说，这是安德烈尼科夫从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那里听来的），事情恰好相反，还在从前，也就是说在小姑娘开始动情之前，韦尔西洛夫就曾向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求过爱，而曾是他的朋友，甚至有一段时间热恋过他，但又经常信不过他，与他矛盾重重的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这回却对韦尔西洛夫的求爱报以无比的憎恨，还恶狠狠地嘲笑了他。在她丈夫很可能出现第二次中风的时候，他居然敢直截了当地求她做他的妻子，因此她就干脆让他滚蛋，把他从自己身边赶走了。后来，她又看到，韦尔西洛夫竟公然向自己的继女求婚，这就使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的气不打一处来，恨得什么似的。这一切都是玛丽亚·伊万诺芙娜在莫斯科的时候告诉我的，她对这两种说法都信，既相信这一说法，也相信另一说法，或者二者加在一起，她都信：她很有把握地说，这一切很可能兼而有之，是一起发生的，就像双方都la haine dans l\'amour一样，双方在爱情中的自尊心都受到了伤害，等等，等等。这就像某种极微妙的、阴错阳差的风流韵事，这是任何一个严肃的、思想健全的正人君子所不屑为之的，更何况其中还夹杂着许多卑鄙下流的事。但是玛丽亚·伊万诺芙娜的脑子里从小就塞满了各种风流韵事，没日没夜地净读这类小说，尽管她品行端正。结果就在她脑海里展示出了韦尔西洛夫明显的卑鄙无耻、谎话连篇和阴谋诡计，以及某种黑暗和丑恶，更何况这事的结局的确很惨：可怜的、热情似火的姑娘服毒自杀了，据说，她吞服的是一种含磷的火柴；然而我至今仍不晓得，最后的这一传闻是否属实；至少是大家都竭力掩盖此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姑娘病倒只有两周，就死了。这样一来，火柴云云就只好存疑，但是，克拉夫特却对此坚信不疑。接着这姑娘的父亲也很快死了，据说，是因为伤心过度而死，悲痛引起了第二次中风，不过这至少也是三个月以后的事了。但是在这姑娘的葬礼以后，从巴黎回到埃姆斯的索科尔斯基小公爵，却在花园里当众给了韦尔西洛夫一记耳光，但是，韦尔西洛夫并没有要求决斗；相反，他第二天却像没事人似的又出现在大家散步的场合。这时，大家都对他置之不理，扭头不顾，在彼得堡也一样。韦尔西洛夫虽然仍继续与某些人来往，但已经完全换了个圈子。他在上流社会的熟人都责备他，认为他罪不容赦，虽然很少有人知道个中的全部底细；他们知道的仅限于某些与那个年轻姑娘殉情而死，以及韦尔西洛夫挨了一记耳光有关的事。有可能掌握全部情况的恐怕只有两三个人；而知道得最多的恐怕就只有已故的安德罗尼科夫了，因为他同阿赫马科夫夫妇有事务上的交往，尤其因为某件事，与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接触较多。但是他却保守着这全部秘密，甚至连自己的家人都不让知道，而仅仅向克拉夫特和玛丽亚·伊万诺芙娜透露了某些内容，而这也是因为迫不得已。
“主要是现在有一份文件，”克拉夫特最后说，“这也是阿赫马科娃夫人非常害怕看到的。”
下面就是他有关这文件告诉我的情况。
当老公爵，也就是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的父亲，在国外疗养即将病愈的时候，她一不小心，十分秘密地给安德罗尼科夫写了一封非常有损她名誉的信（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十分信任他）。那时候，据说，在即将痊愈的公爵身上的确出现了某种爱乱花钱，几乎挥金如土的倾向：在国外，他开始买一些完全无用的，但却十分昂贵的东西，名画呀，花瓶呀，等等；他甚至给当地的各种机构捐助天知道多大的巨款；背地里，还差点用重金向一位俄国上流社会挥金如土的阔佬买下一块业已破产，而且讼事缠身的领地；最后他还似乎当真有续弦之念。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在父亲患病期间一直守候在他身旁，正是鉴于上述情况，她给安德罗尼科夫写了一封信，因为他是她家的法律顾问，又是“老朋友”，向他咨询：“根据法律，有没有可能宣布公爵处于家人的监护之中，或者宣布他是一个类似于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如果可以的话，这事又应当怎样处置，才不会引起麻烦，既无人可以提出指责，又能在这种情况下顾全父亲的感情，等等，等等。”据说，安德罗尼科夫当时开导了她，劝她放弃了这个主意。到后来，公爵的病全好了，也就无须旧事重提，再提这个想法了。但是这封信却留在了安德罗尼科夫手中。而现在他已风烛残年，来日无多；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立刻想起了这封信：如果在死者的遗物中发现了这封信，而且落到了老公爵手里，他肯定会把她永远逐出家门，剥夺她的财产继承权，而且也不会在他生前给她一文钱。一想到他的亲生女儿居然不相信他具有正常的理性，甚至想宣布他是疯子，——这个想法肯定会把这只羔羊变成一头野兽。而她守寡之后，由于那个好赌的丈夫的恩赐，她已经变得一无所有，只能指望父亲能够有所遗赠：她满心指望父亲能再给她一笔陪嫁，而且这陪嫁能同第一次陪嫁一样丰厚！
克拉夫特对这封信的下落知道得很少，但是他说，安德罗尼科夫是“从来不会把有用的文件撕毁”的，除此以外，他这人非但足智多谋，而且还“很有良心”。（我当时甚至觉得奇怪，克拉夫特的观点竟非常有主见，可见他十分敬重安德罗尼科夫。）但是克拉夫特坚信，那份有损将军夫人名誉的文件，由于韦尔西洛夫同安德罗尼科夫的遗孀十分接近，似乎还是落到了他手里。大家都知道，安德罗尼科夫死后，她们就立刻把他留下来的所有文件都交给了，而且一定都交给了韦尔西洛夫。他也知道，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也晓得这封信在韦尔西洛夫手中，她想，韦尔西洛夫一定会立刻带着这封信去见老公爵，而这正是她最担心的；她从国外回来后，就在彼得堡寻找这封信，曾经去看望过安德罗尼科娃母女，而且现在还在继续寻找；因为她毕竟还留下一丝希望，也许这封信并不在韦尔西洛夫手中，最后，她又去了莫斯科，她去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这事，她还央求玛丽亚·伊万诺芙娜从保存在她家的那些文件中再好好找找。关于玛丽亚·伊万诺芙娜这个人，以及她跟已故的安德罗尼科夫的关系，她还是在前不久回到彼得堡以后才打听到的。
“您以为她在玛丽亚·伊万诺芙娜那儿没有找到吗？”我问道，我有自己的想法。
“如果玛丽亚·伊万诺芙娜甚至都没有向您公开什么的话，可见，她也许什么都没有了。”
“那么说，您认为这文件在韦尔西洛夫手里？”
“很可能是这样。不过，我也不知道，一切都可能吧。”他带着明显的倦意说道。
我不再刨根问底地问他了，再说这又何苦呢？尽管这一切被搞得不成体统和乱七八糟，但是，对于我，最主要的事情还是弄清楚了；我担心的一切都得到了证实。
“这一切就像一场梦和呓语。”我说，陷入深深的伤感，拿起了礼帽。
“这人对您很宝贵吗？”克拉夫特问，这一刻，我在他脸上看到明显的同情。
“我早就有这样的预感，”我说，“我从您这里是不可能完全打听清楚的。现在只有阿赫马科娃这一线希望了。只有寄希望于她了。也许我会去找她，也许不会。”
克拉夫特有点困惑地望了望我。
“再见，克拉夫特！既然人家不要您，何苦死乞白赖地去找他们呢？还不如一刀两断，——对吗？”
“那以后到哪去呢？”他板着脸和看着地面，问。
“回到自己的地方去，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与一切一刀两断，然后回到自己的地方去！”
“去美国？”
“去美国！回到自己的地方去，回到自己一个人的地方去！这就是‘我的思想’，克拉夫特！”我兴高采烈地说。
他似乎好奇地望了望我。
“可您有这地方吗：‘回到自己的地方去’？”
“有。再见，克拉夫特；谢谢您，多有打扰，对不起！要是我换了是您，自己脑子里是这样的俄罗斯，我会把所有的人都打发见鬼去：给我统统滚蛋，你们去搞阴谋吧，你们去狗咬狗吧——关我什么事！”
“再坐会儿吧。”他已经把我送到大门口了，又忽然说道。
我有点纳闷，回头又坐了下来。克拉夫特坐在我对面。我们相视而笑，这一切直到现在我都历历在目。我记得很清楚，我似乎对他感到很纳闷。
“克拉夫特，我很喜欢您的是，您是这么一个彬彬有礼的人。”我忽然说。
“是吗？”
“因为我难得彬彬有礼，虽然我想做到彬彬有礼……行啊，别人侮辱我，也许这更好，至少他们可以使我摆脱爱他们的不幸。”
“您最爱一天之中的哪一时光？”他问，显然他刚才没听我说话。
“哪一时光？不知道。我不喜欢日落。”
“是吗？”他怀着某种特别的好奇说道，但是又立刻陷入了沉思。
“您又要到什么地方去吗？”
“是的……要去。”
“很快？”
“很快。”
“难道到维尔诺去还要手枪？”我问，毫无半点影射之意，甚至连用意也没有！我不过是偶然看到手枪，随便问问，我只是因为找不到话题，感到为难。
他回过头来，凝神看了看手枪。
“不，这没什么，因为习惯。”
“我要是有手枪，一定把它藏起来，锁上。要知道，真的，很有诱惑力！也许，我并不相信自杀这种流行病，但是，如果这玩意儿老在眼前杵着——真的，有时候就不免有一种诱惑力。”
“别说这个了。”他说，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
“我不是说我自己，”我也站起来，加了一句，“我决不会用它。哪怕给我三条命，——也不够我活的。”
“您就多多地活吧。”他似乎突然冒出了这句话。
他心不在焉地微微一笑，接着便奇怪地迳直向前屋走去，倒像他在领我出去似的，当然，他并没有发现他在做什么。
“祝您心想事成，克拉夫特。”我说，已经走到了楼梯上。
“这倒可能。”他坚定地回答。
“再见！”
“这也有可能。”
我记得他向我投来的最后一瞥目光。
总之，这就是许多年来，我的心为之怦怦跳动的那个人！我希望从克拉夫特那儿听到什么呢，难道就这样一些新闻吗？
从克拉夫特那里出来，我简直饿坏了，夜幕已渐渐降临，可是我还没吃午饭。于是我就在这里，在彼得堡老城区，在大马路，走进一家小饭馆，为的是花它二十戈比，最多二十五戈比——再多，我就无论如何不许自己乱花了。我给自己要了份菜汤，记得喝完菜汤后，我就望着窗外发呆；屋里有很多人，散发着一股烧糊了的油烟味、饭馆里的餐巾味。真恶心。我头顶上则挂着一只鸟笼，里面养着一只不会唱歌的夜莺，在用嘴啄着笼底，一副抑郁寡欢和若有所思的模样。隔壁是一间台球房，十分吵闹，但是我却坐在那里，冥思苦想，想得出了神。这时正赶上日落（我不喜欢日落——为什么克拉夫特感到奇怪呢？），日落使我产生了一种新的，预先没料到的，完全与此时此地不相容的感觉。我仿佛总是依稀见到我母亲那静静的目光，以及她亲切的眼神，已经整整一个月了，这眼神老是那么怯怯地注视着我。最近一段时间，我在家里的表现一直很粗暴，主要是对她；我的粗暴本来是冲韦尔西洛夫去的，但是我又不敢，按照我的卑鄙习惯，却拿她做了出气筒。我甚至把她都吓坏了：每逢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进屋，她就怕我出言不逊，冒犯了他……因此她总用一种恳求的目光注视着我。十分奇怪的是，现在，在饭馆里，我才头一次弄懂，为什么韦尔西洛夫对我称你，而她则对我称您？过去，我也对这点感到奇怪，而且是朝对她不利的方面去想的；而这时，我想得有点特别——净是一些奇怪的想法，纷至沓来，钻进我的脑海。我坐在原地不动，坐了很长时间，直到暮色四合。我也想到了妹妹……这对于我是一个十分痛苦的时刻。无论如何必须当机立断！难道我就没法当机立断吗？既然他们自己都不想要我，那就一刀两断，这又有什么难的呢？母亲和妹妹也不要我？但是，我无论如何不会撇下她们不管——不管事情发生怎样的变化。
这话没错，自从这人在我幼年时出现在我生活里，也就是说，仅出现一刹那，他的出现就成了那命定的推动力，并由此产生了我的意识。如果当时我没有遇见他——那我的头脑，我的思维方式，我的命运，说不定就会是另一种样子，尽管我的性格已由我的命运决定，这是我无论如何躲不开的。
但是，到头来，这人却只是我的一个幻想，从小产生的一个幻想而已。这是我自己把他想象成这样的，而事实上他完全是另一种人，堕落至极，远远低于我的想象。我来找的是一个纯洁的人，而不是这种人。当我还小的时候，有一回我见到了他，就在这么一个短短的瞬间，我怎么会这么死心塌地地爱上他的呢？这个“死心塌地”必须消失。将来，如果篇幅允许，我会细细地给你们描写我们这头一回见面的情况；这是一个无聊至极的插曲，一点意思都没有。可是我却把它想成了一座巍峨的金字塔。我开始建造这座金字塔的时候，还小，还盖着儿童盖的毛毯，当快要入睡的时候，会哭和幻想——幻想些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幻想我被人遗弃了？幻想人家折磨我？但是，折磨我的时间并不长，只有短短的两年，在图沙尔的寄宿学校。当时，他把我往那儿一塞就走了，而且一去不返。后来就没人来折磨我了，甚至相反，我自己却傲视一切，不把同学放在眼里。直到现在我也受不了那种自怨自艾的孤儿的处境！再没什么比扮演这样的角色更叫人恶心的了，什么孤儿呀，私生子呀，所有这些被抛弃的人呀，以及这整个窝囊废，对这样的人我从来就没有恻隐之心，可是他们却忽然神气活现地站到公众面前，开始悲悲戚戚，但却是用一副教训人的口吻号哭起来：“你们看哪，人家是怎么对待我的呀！”我恨不得把这些孤儿们狠狠地揍一顿。在这类丑恶的老一套人中间居然没有一个人懂得，如果他们闭上他们的鸟嘴，不哭不号，也不屈尊诉苦的话，他们反而会显得十倍地高尚。既然你屈尊这么做了，那你这个爱情之子，就活该。这就是我的想法！
但可笑的还不是我过去钻在“被窝里”的幻想，而是我为了他才到这里来的，竟为了这个凭空想象出来的人，几乎忘记了自己的主要目的。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帮他粉碎诽谤，打倒仇敌的。克拉夫特提到的那份文件，也就是这女人写给安德罗尼科夫的信，她很担心的那封信，那封可能毁了她的将来，可能使她陷入贫困，她以为在韦尔西洛夫手里的那封信——这信不是在韦尔西洛夫手里，而是在我手里，缝在我一侧的口袋里！这是我亲手缝进去的，而且这世上还没一个人知道这事。那个“保管”着文件、富于幻想的玛丽亚·伊万诺芙娜认为有必要把这文件交给我，而不是交给任何其他人，那只是她的观点和她自己愿意，我并无义务对此作出解释；也许将来有朝一日，说到话头上，我会告诉你们也说不定；但是，我无意中得到了这个武器，就身不由己地想到彼得堡来了。当然，我只打算私底下帮帮这个人，而不是敲锣打鼓，大吹大擂，我既不想得到他的夸奖，也不想得到他的拥抱。我永远，永远也不会给他面子，指责他什么！再说，我爱上他，把他造成一个虚幻的理想，难道这也是他的错吗？再说，甚至可以说吧，我根本就不爱他！他那独特的智慧，他那令人好奇的性格，还有他那些私情和冒险，还有我母亲那么死心塌地地跟着他，——这一切似乎都阻止不了我；我那由幻想而产生的偶像，已经被粉碎，我也许不会再爱他了，这不就够了吗。总之，到底是什么阻止了我，我因何举棋不定？——这倒是个问题。结论仅仅是我太笨了，没人比我更笨的了。
但是，我要求别人诚实，自己也应当诚实才是：我必须承认，缝在我口袋里的那份文件，在我心中唤起的不仅是热切地想跑去帮助韦尔西洛夫的愿望。现在，这对于我已经太清楚了，虽然当时我曾因这个想法而脸红。我仿佛看到我将面对面地碰到那个女人，那个上流社会的骄傲的女人；她将会不把我放在眼里，将会嘲笑我，就像嘲笑一只耗子一样，可是她甚至都没料到，我会成为她命运的主宰。这个想法还在莫斯科的时候就使我陶醉，尤其是我到这里来时坐在火车上的时候；我在上面已经坦白承认了这一点。是的，我恨这个女人，但是，因为她是我的猎物，我又喜欢她，而这一切都是事实，这一切都是真的。但是这种想法实在太幼稚了，我没料到像我这样的人竟会这么幼稚。现在，我在描写我当时的感情，即当我坐在小饭馆里，坐在夜莺底下，当我决定当天晚上非同他们一刀两断的时候，我脑子里想到的东西。当我想到不久前我遇到这女人的情景，我蓦地羞得满脸通红。这次见面太丢人了！给人留下的印象也是既丢人又愚蠢——而主要是，这最有力不过地证明我办事无能！当时我想，这足以证明，我甚至抵挡不住最愚蠢的诱饵，可我刚才还诤诤有词地对克拉夫特说什么我有“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事业，即使我有三条命，也不够我活的。我曾骄傲地说过这话。至于我丢开自己思想，陷进韦尔西洛夫的隐私，——这还情有可原。可是我却像只受惊的兔子一样东窜西跳，什么鸡毛蒜皮的事都插手，这当然，只能说明我太蠢了。我究竟犯了哪门子傻，竟跑到杰尔加乔夫那儿，跳出去说了那一大堆蠢话呢？其实我早就知道，我什么事情也说不明白，说不周全，最好是保持沉默，一言不发。结果来了个什么瓦辛，出面开导我，说什么“我还有五十年好活，大可不必灰心丧气”。他的这番话说得很好，我同意，这也足见他那无可争辩的智慧；这番话还好在道理说得十分简单，而最简单的道理只有到最后在历尽坎坷，碰过不少钉子以后才能懂得；可是我早在瓦辛之前就懂得了这一道理；还在三年多以前，我就感悟到这一想法；甚至还不仅这样，其中也多多少少蕴含着“我的思想”。这就是我当时在那个小饭馆想到的。
当我因为走路和思前想后弄得很累，终于走到谢苗诺夫团的时候，已是傍晚七点多了，我心里很烦。天已经全黑了，天气也变了；气候干燥，但却刮起了讨厌的彼得堡大风，让人感到刺痛而又尖利，直透我的脊梁，四周吹起一片沙尘。有多少阴沉着脸的普通老百姓，匆匆地下班和收工回来，回到自己的小屋啊！所有人的脸上都充满着焦虑，也许在这群人中根本就没有一个共同的、能够把所有人都联合在一起的思想！克拉夫特说得对：大家就像一盘散沙。我遇到一个小男孩，这么小，小得使人感到奇怪，这么晚了，他竟一个人出现在大街上；他似乎迷了路；一个女人站住了一会儿，听他说话，但是什么也没听懂，摊开了双手，又继续往前走去，把他一个人留在黑暗里。我走了过去，但是他却不知因为什么忽然对我感到害怕起来，一溜烟地跑了。快走到家门口时，我决定从此再也不去找瓦辛了。当我爬上楼梯后，我非常希望在家里只碰到我们家单独的两个人，不要碰到韦尔西洛夫，以便在他来以前，能够抓紧时间同母亲和我可爱的妹妹说上几句知心话，已经整整一个月了，我几乎没有跟妹妹单独说过什么话。他果真不在家……
顺便说说，我在这部“纪事”中把这个“新人物”领进场的时候（我指的是韦尔西洛夫），我想简短地说说他的履历，不过说不说它，其实没有任何意义。我这样做是为了让读者看得更清楚些，也因为我无法预见，在下一步的叙述中，我该把这份履历放哪儿。
他上过大学，但却进了近卫军，入了骑兵团。他娶了法纳里奥托娃之后，就退役了。他先去了趟国外，回国后就住在莫斯科，过着上流社会纸醉金迷的生活。妻子死后，他就来到乡下；也就在这里他同我母亲发生了那事儿。后来，他又住在南方某地，住了很长时间。同欧洲交战时，他又再度进部队服役，但是他并没有去克里米亚，始终没有打过仗。战争结束后，他就退役了，出了一趟国，甚至还带着我母亲，不过后来又把她留在了柯尼斯堡。可怜的母亲有时带着某种恐惧，摇着头，讲到她当时在那里住了足足半年，孤苦伶仃，拖着一个小女儿，语言又不通，就像住在森林里似的，而到后来，甚至没了钱。直到那时候，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才去接她，把她带了回来，带到下戈罗德省的某地。后来，韦尔西洛夫当上了首批调停官，据说他对自己的事十分尽职，但是很快他又弃职不干，接着便在彼得堡承办起了各种私人的民事诉讼。安德罗尼科夫一向很器重他的才干，很看重他，只是说摸不透他的脾气。后来，韦尔西洛夫又辞去这一工作，再次出国，这一回去的时间就长了，一去好几年。接着便开始了同索科尔斯基老公爵特别亲近的交往。在所有这段时间里，他的经济状况急剧变化了两三次：一会儿一贫如洗，一会儿又突然发财，平步青云。不过，现在既然我们的纪事已经写到这一部分，那我也就决意来谈谈“我的思想”。自从我萌生这一想法以来，我还是头一次描写它，将它诉诸文字。我之所以决意向读者公开，也是为了让下一步的叙述变得更清晰。如果不对促使我、推动我一步步走来的原因加以说明，那，不仅读者，恐怕连我这个思想制定者本人也难以说清我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了。由于我的无能，这种“省略暗示法”，使我又落到我曾经加以嘲笑的文人们的所谓“文字优美”中去了。在我刚一踏进我的彼得堡故事（包括发生在其中的我的全部可耻的经历）的门槛时，我就认为先作这一番交代是完全必要的。倒不是想追求“文字优美”，诱使我含而不露，沉默至今，而是因为这事的实质，这事很难说清。甚至现在，当一切过去的事都已经过去，我仍旧感到要说清这个“思想”，无比困难。此外，无疑，我应该用它当时的形式来叙述它，也就是说当时它在我头脑里是怎么形成的和思考的，而不是现在，这就难上加难了。有些事几乎是说不清楚的。正是那些最简单、最清楚的思想，——正是这些东西很难说清楚。如果哥伦布在发现美洲之前，跟别人讲述他自己的想法，我敢肯定，那些人一定听不懂他要说什么，很长时间都听不懂。而且也不想听懂。我说这话根本不是想把自己比做哥伦布，如果有人硬要这么想，那这人是可耻的，别无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