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急匆匆地赶回家去，——说来也怪——我竟十分得意。当然，是不能这样同女人说话的，而且还是同这样一些女人，——说得更正确些，是同这样的一个女人，因为我并不把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算做女人。也许，无论如何不能当面对这一类女人说：“我瞧不起你们这一套阴谋诡计”，但是我就这么说了，而且觉得很得意。且不说别的，我至少深信，我用这种腔调洗刷了我当时处境中的一切可笑之处。但是我没工夫，顾不到多想：我满脑子都是克拉夫特。倒不是说他使我十分悲伤，但是我毕竟受到了极大的震动；甚至，每当遇到别人出现不幸，比如摔断腿呀，丧失名誉呀，失去心爱的人呀，等等，人们都会出现的幸灾乐祸感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在我心中，让位于另一种非常纯正的感情，也就是悲伤、惋惜，因失去克拉夫特而感到惋惜，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惋惜，但起码这是一种非常强烈和善良的感情。这点，我也感到很得意。奇怪的是，正当整个人被某个巨大的消息所震撼，偏偏有许多不相干的思想会闪过他的脑海，照例是这个惊人的消息，似乎，理应压倒其他感情，驱散一切不相干的思想，尤其是琐屑的思想；可是，恰好相反，这些琐琐碎碎的想法却偏偏钻了进来。我还记得，我整个人渐渐被一种相当强烈的神经性震颤所控制，一直继续了好几分钟，甚至，直到我回了家，向韦尔西洛夫摊牌的时候，也一直如此。
这次摊牌是在一种奇怪的、异乎寻常的情况下，紧接着发生的。我已经提到，我们住在院子里的一个单独的厢房里；这套公寓被标明为十三号。我还没走进大门，就听到有个女人的声音在大声地问一个人，神态很不耐烦，而且很愤怒：“十三号房间在哪？”问这话的是一位女士，就在大门附近，推开一家杂货铺的门；但是里面似乎什么话也没回答她，或者，甚至于还轰她走，于是她从台阶上走下来，十分激动和恼火。
“这里的看门人在哪？”她跺了一下脚，叫道。我早就听出了这声音。
“我正要去十三号房间，”我走到她跟前，“您找谁？”
“我找看门人已经找了足足一小时了，见人就问，有楼梯就上。”
“这屋在院子里。您不认识我了？”
但是，她已经认出了我。
“您来找韦尔西洛夫；您有事找他，我也一样，”我继续道，“我是来找他说永别的。咱们过去。”
“您是他儿子？”
“这不重要。不过，就算是他儿子吧，虽然我姓多尔戈鲁基，我是他的私生子。这位先生有数不清的私生子。当良心和荣誉提出要求，连亲生儿子也会离家出走，与他断绝关系的。这话还在圣经上就说了。再说，他还得到一份遗产，我可不想分他的遗产，我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劳动，去奋斗。当有此需要的时候，舍己为人的人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克拉夫特开枪自杀了，克拉夫特是为了思想，您想想，一个年轻人，前程远大……走这里，这里！我们住在一栋单独的厢房里。这还在圣经上就说了，孩子们必须离开父母，去建自己的窝……假如思想在吸引……假如有思想！思想是主要的，思想中有一切……”
当我们登上台阶到我们家以前，我一直跟她唠唠叨叨地说个没完。读者大概已经发现，我并不顾惜自己的脸面，在需要的时候，我会很好地给自己脸上贴金；我想学会说真话。韦尔西洛夫在家。我不脱大衣就走了进去，她也一样。她穿得非常单薄：在深色的连衣裙上挂着一块什么破布头，大概想代替斗篷或者披肩；头上戴着一顶破旧的水手帽，使她的样子变得十分难看。当我们走进客厅，母亲正坐在她常坐的位置上在做针线活，而妹妹则从自己的房间里跑出来看了看，停在了房门口。韦尔西洛夫则照例什么事也不做，站起来迎接我们；他用严厉的、疑问的目光盯着我。
“我同这事毫无关系，”我急忙为自己撇清关系，站到一边，“我在大门口才遇见这女人；她正找您，可是没一个人说得清。我来是因为我有事，我乐于等她说完了再说……”
韦尔西洛夫依旧好奇地打量着我。
“劳驾。”那姑娘不耐烦地开口道；韦尔西洛夫向她转过了脸。“我想了很久，您怎么会想到昨天留下些钱，放在我那儿……我……总之……这就是您的钱！”她像不久前那样几乎尖叫起来，掏出一沓钞票，摔在桌上，“我要到住址查询处去查找您的住处，要不早送来了。听着，您！”她猛地向母亲转过身，母亲满脸煞白，“我不想侮辱您，您有一副忠厚老实的模样，也许，这甚至是怜爱。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他的妻子，但是，要知道，这位先生经常剪下一些家庭女教师和普通女教师用最后一点钱刊登在报纸上的求职启事，然后去走访这些不幸的人，不仁不义地想占她们的小便宜，用金钱把她们拉下水，使她们掉进火坑而不能自拔。我不明白，昨天我怎么会收下他这些钱的！他看上去像个正人君子！……滚远点，一句话我也不听！您是个坏蛋，仁慈的先生！即使您抱着高尚的意图，我也不要您的施舍。我不要听，我不要听！噢，现在能够当着您的这些女人的面揭露您，我是多么高兴啊！您就该受到人们的诅咒！”
她急速地跑了出去，但是跑到门口，她又回过头来，停了片刻，只为了喝问：
“听说，您得了一份遗产！”
接着她就像影子似的消失了。我要再次提醒诸位，这是一个气疯了的女人。韦尔西洛夫十分震惊，他站在那里，若有所思，似乎在思考什么，最后，他突然向我转过身来：
“你根本不认识她？”
“方才偶然看到她在瓦辛家的走廊里大吵大闹，又是尖叫，又是诅咒您；但是我没有同她说过话，我什么也不知道，而现在我是在大门口碰到她的。大概这就是昨天那位女教师，‘能教算术的’女教师吧？”
“就是她。我一辈子才做了这么一件好事，可是……不过，你有什么事？”
“给您这封信，”我回答，“我认为无需解释：它来自克拉夫特，而克拉夫特则来自已故的安德罗尼科夫。您看内容就知道了。我要补充的是，除了我以外，现在全世界没一个人知道这封信，因为克拉夫特昨天把这封信交给我以后，我刚离开他，他就开枪自杀了……”
当我气喘吁吁、急急忙忙地说这话的时候，他两手接过这封信，用右手拿着，伸直了，注视着我。当我宣布克拉夫特已经自杀的时候，我特别注意地看了看他的脸，想看看产生了什么效果。结果呢？——这消息没有产生一丝影响：他甚至连眉毛都没抬一下。相反，他看见我停下来不说话了，就掏出自己的单目眼镜（从不离开他，一直用一根黑带子挂在脖子上），把信凑近蜡烛，看了一眼署名，然后就开始用心地辨认信的内容。我无法表达，当我看到他那种高傲的无动于衷后，我有多么生气。他应当跟克拉夫特很熟；再说，这又是这么一个非同寻常的消息！最后，自然，我是希望看到这封信能够产生效果的。我等了大约半分钟，知道信很长，于是我就转过身走了出去。我的皮箱早就收拾好了，剩下的就只是把几样东西包进包袱。我想到了母亲，我居然没有走过去同她打声招呼。十分钟后，我已经完全收拾好了，正想出去雇马车，这时妹妹走进我的卧室。
“这是妈妈叫我给您的你那六十卢布，还请你原谅她把有关这钱的事告诉了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还有这二十卢布。你昨天给了五十卢布做你的生活费；妈妈说，收你的钱决不能超过三十，因为五十卢布没有花完，所以再找你二十卢布。”
“如果她说的是实话，那就谢谢了。再见，妹妹，我走了！”
“你上哪，现在？”
“先找个客栈，只要不在这家里过夜就行。告诉妈妈：我爱她。”
“这，她知道。她知道你也很爱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你居然把这个不幸的女人领来，你怎么不害臊！”
“我向你发誓，不是我：我是在大门口遇到她的。”“不，这是你领来的。”
“请相信……”
“你想想，你扪心自问，你就会看到，你也是肇事的一个原因。”
“我只是很高兴，让韦尔西洛夫丢人现眼罢了。你想想，他居然跟莉季娅·阿赫马科娃还有个吃奶的孩子……话又说回来，我跟你说这干吗……”
“他？吃奶的孩子？但是，这不是他的孩子！这样的不实之词你是从哪听来的？”
“哼，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不知道？我还在卢加带过这孩子呢。听我说，哥哥：我早就发现你根本不了解情况，然而，你却冤枉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也冤枉了妈。”
“他要是没错，那就是我错，那不就结了，我照样很爱你们。你干吗涨红了脸呢，妹妹？瞧，红得更厉害了！唔，好吧，反正我要找这小公爵决斗，因为他在埃姆斯打过韦尔西洛夫一记耳光。如果韦尔西洛夫在跟阿赫马科娃的关系上没错，那我就更要找他决斗了。”
“哥哥，你醒醒，你怎么啦！”
“好在这官司在法院已经审结了……瞧，现在你的脸又发白了。”
“再说公爵也不会跟你去决斗。”丽莎在惊恐中露出一丝惨白的微笑。
“那我就要当众羞辱他。你怎么啦，丽莎？”
她的脸色苍白得都站不住脚了，她跌坐在沙发上。
“丽莎！”楼下传来母亲的呼叫。
她恢复了常态，站了起来；她对我亲切地微笑着。
“哥哥，别去做这些琐琐碎碎的事了，要不再等一等，到时候，你会知道许多事情的：你知道的事实在太少了。”
“我将会记得，丽莎，当你听到我要去决斗的时候，你的脸刷的一下白了！”
“好，好，也请你记住这个！”她在临别时又微微一笑，接着便下了楼。
我叫来了一辆马车，在马车夫的帮助下，把房间里我的东西都搬了出去。家人中谁也没有阻拦我，也没人不让我走。为了不碰到韦尔西洛夫，我没有去向妈妈告别。当我已经坐上马车之后，我忽然闪过一个念头。
“去芳坦卡，谢苗诺夫桥。”我突然指挥道，又驱车向瓦辛家走去。
我忽然想到，瓦辛已经知道了关于克拉夫特的事，也许他知道的东西比我还多一百倍；事情还果真如此。瓦辛立刻把所有的细节一五一十全告诉了我，不过，语气并不特别热烈；我认定，他累了，而且还果真如此。今天早晨，他亲自去了一趟克拉夫特家。克拉夫特是昨天用手枪（就是那支手枪）开枪自杀的，当时天已经完全黑了，这从他的日记里看得出来。他在日记里的最后记载，是在他临开枪前写的，他在其中说，他几乎是在黑暗中写这些话的，只能勉强分辨出字母；他不想点蜡烛，怕在他身后引起火灾。“我又不愿意先点上蜡烛，再在开枪前熄灭，就像熄灭我的生命一样。”——他在几乎是最后一行又奇怪地补充道。这个临死前的日记，他还在前天，刚从彼得堡回来之后，还在拜访杰尔加乔夫之前，就准备写了。我离开他后，他就每过四小时记一次；而最后的三四次记载，则每过五分钟记一次。我大声地表示惊奇，瓦辛眼前就摆着这本日记，而且摆了这么长时间（是人家让他看的），他居然没有抄下来，留个副本，何况这总共也不过一页纸，而且每段记述又很短，——“哪怕就把最后一小页抄下来呢！”瓦辛含笑地对我说，他不抄也记得，再说他的记载没有任何系统，东一句西一句，想到什么说什么。我本想说服他，正因为这样，它才珍贵，但是我又放弃了这念头，而是一再纠缠他，看他还能想起什么，他想起了几行字，大概在开枪前一小时，他说，“他感到有点冷”，“说他‘想喝杯酒暖暖身子，但继而又想，喝酒也许会使血流得更厉害，所以就放弃了这念头。’几乎都是这一类吧”，瓦辛最后说。
“您把这都称之为小事！”我叫道。
“我何尝这么说了？我只是没有抄下来留个副本罢了。但是，尽管这不是小事，但这日记还真的相当平常，或者，说得确切些，相当自然，也就是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有的那样……”
“但是，要知道，这是他的最后一些想法，最后一些想法呀！”
“最后的想法，有时候往往非常微不足道。有这么一个自杀者，也在这样一个自己的日记中抱怨，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哪怕有一个‘崇高的思想’光临他的脑海呢，可是恰好相反，净是些非常琐碎、非常空洞的想法。”
“说他感到冷，也是空洞的想法？”
“就是说，您问来问去到底问他感到冷还是问流血呀？然而有一个事实是众所周知的，那些还能思考自己即将面临死亡的人（不管是不是自杀），许多人经常关心的是他们留下来的尸体是否难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克拉夫特才担心流血过多。”
“我不知道这一事实是否众所周知……是不是这样，”我喃喃道，“但是我觉得奇怪，您居然认为这一切非常自然，然而，不多久以前，克拉夫特还在我们之间坐着，说话和表现激动，不是吗？难道你对他就不感到惋惜？”
“噢，当然惋惜，但这完全是另一回事。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克拉夫特自己是这样来描述自己的死的，认为他的死是逻辑的必然结果。原来，昨天在杰尔加乔夫家，提到他时所说的一切，都是有道理的：他身后留下了这么一个笔记本，里面全是些科学结论，说什么根据颅相学和颅骨学，甚至数学，俄国人是二等人，因此，作为俄国人就根本不值得活下去。如果您不反对的话，这里最具特色的一点是，一个人可以作出任何逻辑结论，但是由于这一结论，你就冷不防地开枪自杀——这种事当然并不常有。”
“至少应当对这种人致敬。”
“恐怕还不止他一个。”瓦辛委婉地说，但是，很清楚，他还暗指愚蠢或者缺乏理性。这一切都使我感到恼火。
“昨天，您自己也说到过感情的问题，瓦辛。”
“现在我也不否认；但是根据业已发生的事实可以看出，他在某些方面是大错特错了，因此，如果严肃地来看这问题，就不由得会使人甚至把怜悯心也都给挤出去了。”
“我说，方才根据您的眼神我就看得出来，您将会非难克拉夫特，为了不听到您的非难，所以我没有征求您的意见；但是您却自己把它说了出来，因此我无可奈何地只好同意您的看法；不过我对您不满意！我可怜克拉夫特。”
“要知道，我们扯得太远了……”
“是的，是的，”我打断道，“但是，至少，令人感到安慰的是，常常，在这种情况下，还健在的人，他们可以对死者品头论足，可以在心里说：‘虽然这人开枪自杀了，尽管让人感到十分惋惜和体谅，但毕竟我们还活着，因此也就不必太悲伤了’。”
“是的，这是不消说得的，如果从这个观点……啊，您似乎在开玩笑！而且说得非常聪明。我一向在这时候喝茶，我立刻让他们拿茶来，您大概会陪我喝会儿茶吧。”
他说罢就出去了，用眼睛打量了一下我的皮箱和包袱。
我还真想说几句刻薄话，替克拉夫特伸冤；我还真说了，还说得很成功，但是有意思的是，我说：“我们这些人还活着呢。”起先，他竟对我的这一想法当成了认真的想法。但是，是不是这样呢，反正他在所有方面都比我正确，甚至在感情上也如此。承认这点，我并没有什么不高兴，但是我又坚定无疑地感到，我不喜欢他。
当端上茶来以后，我向他说明，我想请他略尽地主之谊，容我在他这里就住一夜，如果不行，也请直说，我可以去住客栈。接着我就向他简短地叙述了我来此借宿的缘由，说得很坦率，也很简单，我说我跟韦尔西洛夫彻底吵翻了，但是我没有细讲事情的经过。瓦辛注意地听了，但是他毫不激动。一般说，我问什么他就回答什么，虽然回答得很亲切，也很周全。关于信的事，我只字未提，虽然不久前我还拿着信去找过他，想听听他的意见；而我把不久前的那次来访，说成不过是一次普通的拜访而已。因为我向韦尔西洛夫作过保证，除了我，谁也不会知道有这么一封信，因此我认为我没有权利向任何人公布有关这封信的事。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特别不乐意把有些事告诉瓦辛。我说的是有些事，而不是说别的事，我讲了不久前发生在走廊里和发生在女邻居家的事，直到最后，这个女邻居又出现在韦尔西洛夫的寓所，我讲的这故事却引起了瓦辛的极大兴趣。他听得非常用心，尤其是关于斯捷别尔科夫的情况。关于斯捷别尔科夫一再问我有关杰尔加乔夫的事，他又让我重复了两遍，甚至陷入了沉思；话又说回来，最终他毕竟还是付诸一笑。这一刻，我忽然觉得，任何事情在任何时候都难不倒瓦辛；然而，我记得，我关于这事的最初看法，在我当时看来，乃是对瓦辛的极大赞誉。
“总之，我从斯捷别尔科夫的谈话中，还是听不出太多的东西，”我最后对斯捷别尔科夫下结论道，“他说话有点颠三倒四……他身上似乎有某种浮躁的东西……”
瓦辛立刻板起面孔，作严肃状。
“他的确没有口才，不过，只是乍一看罢了；但是，他的有些见解还是非常中肯的；总之——这是一些务实的人，投机取巧的人，而不是长于综合思考的人；对这种人，应当从这个观点去看……”
正如我刚才猜到的一模一样。
“不过他在您的女邻居家也闹得太不像话了，天知道会闹出结果。”
关于女邻居，瓦辛说，她们住在这里才约莫三星期，是从外省的什么地方来的。她们住的那间屋非常小，从各方面看，她们一定很穷。但是她们却住在那儿，似乎在企盼什么。他并不知道，那个年轻姑娘曾在报上登过求职启事，想当女教师，但是他曾经听说韦尔西洛夫去看过她们，这事发生在他不在家的时候，是女房东告诉他的。女邻居则相反，对所有人都回避，甚至对女房东也一样。最近这几天，他也看出她们的确有什么不顺心的事，但是像今天这样的大吵大闹还没有发生过。我之所以想起我们对两个女邻居的所有这些看法，乃是因为后来出了事；女邻居家则关上了门，这时里面笼罩着死一般的寂静。瓦辛特别感兴趣地听到，斯捷别尔科夫认为他必须跟女房东谈谈关于这两个女邻居的事，而且反复说了两次：“你们会瞧见，你们会瞧见的！”
“你就等着瞧吧，”瓦辛补充道，“他不是无缘无故地想到这点的，他在这方面目光十分锐利。”
“怎么，依您看，应该劝女房东把她们赶走？”
“不，我不是说要把她们赶走，而是希望不要闹出什么事来——话又说回来，不管出什么事，横竖总会收场的……咱们先不谈这事。”
关于韦尔西洛夫曾来拜访过这两位女邻居的事儿，他坚决拒绝下结论。
“一切都可能发生；这人感到自己兜里有两个钱——然而，也可能是他不过作了一次施舍；这——符合他的习惯，也许，也符合他的爱好。”
我又告诉他，斯捷别尔科夫今天还扯到什么“吃奶的孩子”的事儿。
“在这个问题上，斯捷别尔科夫可就完全弄错了。”瓦辛特别严肃和特别郑重地说道（这，我记得太清楚了）。
“斯捷别尔科夫，”他继续道，“有时候太相信自己的实际判断力了，因此就根据自己的逻辑急忙作出结论，虽然这种逻辑往往能洞察一切；然而所发生的事，如果注意到当事人的话，实际上，往往具有更多的幻想和出乎意料的色彩，现在，这件事也一样：他只知道部分情况就遽下结论，认为这孩子属于韦尔西洛夫，可实际上，这孩子并不是韦尔西洛夫的。”
我一再问他，竟使我大吃一惊，我终于得知：这孩子竟是谢尔盖·索科尔斯基公爵的。莉季娅·阿赫马科娃不知因为有病呢，还是因为性情古怪，有时候做起事来就像个疯子似的。她还在看上韦尔西洛夫之前就看上了公爵，而公爵，正如瓦辛所说，“竟对她的投怀送抱毫不为难地接受了”。他俩的关系只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他俩吵架了，于是莉季娅就从自己的身边赶走了公爵，“而他似乎正求之不得呢”。
“这是一个很古怪的姑娘，”瓦辛补充道，“甚至很可能，她并非总是理智清醒。但是，公爵在去巴黎时，还根本不知道他把他的受害者留于何种状况，直到最后，直到他回国了，他对此都不知情。韦尔西洛夫跟这个年轻女人交上朋友后，鉴于这状况已逐渐暴露，便提议与她结婚（这状况，她父母几乎直到最后都似乎没起疑心）。坠入情网的这姑娘闻言大喜，对韦尔西洛夫的求婚，‘看到的仅是他的自我牺牲’。然而她也很看重这点。然而，当然，他也精于此道，”瓦辛补充道。“孩子（女孩）早产了一个月或者六星期，放在德国的某个地方，但是后来韦尔西洛夫又把她抱了回来，现在寄养在俄国的什么地方，也许就在彼得堡。”
“那含磷的火柴呢？”
“这事，我什么也不知道，”瓦辛最后说，“莉季娅·阿赫马科娃产后过了大约两星期就死了；这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公爵刚从巴黎回来就知道了有个小孩，起初他似乎还不相信这孩子是他的……总之，这故事，各方面都秘而不宣，甚至，直到今天。”
“但是，这公爵也太浑蛋了！”我愤怒地叫起来。“竟这么对待一个有病的姑娘！”
“她当时病得还不这么厉害……况且是她自己把人家赶走的……当然，他也趁机利用了她的退路，不过，也许，也太急了点。”
“您还为这样的混账东西辩护？”
“不，我只是不把他叫做混账东西而已。这里除了直接的混账以外，还有许多别的原因。总之，这事相当平常。”
“请问，瓦辛，您对他很了解吗？我非常想听听您的意见，因为有一个与我大有关系的情况。”
但是，这里，瓦辛回答得吞吞吐吐，非常克制，公爵，他是认识的，但他在怎样的情况下与他认识——显然在故意回避。接着他又说，根据他的性格，公爵还是应当得到某种谅解的。“他这人充满高尚的志向，也很敏感，但是既缺乏理智，也缺少意志力来好好控制自己的愿望。”这是一个缺少教养的人；许多思想和现象他都掌握不了，然而他又趋之若鹜。比如，他会喋喋不休地一再跟您说这样一类话：“我是公爵，出身柳里克王族，但是，如果我为了养家糊口，而其他事又做不了，我为什么就不能去做一名鞋匠呢？招牌上赫然写着‘鞋匠某某某公爵’——甚至也很神气嘛。”“他还说到做到——这才是最主要的，”瓦辛补充道，“然而，与此同时，这完全不是信念的力量，而仅仅是兴之所致的最冒失的决定。不过后来他一定会后悔的，那时候他就会随时做出完全相反的极端；这就是全部生活。在我们这时代，有许多人就这样陷入了绝境，”瓦辛结束道，“就因为出生在我们这一时代。”
我不由得沉思起来。
“他曾经被部队开除，是真的吗？”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被开除的，但是他离开部队倒的确是由于几件麻烦事。您知道，去年秋天，他已经退伍了，曾经在卢加待了两三个月吗？”
“我……我知道当时您也住在卢加。”
“是的，我在那里也曾经住过一段时间。公爵也认识利扎韦塔·马卡罗芙娜。”
“是吗？我倒不知道。不瞒您说，我很少同妹妹交谈……但是，难道我母亲在家里接待过他？”我叫了起来。
“噢，不；他跟您家虽然认识，但很疏远，是通过第三方认识的。”
“哦，想起来了，怪不得妹妹向我说到这孩子什么的呢？难不成这小孩也在卢加？”
“待过一段时间。”
“那现在他在哪？”
“肯定在彼得堡。”
“我这辈子都不会相信，”我十分激动地叫道，“我母亲会或多或少地掺和到跟这个莉季娅有关的事情里去！”
“在这件事情上，除了我不想弄清楚的所有这些阴谋诡计外，韦尔西洛夫本人扮演的这一角色，倒没有任何可以受到特别指责的地方。”瓦辛宽容地笑着说。他跟我说话似乎感到很难受，只是没有表现出来罢了。
“我永远，永远不会相信，一个女人……”我又叫起来，“会把自己的丈夫拱手让给别的女人，这，我没法相信！……我起誓，我母亲决没有参与其事！”
“不过，似乎，她也没有反对呀？”
“我换了是她，哪怕仅仅出于骄傲，我也不会反对！”
“就我来说，我完全拒绝评论这件事。”瓦辛最后说。
确实，瓦辛尽管很聪明，可是对于女人恐怕还一窍不通，所以她们的一整套想法和做法，他都不了解个中奥妙。我也闭口不谈。瓦辛临时在一家股份公司里工作，所以我知道，他有些事是拿回家做的。在我一再追问下，他承认，他现在就有工作要做——要算账，因此我热烈地请求他对我不必客气。这似乎使他很高兴；但是在他坐下来处理公文之前，先动手替我在长沙发上铺了床褥子。他先是要把自己的床让给我，但是我不肯，这似乎也使他很满意。从女房东那里借来了枕头和被子。瓦辛对我非常有礼貌，也非常热情，但是我望着他，看见他为了我的事忙前忙后，觉得很过意不去。我倒是更喜欢有一回，大约三星期前，我偶然在彼得堡老城区，在叶菲姆家过夜时的那情景，当时，他为我胡乱地铺了张床，也是在长沙发上，而且悄悄地瞒着姑姑，因为不知为什么他怕姑姑知道有同学来他家过夜，她会生气的。我们大笑不止，没有床单就铺件衬衫，没有枕头就把大衣叠起来垫上。我记得，兹韦列夫干完活，爱惜地用手指弹了一下长沙发，对我说：
“Vous dormirez comme un petit roi.”
他那傻乎乎的快乐样子和他那句法国话，（那句法国话配上他，就像马鞍配奶牛似的），使我当时非常快活，在这个小丑那儿美美地睡了一觉。至于瓦辛，当我看到他终于坐下来，背对着我，开始工作了，我也感到非常高兴。我伸直两腿躺在沙发上，望着他的背影，想了很久，也想了很多。
可想的东西很多。我心里很乱，没有一个完整的思想；但是有些感受却突出得十分明显，但是由于思绪万千却没有一个能吸引我。一切都好像一闪而过，既没有联系，也没有次序，而我自己呢，我记得，我也根本无意停留在某个思想上，或者想理出个什么头绪来。甚至想到克拉夫特，这也不知不觉地退到了次要地位。最使我激动的是我目前的处境，瞧，我已经同他们“一刀两断”了，我的皮箱带出来了，我也离开了家，开始了全新的一切。似乎，迄今为止，我的全部打算和准备都不过是开玩笑，只有“现在才突然，主要是出乎意料地，一切才真正开始了”。这个想法鼓舞了我，尽管我因为许多事心里很乱，这想法还是让我很开心。但是……还有一些别的感触；其中有一个感触特别想从其他感触中脱颖而出，抓住我的心，奇怪的是，这感触也鼓舞着我，似乎在唤醒我去面对一件非常快活的事。可是，这感触却从恐惧开始：我担心，已经是很久以前了，还在刚开始不久之后，我是否在头脑一时发热和仓猝中，关于文件的事，对阿赫马科娃说得太多了，说漏了嘴。“是的，我说得太多了，”我想，“没准，她俩会猜到什么的……那就糟了！不用说，她俩会让我不得安宁，如果她俩开始疑心的话，但是，且由它去！没准，她俩找不到我——我会躲起来！如果她俩当真到处追我，咋办……”于是我开始回想刚才发生的事，直到每一个细节，而且越想越开心，我回想，我不久前站在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面前，她那双放肆的，但是十分吃惊的眼睛，怎样紧紧地盯住我不放。我想到，我出门后，她仍处在这样的惊诧状态中，我回想起：“然而，她的眼睛也不是全黑的，只是睫毛很黑，因此，眼睛才显得黑黑儿的……”
我记得，我突然感到我的这个回想，太让人恶心了……让我既懊恼又恶心，既对她俩，也对我自己。我责备自己胡思乱想，竭力不去想它，想点别的。“在韦尔西洛夫与女邻居的事情上，我为什么对他没半点愤恨呢？”我蓦地想起这事儿。从我这方面看，我坚信，他肯定扮演了一种寻花问柳的角色，他到这里来是寻开心的，但是这事本身并没有使我感到愤怒。我甚至认为，他也不可能做别的事，虽然他在这里丢人现眼，我还当真很开心，但是我并没有归罪于他。我感到要紧的并不是这个，我感到要紧的是，当我和那个女邻居进屋的时候，他那么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他这样看我还从来不曾有过。“他终于认真地看待我了！”我强按着心跳想到。噢，如果我不爱他，也就不会对他恨我这么高兴了！
我终于瞌睡上来，后来就完全睡着了。我只是在睡梦中依稀见到，瓦辛干完活，整齐地收拾好了，走过来仔细地看了看我睡觉的沙发，接着便脱去衣服，吹灭蜡烛。这时是午夜十二时许。
几乎过了整整两小时，我突然像个疯子似的从睡梦中跳起来，坐在我那长沙发上。从通往女邻居家房门的背后，传来了可怕的哭喊声和嚎叫声。我们那扇门已经完全敞开，走廊里已被照得通明，人们在呼喊和奔跑。我本来想叫瓦辛，但是我立刻猜到他已经不在床上了。因为我不知道哪儿能找到火柴，只好伸手摸到我的衣服，开始在黑暗中急急忙忙穿衣服。显然，女房东，还有其他房客，已经都跑进了女邻居家。然而，有个声音在嚎叫，听得出来，这是那个上了年纪的女邻居的声音，而昨天那个年轻的声音，这声音我记得十分清楚，——却悄无声息；我记得，这是我首先想到并在当时进入我脑海的。我还没来得及穿好衣服，瓦辛就急急忙忙地走了进来；刹那间，用熟悉的手摸到了火柴，照亮了屋子。他只穿着一件内衣和睡袍，趿拉着鞋，他立刻动手穿好衣服。
“出什么事了？”我向他喊了一声。
“出了件非常不愉快和非常麻烦的事！”他几乎恶狠狠地回答道，“那个年轻的女邻居，也就是您讲到的那个女邻居，在她自己屋里上吊自杀了。”
我惊叫起来。我无法用言语表达我当时的心有多痛苦！不瞒你们说，我当时都不敢走进女邻居家，直到后来，我才看到那个不幸的女人，那里，已经把她解了下来，就在这时，不错，已经隔开一段距离，我才看到她被盖上了床单，从床单下伸出她那两只窄小的鞋底。不知道为什么我始终不敢看她的脸。她母亲处在可怕的状态中；我们那位女房东陪着她，然而，女房东的样子好像不十分害怕似的。这套住宅里的所有房客都集中到这里。他们人数不多：总共才一名上了年纪的水手，平常总爱唠唠叨叨和吹毛求疵，可现在却一声不吭，还有两位是从特维尔省来的老头和老太太。是一对老夫妻，两个相当有身份的文职人员。我就不来描写这整个夜晚余下的情况了，先是忙碌张罗，后来则是官府来人；直到天亮，说真的，我一直都在瑟瑟发抖，我认为，我理应不睡觉，在一旁陪着，虽然，说真的，我什么事情也没做。再说，所有的人都似乎精神抖擞，甚至较之平时还特别精神似的。瓦辛甚至还坐车到什么地方去了一趟。女房东则是个相当可敬可佩的人，比我原来设想的要好得多。我劝她（我认为自己做得对），不能让母亲一个人就这么同女儿的遗体待在一起，她应该把她领到自己的房间去，哪怕就待到明天呢。她立刻同意了，不管母亲怎么挣扎，怎么哭泣，不肯同女儿的遗体分开，然而最后还是去了女房东家，女房东则立即吩咐生茶炊。此后，房客们就各自回到自己屋子，关上了门，但是我却无论如何不肯回去睡觉，因而在女房东家坐了很久，因为多了我这个人陪她，女房东甚至感到很高兴，何况我这个人还可以陪她们聊聊天，说说话儿，谈谈自己的感受。茶炊帮了大忙，一般说，在所有的灾祸和不幸中，尤其是在那些可怕的、突如其来的、离奇古怪的灾祸与不幸中，茶炊是最最必需的俄罗斯物件；甚至那个做母亲的也喝了两杯茶，当然是在一再请求下，几乎是强迫她喝她才喝的。然而，说真心话，我看着这个不幸的女人，在此以前，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比这更残酷、更直接的痛苦了。在嚎啕大哭和歇斯底里最初几次发作之后，她甚至很乐意说话，于是我就贪婪地听了她的叙述。有这么一些不幸的人，尤其是女人，在这样的情况下，甚至必需让她们尽可能地多说话，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此外，还有些人，可以说吧，备受痛苦摧残的人，一辈子承受苦难的人，她们承受的苦难太多太多了，有大难，也有经常的、零打碎敲的小难，因此任何突如其来的灾难都不足以使她们感到惊奇，主要是，这些人甚至面对最心爱的人的棺材，都忘不了任何一条她们花了这么高昂的代价学得的巴结逢迎的处世经验。我并非责备她们，这里并不是庸俗的利己主义，也不是粗俗的教育；在这些人心里，比起那些看上去十分高贵的女人来，也许还能找到更多闪光的金子，但是因为长期低三下四养成的习惯，自我保护的本能，长期担惊受怕和长期受到压抑，最后总会起作用。这个可怜的自杀者在这方面不像她母亲。不过她俩的脸倒似乎长得很像，虽然死者肯定长得不难看。她母亲也不是一个很老的女人，总共不到五十岁，跟她女儿一样长着淡黄色的头发，但是两眼和两腮都已塌陷，牙齿也已发黄，又大又不整齐。再说，她身上的一切都黄姜姜的：脸上和手上的皮肤跟羊皮纸一样；她的深色的衣服，由于年代久远，也完全发黄了，而在右手食指上的一枚指甲，不知为什么，却仔细而又规整地涂上了黄蜡。
这个可怜女人的叙述，在有些地方说得颠三倒四。我将根据我所听懂和记得的内容叙述如下。
她俩从莫斯科来。她早已守寡，“但毕竟是个七品文官夫人”，她丈夫当过官，但什么东西也没留下，“除了两百卢布抚恤金以外，但是两百卢布又能干什么呢？”但是她还是把奥莉娅给拉扯大了，并且让她上了中学……“要知道，她学得多好呀，学习得多好呀，毕业时还得了枚银质奖章……”（说到这里，自然，又哭了很长时间。她那已故的丈夫曾经有一笔资本，约有四千之数，被这里的一名彼得堡商人搞没了。可突然这名商人又发了财。“我有他出的笔据，我找人商量过，有人说：去找他，肯定能全部要回来……”“于是我就开始找他，商人先是答应还我；有人对我说，你去亲自跑一趟吧。于是我就和奥莉娅收拾行装到这里来了，这已经是约莫一个月前的事了。我们手头没有多少钱；于是我们就租了这间小屋，因为这是所有房间里最小的屋子，再说，我们自己也看到，这是租住在一个正经人家，这也是我们最看重的：我们是两个没有经验的女人，谁都可以来欺负我们。唔，我们给您付了一个月房租，东花一点西花一点，而彼得堡的东西实在买不起，我们那个商人竟完全拉下脸来，翻脸不认账。‘我根本不认识你们，你们的事我也根本不晓得’，我手里的字据不完备，这我心里明白。于是就有人给我们出主意：您去找个著名的律师吧；他是教授，不是普通律师，他是法律专家，他肯定会告诉您应该怎么办的。于是我就拿剩下的最后十五个卢布送给了他；律师走了出来，我的话他没有听满三分钟，他就说：‘我明白了，我知道了，’他说，‘商人愿意还您，就会还您，不愿意还您，就不会还您，如果要打官司——您自己可能要倒贴也说不定，最好还是和解吧。’他还引用福音书里的话开玩笑道：‘和解吧，趁您还在路上，直到您还清最后一文钱’，他笑着把我送出了门。我的十五个卢布就这么花没了。我回来找奥莉娅，我们俩面对面地坐着，我哭了。奥莉娅不哭，她坐着，很骄傲，在生气。她一直都这样，一辈子，甚至小时候，从不唉声叹气，也从来不哭，而现在她坐着，目光威严地看着，甚至看着她我都心惊胆战。您信不信：我怕她，怕极了，早就怕她了；有时候我真想念念苦经，但是在她面前我不敢。
有一回，我最后一交去找那商人，在他那儿大哭了一场，他说：‘好嘛，’甚至都不听我说话。然而，我必须向你们承认，因为我们没打算在这里长住，所以早就身无分文了。于是我开始点点滴滴地拿衣服去当：就靠典当为生。我们把身上的东西都当没了；她甚至把自己的最后一件内衣都交给了我，见状，我落下了伤心的眼泪。她气得一跺脚，跳起来，自己跑去找那商人去了。这商人的老婆死了，尚未续弦，他跟她谈了一会儿，说：‘您后天五点钟来吧，说不定我有话要对您说。’她回来了，很开心：‘他说，他也许有话要对我说。’唔，我当然很高兴，可是我心里却猛地打了个激灵，我想：该不会闹出什么事情来吧，但是我又不敢问。到了后天，她从商人那儿回来，满脸煞白，浑身发抖，扑倒在床上——我一切都明白了，可是我不敢问。你们猜怎么着：这强盗拿出了十五个卢布，递给她，说什么如果‘我发现您真是个黄花闺女，还可以再添四十卢布’。就这么恬不知耻地当面对她说这话。她对我说，她立即向他冲了过去，要跟他拼命，可是他却把她一手推开，跑进了另一个房间，甚至锁上了门，把她关在门外。然而，不瞒你们二位，说句真心话，我们几乎已经揭不开锅了。我们把一件皮袄，是兔皮的，拿出去卖了，然后她就到报馆，登了一则求职启事，声称，她能教所有的课，并能教算术：‘哪怕每堂课只给三十戈比也成。’我瞧着她那模样，她婶儿，直到临出事前，我心里都觉得害怕；她什么话也不跟我说，她一连好几小时坐在窗前，望着对面房子的屋顶，突然叫道：‘哪怕给人洗衣服，哪怕给人种地，哪怕给人挖土！’——她一跺脚，说来说去都是这么一句话。我们在这里一个人也不认识，几乎根本没人可以求告。我想，‘我们怎么办呢？’可是我始终怕跟她说话。有一回，她大白天地躺在床上，醒了，睁开了眼，望着我；我坐在木箱上，也望着她，后来，她默默地站起身来，走到我跟前，紧紧地、紧紧地拥抱我，这时我们俩都忍不住哭起来，我们坐着，哭个不停，互相拥抱着不撒手。在她的整个一生中，我还是头一回跟她这样。我们俩就这么坐着，直到您家的纳斯塔西娅走了进来，说：‘有一位太太来找你们，打听你们俩。’总共才四天前的事。太太进来了：我们一看，她穿得很讲究，她虽然讲的是俄语，可是却似乎带着德国腔。她说：‘你们在报上登了则启事，说可以补课？’当时，我们见到她都高兴坏了，请她坐下慢慢说，她也笑嘻嘻的，很和蔼。她说：‘不是上我家，而是我侄女家有一些小孩；如果你们方便的话，请上我们家去，那时候我们再商量。’她给了地址，就挨着耶稣升天桥，几号楼，几号房间。说完就走了。奥列奇卡立刻去了，当天就跑去了，怎么样呢——过了两小时回来了，发作了歇斯底里，浑身发抖。后来她告诉我：‘我问看门的：几号房间在哪？’看门的看了看我：‘您找那房间的人想干吗？’这话说得那么怪，本该一听就明白的。可是她说一不二惯了，又没有耐心，她受不了这样的刨根问底和放肆无礼。看门的说：‘您爱去就去吧，’说时伸出一个手指，指了指楼梯，说完就转身回到自己的小木屋去了。
你们猜怎么着？她走进去，刚一打听，就立刻从四面八方跑来了一群女人：‘请进，请进！’——所有的女人都嘻嘻笑着，跑了过来，搽粉点胭脂的，恶心极了，弹着钢琴，把她硬往里拽，她说：‘我本来想甩开她们逃走，可是她们硬不让我走’，这时她害怕了，两腿发软，可她们硬不让她走，她们好言好语地说话，好言好语地相劝，还开了瓶黑啤酒，递给她，请她喝。她跳起来，大声叫骂，浑身哆嗦：‘让我走，让我走！’她冲到房门口，可是有人把着门，她就大叫；这时冲过来一个女的，也就是不久前来过我们家的那女的，打了我的奥莉娅两记耳光，把她推出了门：‘你不配，贱货，你不配住这样的好房子！’而另一个女的还冲着楼梯对她嚷嚷：‘是你自己找上门来求我们的，因为没吃的了，瞧着你这副嘴脸，我们都觉得恶心！’这天一整夜，她都在忽冷忽热地发烧，说胡话，第二天早上，她两眼通红地下了地，走来走去。她说：‘上法院告她，告她！’我没言语：我想，上法院去又能拿什么告她呢，我们又有什么证据呢？她绞着手，走来走去，泪如雨下，嘴唇紧闭，一动不动。她的整个脸从这一刻起直到最后，都变黑了。到第三天，她的症状好了些，不说话，心情好像平静了下来。就在这工夫，在下午四点钟，韦尔西洛夫先生枉驾来我们家找我们。
“我是实话实说，我至今都弄不懂，奥莉娅是不轻易相信人的，她到底是怎么啦，韦尔西洛夫先生几乎一开口，她就开始听他说话了？当时最吸引我们俩的是他那一本正经的样子，甚至很严肃，说话的声音很低，很周到，一切都那么彬彬有礼，——非但彬彬有礼，甚至毕恭毕敬，——然而在他身上却没有巴结逢迎的样子，一眼就看出来，这人前来完全是出于一片好心。他说：‘我在报上看到您登的启示了，您写得不对，小姐，您这样写甚至可能对自己有害。’接着他就开始说明怎么个不对法，不瞒你们说，我都没听懂，好像说到什么算术来着，只是奥莉娅，我看见，涨红了脸，整个人都似乎活跃了起来，静静地听，而且还很乐意地参加了交谈（想必这是个聪明人！）我听见，她甚至还对他表示感谢。他问了她许多问题，既详尽又周到，看得出来，他久住莫斯科，连中学校长他都认识，而且私交甚笃。他说：‘我一定可以给您找到个补习功课的事，因为我在这里认识许多人，我甚至可以替您去拜托某些有影响的人，因此，即使您想找个固定的工作，也是可以的……’他又说，‘不过，我想请您原谅，我想问您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眼下我能为您没做些什么呢？如果您能允许我为您效劳（效什么劳都可以）的话，那不是我给您带来了快乐，而是相反，您给我带来了快乐。这点钱算是我借给您的，等您找到工作后，您可以在最短时期内还给我，这样咱就两清了。至于我，请相信我的人格，假如我以后一旦也陷入这样的贫穷，而您则相反，丰衣足食，各方面都有了保障，那我也会直接来找您，求您帮我这点小忙的，我会派我的妻子和我的女儿来找您’……就是说，我也记不全他说的所有的话了，没法统统告诉你们，这时我感动得泪水涟涟，因为我看见奥莉娅也感激得嘴唇都发抖了。‘即使我收下了，’她回答他，‘那也是因为我信任一个正大光明而又人道的人，这个甚至可以当我父亲的人，’……这时候，她对他说的话说得是那么好，简短而又高尚，说他是一个‘人道的人’。他立刻站起来说：‘我一定，一定给您找个教书的工作，给您谋个差事；从今天起，我就去办这件事，因为您对此有完全够格的文凭和足够的资格，’……我还忘了说，他从一开始，刚一进门就查看了她从中学得到的所有证书，是她拿给他看的，而且他还亲自测试了她的功课……‘要知道，妈妈，’后来奥莉娅告诉我说，‘他还考了我几门功课，他真是个聪明人，你哪辈子能跟这样有修养、有学问的人说话呢’……她整个人都欢欢喜喜，笑逐颜开。
桌上则放着那六十卢布。她说：‘您先收起来吧，妈，等咱们一找到工作，头一件事就是尽快把这钱还给他，我们要向他证明，我们是个讲诚信的人，至于我们是个有礼貌的人，他已经看见了。’后来，她沉默少倾，我看到，她呼吸沉重。‘您知道吗，妈，’她突然对我说，‘如果我们粗鲁无礼，由于我们的自尊心，也许我们就不会收下他这笔钱了，而我们现在收下了，正是以此向他证明，我们是懂礼貌的，我们在各方面都信得过他，把他看作一位可敬的白发老人，不是吗？’我先是不太明白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于是我说：‘奥莉娅，为什么不能接受一个高尚的有钱人的恩赐呢，况且他又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她向我皱起了眉毛，说：‘不，妈，不是那么回事，我们需要的不是恩赐，我们看重的是他的“人道精神”。而这钱我们甚至还是根本不拿的好，妈，既然他答应给咱们找工作，那，这也就够了……尽管咱们穷。’我说：‘好吧，奥莉娅，咱们已经穷得无论如何不能不拿这钱了，’说完，我甚至苦笑了一下。唔，我心里还暗自庆幸，可是过了一小时，她又对我说：‘妈，这钱您等会儿再花，’她说话的口气很坚决。我说：‘那又怎么啦？’‘没什么，’她粗暴地打断了我的话，说完就闭上了嘴。她整个晚上都不言不语；直到一点多，我醒过来，听到奥莉娅在床上翻来覆去：‘您没睡着，妈？’‘没，’我说，‘睡不着。’她说：‘您知道吗，他是想侮辱我？’‘你说什么呀，你说什么呀，我说。’她说：‘肯定是这样：这是个卑鄙小人，他的钱，您不许用他一戈比。’我本来想开口对她说话，甚至在床上都呜咽了两声，可她扭转身子，面对墙壁、她说：‘别哭了，让我睡会儿觉行不行！’第二天早上，我望着她，她走来走去，都不像她自己了，于是，你们信不信，我敢面对法庭说：她当时的神经不正常！自从那一回，她在那幢下作的公寓里受到侮辱以后，她的心……和理智都变糊涂了。那天早上我看着她就对她起了疑心；我心里害怕；我想，无论她说什么，我决不顶嘴。她说：‘妈，他连自己的住址都没留下。’我说：‘你说这话罪过呀，奥莉娅，昨天他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后来你又自己夸他，自己都感动得差点要哭了。’我刚说完这话，——她就尖叫起来，跺了一下脚。她说：‘您是个犯贱的女人，您受的是农奴制的教育！’……这时候，她什么话没有说，抓起帽子就跑了出去，我冲她的背影喊，我想，她怎么啦，她跑哪去呀？原来，她跑到居民住址查询处去了，打听到了韦尔西洛夫先生住哪，她回来后说：‘我今天就去，马上就去，把钱还给他，甩在他脸上；他是想侮辱我，就跟萨夫罗诺夫一样（也就是我们那商人）；不过萨夫罗诺夫侮辱我，像个粗鲁的无赖，而这人则像个狡猾的伪君子。’就在这时候，偏巧，昨天那位先生，突然跑来敲门：‘我听见了，你们在讲韦尔西洛夫，我可以略告一二。’她一听到有人说韦尔西洛夫，就向他冲了过去，整个人像疯了一样，说呀说呀，我望着她，心里纳闷：她一向沉默寡言，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这么说过话呀，而这会儿还是跟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她的脸颊涨得通红，两眼闪着光……而他偏来火上浇油：‘您说得对极了，小姐。韦尔西洛夫就跟报纸上描写的本地的将军们一样；一个将军，衣冠楚楚，佩戴上了所有的勋章，专找那些在报上登载求职启事的家庭女教师，走东家串西家，寻找他想寻找的东西；如果找不到他要的东西，他就坐一会儿，聊一聊，空口许愿，说得天花乱坠，然后一走了之，——终究给自己解了个闷，找了个乐子。’奥莉娅听后甚至哈哈大笑，不过是冷笑，恶狠狠地笑，而这位先生，我看见，他抓住她的手，把她的手拉过去贴近他的心，说什么：‘小姐，我自己手里也有一大笔资金，随时准备为漂亮的小姐效劳，不过最好，让我先亲亲她那可爱的小手……’他说罢，我看见，他就拉着她的手想亲。她猛地跳起来，不过这时候我已经是跟她一起，我们俩一起把他给赶出去了。
这天，傍晚前，奥莉娅从我手里拿走了那钱，跑了出去，回来后，她对我说：‘妈，我报复了那混蛋！’我说：‘啊呀，奥莉娅，奥莉娅，也许，我们错过了自己的幸福，你把一位高尚而又行善的人给得罪了！’我嗔怪她，再也受不了啦，我哭了。她便冲我嚷嚷：‘我不要，’她叫道，‘我不要！即使他是一个最正派的正人君子，我也不要他的布施。即使有人可怜我，我也不要他的可怜！’之后，我躺下睡觉了，脑子里一片空白。你们这里的墙上有颗钉子，我留意过好几次，这是你们这里挂镜子时留下的，——我没料到，根本就没料到，昨天没料到，过去也没料到，我没想到这个，也根本没有料到会出这样的事，至于奥莉娅，更是万万没有料到。我像通常一样睡得很死，还打呼噜，这是血涌上了我的脑袋，有时候就涌进心脏，我会在睡梦中惊叫起来，因而奥莉娅常常半夜里叫醒我：‘您怎么啦，妈，她说，您睡得那么死，需要的时候，叫都叫不醒。’我说：‘奥莉娅，我睡得可死啦，可死啦。’很可能，夜里，我又打起了呼噜，于是她等到这个机会后，便放心大胆地上了吊。那皮带原是皮箱上的，很长，一直杵在那儿，很显眼，已经整整一个月了，昨天早上我还想：‘该把它收起来了，免得到处乱放。’至于那把椅子，想必用脚把它蹬开了，为了免得椅子倒地发出声响，她还用自己的裙子在旁边垫了垫。想必是过了很长很长时间，过了整整一小时或者更多时间，我才醒过来：‘奥莉娅！’我叫她，‘奥莉娅！’我立刻想到可别出什么事，我喊她。或者是因为我没听到她在床上的呼吸声，或者因为在黑暗中我似乎看到床上是空的，——我猛地坐起身，用手一摸：床上没人，枕头也是冷的。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变得冰冷，我站在原地，似乎失去了知觉，脑子里一片模糊。我想：‘她出去了，’我迈前一步，站在床边，东张西望，犄角旮旯里，房门旁，好像她的人影就站在那。我站着，一言不发地望着她，而她从黑暗里似乎也在望着我，可是却一动不动……‘可是，这又干吗呢，我想，她干吗站到椅子上去呢？’‘奥莉娅，’我悄声道，自己都害怕了，‘奥莉娅，你听见吗？’可是突然间，我心里似乎豁然开朗，我跨前一步，向前伸出两手，直接向她扑去，抱住了她，而她却在我手里摇晃，我抓住她，她却摇来晃去，我明白了一切，但又不想明白……我想喊，可是喊不出声来……啊呀，我想！我砰的一声跌倒在地，这时我才喊出声来……”
“瓦辛，”第二天清早五点多，我对瓦辛说，“要不是您那斯捷别尔科夫，也许就不会出这事了。”
“谁知道，这事肯定要发生也说不定。这事不能这么看，这本来就万事齐备……不错，这个斯捷别尔科夫有时候……”
他没把话说完，就不愉快地皱了皱眉头。六时许，他又离开了，他一直在奔忙。又剩下我孤零零地独自一人。天已大亮。我感到有点头晕。我眼前依稀看到韦尔西洛夫的身影：这位女士的叙述，把他推到前面，使我对他完全有了另外的看法。为了更便于思考，我躺到瓦辛的床上，跟原来一样，穿着衣服和鞋子，本来只想躺一会儿而已，完全无意睡觉——可是却突然睡着了，甚至不记得是怎么睡着的。我睡了几乎四小时，没人来叫醒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