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要飞越几乎长达两个月的时间跨度。读者不用担心，在进一步的叙述中，一切都将得到分晓。我要特别提出11月15日这一天——有许多原因，这天对于我太有纪念意义了。首先，两个月前见过我的任何人，现在都认不出我来了，至少从外表，也就是说，即使认出是我，也莫名其妙。我穿得像个花花公子，过去，韦尔西洛夫想要推荐给我的那个“做工认真，且有审美力的法国裁缝”，不仅给我做了全套西服，而且已经被我淘汰：现在给我做衣服的已经是另外一些裁缝，更高级，而且是第一流的，甚至在他们那里我还可以赊账。我还常常在一家著名的餐馆赊账，但是，我还是有所顾忌，因此一有钱，我就立刻还清，虽然我知道，这样做有失体面，会有损我的名誉。涅瓦大街上有名法国理发师，同我关系不错，当我在他那里理发时，他常常给我讲一些趣闻逸事。不瞒诸位说，借此，我也可以跟他练习练习法语。虽然我懂法语，甚至很不错，但是在上流社会我还总有点胆怯，怕开口；再说我那口音，恐怕还远远不是巴黎口音。我还认识一名叫马特维的马车夫，宝马香车，一叫就到。他有一匹枣红色的种马（我不喜欢灰色的）。然而，我也有些不如意的事：已经是11月15日了，立冬已经过了三天，可是我身上那件皮大衣还是旧的，浣熊皮的，韦尔西洛夫穿旧了的：卖出去——大约值二十五卢布。必须做一件新的，可是囊中羞涩，此外，还得准备些钱，以备今天晚上不时之需，这是无论如何必不可少的，——否则我就要“倒大霉和毁了”；这是我自己当时的“座右铭”。噢，低级！否则这几千卢布，这宝马香车，这博雷尔餐馆又是从哪冒出来的呢？我怎么会忽然把这一切忘个精光，变成这样子了呢？可耻啊！读者诸君，我现在就来讲讲我的耻辱史和屈辱史，我毕生还没有任何事比这些回忆更让我感到可耻的了！
那我就像个法官似的开讲啦，因为我知道我有罪。在那个旋风里，在当时我在里面旋转的那阵旋风里，我虽然孤身一人，既无人指导，也无人指点，但是我敢发誓，当时我已经意识到我在堕落，因此是不可饶恕的。然而，在这整整两个月里我几乎是幸福的——为什么说几乎呢？我太幸福了！甚至幸福得连那种经常（太经常了）在我脑海里闪现的，我的心为之颤栗的羞耻意识，——正是这意识（惠予不信？），更加使我陶醉：“那又怎么样，堕落就堕落；只要摔不死，我就会爬起来！我福星高照！”我走在一座用劈柴棍铺成的窄窄的小桥上，没有栏杆，下临深渊，但是我走在上面，感到很快活；甚至还不时地张望深渊。既冒险，又快乐。可是“思想”呢？“思想”以后再说，思想可以等待；过去发生过的一切，不过是“走歪了路”：“为什么不及时行乐呢？”“我的思想”糟就糟在，我再说一遍，它绝对允许走所有的邪路；要不是这“思想”这么坚定和极端的话，那，也许我就会害怕走这条歪门邪道了。
现在我还继续租用着我那间小屋，租用，但是并不住在里面；我的皮箱、提包和其他东西都放在那里；我下榻的主要公馆是在谢尔盖·索科尔斯基公爵处。我在他那儿闲坐，在那儿睡觉，有时候一住就是好几星期。至于怎么会这样，我立刻来交代，不过现在我要讲讲我那间小屋的情况。我已经对它感到很亲切：韦尔西洛夫曾亲自到这里来看过我，亲自前来，而且是当时吵过架后头一回来，后来又来过许多回。我再说一遍，这段时间是我的可怕耻辱，也是我的巨大幸福……再说，当时的这一切都是那么顺当，那么充满微笑。“过去所有那些愁眉苦脸，又干吗呢”，我在某些自我陶醉的时刻常常这样想，“那些老的伤口，老的痛楚，我那孤寂的、忧郁的童年，我那钻在被窝里的愚蠢的幻想、誓言、打算，甚至‘思想’，——这一切又所为何来呢？这一切不过是我想象出来和虚构出来的，原来世界上的事完全不是这样；看，我现在就非常快乐和轻松：我有父亲——韦尔西洛夫，我有朋友——谢廖查公爵，我还有……”但是还有什么呢——先不去说它。唉，做这一切都是为了爱、包容和名誉，后来却成了丑恶、厚颜无耻和奇耻大辱。
够了。
他头一次来看我，是当时我们决裂之后的第三天。我不在家，他就留下来等我。当我走进我那个不大点儿的小屋的时候，虽然这三天我一直在等他，但是我看到他时仍旧感到两眼模糊，心怦地跳了一下，我甚至停在门口怔住了。幸好他跟我的房东坐在一起，房东担心客人等候会感到无聊，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先立刻自我介绍一番，然后随便找个话题，跟他热烈地东拉西扯起来。房东曾做过九品文官，年约四十，满脸麻子，很穷，拉家带口，有一个身患痨病的妻子和一个有病的孩子；他生性极爱东拉西扯地同人家套近乎，脾气温和，相当客气。我很高兴有他在场，甚至可以说他救了我，要不我能跟韦尔西洛夫说什么呢？我知道，在这整整三天中，我确实知道，韦尔西洛夫一定会亲自登门，就像我希望的那样，头一个登门，因为我是无论如何不会头一个去看他的，倒不是因为固执，而是出于对他的爱，出于某种由爱而生的嫉妒，——个中奥妙，我说不好。再说，一般说来，读者也看不出我有什么口才。但是，尽管这整整三天我一直在等他，几乎在不断地想象他会怎样走进来，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象不出（虽然我在使劲想象），在发生这一切之后我们竟会忽然开口说话，可我们又能够说什么呢。
“啊，你回来了，”他没有从座位上站起来，向我友好地伸出了手。“坐下，挨着我们俩；彼得·伊波利托维奇在讲有关一块大石头的非常有趣的故事，靠近帕夫洛夫团……或者就临近那一带……”
“是的，我知道这块大石头。”我急忙回答，挨着他们，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他俩坐在桌旁。整个房间才有两平方俄丈。我重重地喘了口气。
一粒快乐的火星在韦尔西洛夫的眼睛里闪了一下：似乎，他在怀疑，以为我要装腔作势。这时，他放心了。
“您就从头讲起吧，彼得·伊波利托维奇。”他俩已经用名字和父称来彼此尊称了。
“就是说，这还是先皇在位的时候发生的，您哪，”彼得·伊波利托维奇对我说道，神经质而又有点痛苦地，仿佛还没讲就已经开始担心这故事能产生什么效果似的，“您不是知道这块大石头吗，——当街，有一块蠢笨的大石头，有什么用，干吗，只会挡路，不是吗，您哪？皇上来来去去地走过许多回，每回都遇到这石头。最后，皇上开始龙颜不悦，也的确应当龙颜不悦：一座山，当街立着一座山，阻碍交通：‘让这块石头滚蛋！’唔，皇帝开了金口，让它滚蛋，——您明白‘滚蛋’是什么意思吗？您还记得先帝吗？拿这块石头怎么办呢？大家都没了主意；这事应有杜马负责，这事，我不记得究竟是谁了，主要交由当时最大的一位大臣负责。这位大臣听人说：要花一万五千卢布，不能少，而且要花银币，您哪（因为纸币只有在先帝在位时才能兑换银币）。‘怎么要花一万五呢，真是胡说八道！’先是英国人想铺上铁轨，把它放在铁轨上，再用蒸汽机把它拉走；但是，要知道，这要花多少钱哪？当时还没铁路，只开通了一条皇村铁路……”
“那有什么，可以把它凿开呀。”我开始皱眉头；面对韦尔西洛夫，我觉得十分恼火和不好意思；可是他却听得津津有味。我明白，他也很高兴有房东在场，因为他跟我在一起也感到不好意思，我看出了这点；我记得，他这样，我甚至觉得似乎很感动。
“正是把它凿开，您哪，正是想到了这个主意，而想到这个主意的正是蒙费朗；要知道，他当时正在建造以撒大堂。他说，先凿开，再运走。可不嘛，您哪，可是这要花多少钱哪？”
“不费吹灰之力；凿开，运走，不就得了。”
“不，对不起，要知道，这先得安装机器，蒸汽机，您哪，往哪运呢？而且运这么一座山？据说，至少得花一万，一万或者一万二。”
“听我说，彼得·伊波利托维奇，要知道，这是无稽之谈。不是这样的……”但是这时候，韦尔西洛夫不被人察觉地向我递了个眼色，而在这眼色中，我看到了他对房东的微妙同情，甚至为他感到痛苦，看到这个，我开心极了，我哈哈大笑。
“啊，对，对，”房东十分高兴，居然什么也没有察觉，而是非常担心，就像讲故事的人一向担心的那样，生怕别人用问题打断他的讲述，“这时刚好有个小市民走上前来，还很年轻，唔，您知道吗，是俄罗斯人，留着山羊胡子，穿着长襟外衣，看样子略有醉意……不过，不，他并没喝醉，您哪。这小市民只是站在一旁，听他们怎么商量，也就是一些英国人和蒙费朗，而那主儿，也就是委办此事的那主儿，这时正好坐马车前来，听着听着就生气了：怎么商量来商量去还商量不出一个结果来呢；他忽然发现，在远处，站着一个小市民在假笑，就是说不是假笑，我不是这意思，应当怎么说来着……”
“嘲笑。”韦尔西洛夫小心地随声附和。
“是嘲笑，您哪，就是说略微有点儿嘲笑，就是这样一种善良的俄罗斯式的微笑，您知道吗；唔，那主儿，当然很恼火，您知道吗，他说：‘大胡子，你在这儿等啥？你是干什么的？’他说：‘瞧，我在看这块小石头呢，王爷。’看样子，还正是位王爷；差点儿就是苏沃洛夫公爵，威震意大利的苏沃洛夫公爵，一位统帅的后裔……然而，不，不是苏沃洛夫，真遗憾，忘了究竟是谁了，不过您知道吗，尽管是王爷，却是一个纯粹的俄罗斯人，典型的俄罗斯人，爱国者，而且有一颗发达的俄罗斯的心；好了，他看出来了，便问：‘怎么样啊，你能搬走这块大石头吗；干吗冷笑？’‘我多半在笑那帮英国人，王爷，他们要价也太没边了嘛，您哪，因为俄国人的钱袋太鼓了，而他们在家又没吃的。您只要小小不严地拿出一百卢布，王爷，——明天傍晚前准给您把这块石头搬走。’唔，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听了这大话后大家的表情。英国人，不用说，真想一口气吃了他；蒙费朗在笑；只有那位王爷说，他有一颗俄罗斯的心：‘就给他一百卢布！难道你真能搬走？’‘明天傍晚前保你满意，王爷。’‘那你准备怎么办呢？’‘如果王爷您不见怪的话，这是我们的秘密，您哪。’你们知道吗，他说的是地地道道的俄国话。王爷一听就喜欢上了：‘嗳，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嘛！’说完大家就走了；你们猜，他究竟干什么了？”
房东停顿片刻，开始用不胜感动的目光扫视了我们一眼。
“不知道。”韦尔西洛夫微笑着，我皱紧了眉头。
“而他是这么干的，您哪，”房东得意洋洋地说道，仿佛是他亲自这么干似的，“他雇了几名普普通通的俄国人，在那块大石头旁开挖，也就是在紧边上挖了个坑；他们挖了一夜，挖了一个很大的坑，与那块大石头等高，只多挖深了一俄寸，挖成之后，他才吩咐其他人一点点地，小心翼翼地挖那大石头底下的土。唔，很自然，在下面挖好后，大石头就无处立足，平衡发生了动摇；等平衡一动摇，他们就从另一边用双手使劲儿一推，就这么一声‘乌拉’，按照俄国人的喊法：大石头便砰的一声掉进了坑里！立刻又用铁锹埋上了，用夯夯实了，用小石块铺平了，——平平整整，那块石头不见了！”
“您想想！”韦尔西洛夫说。
“就是说，这时候，人们便乌泱乌泱地跑了过来，多得数也数不清；那帮英国人立刻而且早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恨得牙痒痒的。蒙费朗也坐马车来了，他说：这是庄稼汉的办法，太简单了。但是，事情本来就很简单嘛，可是你们却想不出来，你们这帮傻瓜呀！我还要告诉你们，那位长官，那位国家大员，见状，啊呀了一声，就跑过去拥抱他，亲吻他。说：‘你这人是打哪来的？’‘我从雅罗斯拉夫尔省来的，大人，说实在的，按我们的手艺来说，我们是裁缝，而到夏天就到京城来买卖水果，您哪。’唔，事情传到了上司那儿，上司命令给他挂上了枚奖章；于是他就脖子上挂着奖章，招摇过市，据说，后来喝酒喝坏了身子；你们知道，俄国人就是熬不住！因此直到现在咱还在受外国人的欺侮，是的，您哪，就这么回事，您哪！”
“是的。当然，俄国人的智慧……”韦尔西洛夫刚要开口说话。
但是，幸亏在这时候有病的房东太太一声吆喝，把讲故事的人叫走了，他跑了出去，要不，我可真受不了。韦尔西洛夫笑道：
“亲爱的，在你到来之前，他整整一小时都在给我逗乐。这块大石头……算是同类故事中最具爱国精神，也最不像样的代表。但是怎么好打断他的话头呢？你不是也看见了，他自鸣得意得都乐开了花。再说，此外，这块大石头似乎现在还杵在那，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它根本就没有被埋进坑里……”
“啊，我的上帝！”我惊呼道，“还当真是这样。他怎么敢！……”
“你怎么啦？你好像很恼怒似的，得啦。这事他真的搞混了。我还在小时候就听到过这一类关于搬石头的故事，不过，当然不是这样的，也不是讲的这块石头。哪能呢：‘传到了上司那儿’。这时候，当他的事‘传到上司那儿’的时候，他的整个人都在唱歌。在这个可怜的人群中，不能没有这一类的趣闻逸事。这类故事在他们那儿可多啦，主要是他们不能自我克制。他们什么也没有学会，什么也没有真正弄懂，唔，除了谈赌牌和谈升官以外，他们也想谈谈有关全人类的事，富有诗意的事……他是干什么的，他是何许人，这个彼得·伊波利托维奇？”
“一个很穷的人，甚至是个不幸的人。”
“你瞧见了吧，甚至于，他不赌牌也说不定！再说一遍，他讲这个乱七八糟的故事，是为了满足他对他人的爱：要知道，他也想使我们开心。爱国心也得到了满足；比如，他们还有个故事，说英国人给了扎维亚洛夫一百万，只求他别在自己产品上打上商标。”
“啊，我的上帝，这故事我也听说过。”
“谁没有听说过这故事呢，他说这故事的时候，甚至很清楚，你肯定已经听过这事了，可是他还是要说，故意假装，以为你没听说过。瑞典国王遇见幽灵的故事——这在他们那里，似乎已经老掉牙了；可是在我年轻的时候，这故事却被人津津有味地讲了又讲，还神秘地窃窃私语，就像过去讲到本世纪初某某人似乎跪在枢密院，跪在枢密官面前一样。关于城防司令巴舒茨基也有许多故事，比如说铜像被人偷走的事。他们非常喜欢听宫廷里的趣闻；比如，关于前朝某大臣切尔内绍夫，说他已经是七十岁的老头了，还怎样乔装打扮，修饰自己的外貌，变得像三十岁似的，以至先皇上朝时，见状，都吃了一惊。”
“这，我也听说了。”
“谁没有听说过呢？这一类趣闻——都极不像话；但是，要知道，这一类不像话的传说，却比我们想象的流传得更深，更广。甚至在我们最正派的上流社会，你都可以遇到那些不惜胡编乱造以取悦他人的主，因为我们大家都患有这种情不自禁的毛病。不过我们讲的是另一类故事；我们专讲美国，这样讲的人——多极了，连国家要员也津津乐道！不瞒你说，我自己也属于这类不像话的人，一辈子受害匪浅……”
“关于切尔内绍夫的故事，我自己就说过好几次。”
“你自己也说过？”
“就是说，除我以外，这里还有个房客，是个小官吏，也是麻子，已经是老头了，但这人俗不可耐，只要彼得·伊波利托维奇一开口，他就立刻打断他，跟他作对。弄到后来，彼得·伊波利托维奇只好像个奴才似的伺候他，讨好他，只要他能够听他说话就成。”
“这已经是另一类不像话的主了，甚至可能比第一类人——只要听他讲，他就会欢天喜地！‘你就让我吹吹牛嘛——你瞧吧，结果准妙不可言。’第二类人则扫兴和俗不可耐：‘我就不让你吹牛，发生于何时何地，哪一年？’一句话，这人没心肝。我的朋友，你就让人家吹点牛嘛——这没害处。甚至不妨让他大吹特吹。首先，这会显示你彬彬有礼，其次，作为交换，人家也会让你胡扯一气的——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Que diable！应当爱他人嘛。但是，我该走了。你安顿得很好，”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时又加了一句。“我会告诉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和你妹妹的，说我来看过你了，发现你身体很好。再见了，亲爱的。”
怎么，难道这样就完了？我需要的根本不是这个嘛；我企盼的是另一种东西，主要的东西，虽然我心里明白，只能这样，非这样不可。我拿起蜡烛，开始送他下楼；房东急忙跑过来，但是我不让韦尔西洛夫看见，使劲拽住他的一只手，猛地把他推开。他诧异地望了望我，但刹那间便溜了。
“这些楼梯呀……”韦尔西洛夫拉长着声音，含混不清地说道，他显然想说什么，显然又怕我说出什么来，“这些楼梯呀，——我已经不习惯了，而你又住在三层，不过，现在我能看清路了……你放心，亲爱的，别感冒了。”
但是我并没有走开。我们已经在下二楼的楼梯了。
“这三天我一直在等您。”我忽然冒出了这句话，好像自动冒出来似的；我气喘吁吁。
“谢谢，亲爱的。”
“我知道您肯定会来。”
“我也知道你知道我肯定会来，谢谢你，亲爱的。”
他沉默少顷。我们已经走到出口处的大门了，可是我还是一直跟在他后面。他推开门，一阵风猛地吹来，吹灭了我的蜡烛。这时我忽然抓住他的一只手，一片漆黑。他打了个哆嗦，但是没说话。我趴到他的一只手上，忽然开始贪婪地亲吻，亲了好几次，许多次。
“我的亲爱的孩子，凭什么你这么爱我呢？”他说，但是声音已经完全变了。他的声音发抖，他的声音中响起了某种完全新的音符，就像不是他在说话似的。
我本想回答什么，但是说不出来，我跑上了楼。他一直站在原地等候，直到我跑到房间跟前，我才听到楼下通外边的门被打开，后来又砰的一声关上了。我走过房东身边（他不知道干吗又出现了），猛地钻进我的房间，插上门，也不点蜡，就面向枕头扑到我床上，接着就哭呀，哭呀。从离开图沙尔以来，我还是头一回哭！止不住地嚎啕大哭，我太幸福了……但是，又何必描写这事呢！
现在我把这事记下来，并不觉得羞赧，因为，尽管这一切很荒唐，也许，很好也说不定。
但是因为这事他也吃足了我的苦头！我变成了可怕的暴君。因此，不言而喻，关于这出戏，我们俩连提都没有提。相反，到第三天，我们俩见面的时候，却同根本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似的——岂止这样：在这第二天晚上，我还几乎很粗暴，他也似乎冷冰冰的。这次见面又发生在我屋里，不知为什么我仍旧不肯亲自去找他，尽管我很想见到母亲。
在这整段时间内，也就是在这整个两个月的时间内，我们谈的都是一些最抽象的话题。正是这点我感到奇怪：我们说来说去净说些抽象的话题——当然，全人类的问题也是十分必要的问题，但是丝毫也未触及当前的迫切问题。然而，在当前的迫切问题中有许多，有许许多多必须明确和澄清的问题，甚至亟待解决，然而，关于这点我们却避而不谈。我甚至绝口不提母亲和丽莎，而且……说到底，也不谈我自己和我的整个经历。这一切是因为不好意思呢，还是因为某种年轻人的傻气呢——我不知道。我认为，因为冒傻气，因为，不好意思终究还是可以跳过去的。而我甚至对他还十分霸道，甚至不止一次地对他大发脾气，肆无忌惮，甚至还违心地这样做：做这一切似乎是自然而然而又不可克制的，我自己也无法克制自己。他的态度则同过去一样，带着些许嘲笑，虽然，不管怎样，他还是往往表现得异常亲切。使我惊奇的还有，他更喜欢亲自上我这里来，因此到最后我就难得去看妈妈了，充其量，一星期一次，尤其在最近，在我完全晕头转向之后。他总是晚上来，坐在我屋里，聊聊天；他也很喜欢同房东聊天；这后一种情况使我很恼火，像他这样的人，居然喜欢同这种人聊天。我也曾寻思，难道除了我他已经无处可去了？但是我确切地知道他有许多熟人。最近以来，他还在上流社会的交际圈里，恢复了在最近一年他主动放弃的过去的许多老关系；但是，看来，他并不特别热衷于这样的关系，有许多关系他只是表面上恢复而已，他更喜欢来看我。有时候使我十分感动的是，他每逢晚上来，几乎每次进门时都似乎怯生生的，一开始总是带着奇怪的不安神情先看着我的眼睛，似乎在说：‘我不会妨碍你吗？你只要说一声——我就走。’他有时甚至还这样说了。比如，有一回，也就是最近，他走进来，我正好完全穿戴好了，穿上了刚从裁缝那里拿来的新西服，想去看‘谢廖查公爵’，然后同他一起到某个该去的地方去（去哪？——以后再说）。他呢，走进来后，便坐了下来，大概没发现我正准备出去；一时间，他出现了异常奇怪的心不在焉。偏巧，他又说到了房东，我当时火冒三丈：
“嗳，让他，让这房东见鬼去吧！”
“啊，亲爱的，”他忽然从座位上站起来，“你大概要出门吧，我妨碍你了……请原谅。”
于是他老老实实地急忙走了出去。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上流人士和自有其个性的独立人士，居然对我这么卑微，这样的态度一下子就在我心中复活了我对他的万般柔情，以及我对他的全部信心。但是，既然他这样爱我，那为什么当我可耻地堕落的时候，他不阻止我呢？当时，只要他说一句话——我也许就会洁身自好。然而，也许不行。但是他明明看到我这种喜欢讲究穿戴，喜欢吹牛，他也明明看到了这个马特维（有一回，我甚至想用我包租的那辆雪橇把他送回去，但是他不肯上车，甚至这事发生了好几次，他都不肯上）要知道，他明明看见我挥金如土，——竟不说一句话，不说一句话，甚至都没有深究一下！我至今都感到奇怪，甚至现在都感到奇怪。而我，不用说，当时在他面前也毫不客气，想到什么说什么，当然，我也一言不发，没作任何解释。他不问，我也不说。
然而也有两三次，我们谈到了切身有关的问题。有一回，还在开头的时候，也就在他放弃遗产之后不久，有一回，我曾经问过他：现在，他将靠什么生活？
“凑合着过吧，我的朋友。”他非常平心静气地说。
现在我知道，甚至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那点小小的资产，约有五千之数，在最近两年内，也已经有一半花在韦尔西洛夫身上了。
另一回，我们不知怎么谈起了妈妈。
“我的朋友，”他忽然伤感地说道，“在我俩结合之初，然而，在开头，在中间，以至在最近，我常常对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说：‘亲爱的，我让你受苦了，现在让你受苦，将来也会让你受苦，现在你在我面前，我不懂得珍惜；要是你死了，我知道，我非狠狠地惩罚自己，要自己的命不可。’”
然而，我记得，那天晚上，他特别坦诚。
“倘若我是个性格软弱的渺小的人，并因意识到这点而痛苦，那也就算了！然而偏不是，我知道，我非常坚强，你知道我靠的是什么吗？靠的就是这种随遇而安的自发力量，我们这一代所有聪明的俄国人都有这样的特点。什么也压不垮我，什么也毁不了我，什么也惊不倒我。我就像一只看家狗一样，有很强的生命力。我能同时非常方便地感受到两种截然相反的感情——当然，并不是我愿意这样。然而我也知道这不光彩，主要是因为这太明智了。我已年近半百，可是我至今不知道，我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是好事，还是坏事。当然，我爱生命，这是人的本能；但是像我这样的人爱生命，——就卑劣了。最近以来出现了某种新潮流，于是，像克拉夫特这样的人就适应不了，于是他们就会开枪自杀。但是，很清楚，克拉夫特们是愚蠢的，而我们是聪明的——因此，这无论如何不能做对比，于是这问题仍旧悬而未决。难道地球的存在，仅仅为了像我们这样的人吗？很可能，这是对的；但是，这想法也太悲惨了。然而……然而，这问题仍旧悬而未决。”
他说这话时很伤感，不过我还是弄不清这是不是他的真心话。他身上总有一种他无论如何不肯放弃的气质。
当时，我向他提了一连串问题，我就像饿汉扑食一样扑向他。他总是很乐意和很直爽地回答我提的问题，但是，到头来又总是归结为几句最普通的老生常谈，因此，说实在的，我仍一无所获。然而，所有这些问题却使我寝食难安，苦恼了我一辈子，我要坦白地承认，我还在莫斯科的时候就把这些问题的解决，留待我们在彼得堡见面时再说。我甚至直截了当地告诉了他这一情况，他并没有笑话我——相反，我记得，他还握了握我的手。在总的政治问题以及诸多社会问题上，我几乎从他那儿什么也没问出来，而由于我的“思想”而产生的这些问题，也使我感到十分困扰。关于像杰尔加乔夫这类人，有一回，我总算逼他说出了一个看法：“这类人不值得任何批评，”但与此同时，他又奇怪地加了一句，他“有权不赋予自己的意见以任何意义”。至于现代各国以及整个世界将如何结局，社会安宁将怎样重新恢复，他长久地，非常久地避而不答，但是我却死乞白赖地缠住他，最后，总算有一回，我逼他说出了几句话：
“我认为，将来产生的这一切，不管怎样，都十分平常，”有一回他说，“无非是所有的国家，尽管预算平衡，‘没有赤字’，un beau matin会彻底乱了套，所有的国家，无一例外，都不想偿还债务，以便大家在普遍的破产中获得新生。但是全世界所有的保守派都将抵制这样做，因为他们既是股东又是债权人，他们不允许破产。那时候，不用说，也就开始了所谓普遍的变质；将会有大批犹太人前来，开始建立犹太王国；紧接着，所有那些过去从来不曾有过股票，甚至一无所有的人，也就是所有的穷光蛋，自然，他们不愿意参加这个变质过程……开始了争斗，于是在经过七十七次失败以后，穷光蛋们消灭了股东，把他们的股票抢了过来，坐上了他们坐的交椅，不用说，他们也成了股东。也许，他们会颁布一些新法令，也许不会。更确切地说，他们也会破产。之后，我的朋友，至于将改变这个世界面貌的前途怎样，我就一无所知，无法预测了，然而，你不妨看一下《启示录》……”
“难道这一切都离不开‘物质’二字；难道如今这世界的结局，仅仅因金融而起吗？”
“噢，自然，我仅仅截取这画面的一角，但是，要知道，这角却与全局相关，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
“那怎么办呢？”
“啊，我的上帝，你别心急嘛：这一切还不会很快到来。一般说，最好是什么也不做；起码，因为你没有参与任何事情而感到心安理得。”
“嗳，得了，说正经的。我想知道的是我该做什么和怎么活下去？”
“你该做什么，亲爱的？要诚实，永远不要说谎，不可贪恋邻人的房屋，总之，你可以读读十诫：这一切那里都写得明明白白，应永记不忘。”
“得了，得了，这一切都是老生常谈，而且都是空话，我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指点。”
“唔，如果你实在闲得无聊，也不妨去爱上一个什么人，或者爱上一件什么东西，或者甚至简简单单地迷上一件什么事。”
“您就会取笑！而且，我一个人，能按照您的十诫做什么呢？”
“你就照此办理，尽管你有种种问题和疑惑，你就会成为一个伟人。”
“但无人知晓。”
“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
“您简直在取笑。”
“唔，既然你这么关心此事，那你最好赶快搞一门专业，从事建筑或者做律师，到那时候，因为你有真正的、严肃的事情要做，也就心安了，也就忘记了这些琐事。”
我默然不语；从这些话里我又能从中得到什么呢？可是，每次在这样的谈话后，我只是变得比过去更激动。此外，我又清楚地看到，他心中似乎总保留着某种秘密；正是这一点吸引我，使我越来越离不开他。
“您听我说，”有一回，我打断了他的话，“我总怀疑，您说的这一切并不是随随便便说的，你是因为恨和痛苦，其实您私底下，心里面，却狂热地信奉某种高尚的思想，不过您瞒着我不说或者羞于承认罢了。”
“谢谢你，我的亲爱的。”
“听我说，没有任何事情比做一个有用的人更高尚的了。请告诉我，在当前这一时刻，我究竟应该做什么，才能使自己最为有用呢？我知道您解决不了这问题；但是我只想听听您的意见：您说，只要您说出来，我就照办，我向您发誓！请告诉我，伟大的思想到底是什么？”
“唔，把石头变成食物——这就是伟大的思想。”
“这是最伟大的思想吗？不，说真格的，您指出了一条康庄大道，但是，请告诉我：这是最伟大的思想吗？”
“很伟大，我的朋友，很伟大，但不是最伟大。伟大，但是居其次，只是在当前这一刻伟大：人吃饱了饭就不记得了，相反，又会立刻问，‘现在我吃饱了，现在该做什么呢？’这问题将永生永世悬而未决。”
“你有一次提到‘日内瓦思想’；我不明白什么叫‘日内瓦思想’？”
“日内瓦思想——就是主张不要基督的美德，我的朋友，这是一种现代思想，或者不如说，是整个现代文明的思想。总之，这事说来话长，说起来会很无聊，如果我们说点别的，会好得多，如果也不谈别的，那就更好。”
“您最好什么也不谈！”
“我的朋友，记住，沉默是好的，既安全，又洒脱。”
“洒脱？”
“当然。沉默永远是洒脱的，而沉默寡言的人永远比爱说话的人洒脱。”
“像我们这样说话，当然，与沉默也差不多了。让这种洒脱见鬼去吧，最好，让这种明哲保身见鬼去吧！”
“亲爱的，”他忽然对我说道，腔调有点变化，甚至颇为动情，带有某种特别坚决的神态，“亲爱的，我根本无意引诱你用资产阶级的美德代替您的理想，也不想喋喋不休地对你重复说‘幸福胜于壮士气’；相反，壮士气概高于任何幸福，即使有能力表现出这种壮士气概也已经是幸福了。由此可见，咱俩之间的这一问题已经解决。我尊重你的正是，在我们这个陈腐的时代，你能够在自己心中建立起某种‘自己的思想’（你放心，我牢记在心）。但是终究不能不想到应保持分寸，因为你现在正是希望能过一种轰轰烈烈的生活，去点燃什么，去粉碎什么，想凌驾于整个俄罗斯之上，惊天动地，叱咤风云，让所有的人都战战兢兢和欢呼雀跃，而你则销声匿迹，退隐到北美合众国。要知道，大概在你心中就是这么想的，因此我认为有必要提醒你要防备这种种过激行为，因为我真心地爱你，我的亲爱的。”
从这些话中，我又能得到什么呢？这事只能表现出他对我的担忧，对我将来实际遭遇的担忧；表现出一个父亲流露出来的讲求实际而又善良的感悟；但是我为了思想需要的是这个吗，为了思想每个正直的父亲都应当让自己的儿子去慷慨赴死，就像古代的贺拉斯，为了罗马的思想，让自己的儿子们去决一死战一样。
我常常缠着他，问他关于宗教的问题，但这里仍是一片迷茫。我问他，在这方面我应当做什么？可是他却像对待小孩似的非常愚蠢地回答我：“应当信仰上帝，亲爱的。”
“唔，如果我对这一切都不信呢？”有一回，我十分恼怒地叫起来。
“那也很好嘛，亲爱的。”
“怎么很好？”
“这是一种最好的迹象，我的朋友；甚至这也是一种最可靠的迹象，因为我们俄国人是无神论者，如果他当真是个无神论者，并且稍微有点头脑，——那他就是天底下最好的人了，他总是喜欢亲近上帝。因为他肯定心地善良，而他之所以善良，是因为十分满意他是个无神论者。我国的无神论者，都是些可敬而又十分可靠的人，可以说，是祖国的依靠……”
这，当然，总算说了点什么，但我要的并不是这个；只有一次他把要说的话都说了出来，但是说得又那么奇怪，使我很吃了一惊，尤其是涉及我过去听说过的关于他改信天主教和戴上镣铐闭关修行的事。
“亲爱的，”有一回，他对我说，不是在家里，而是有一回在大街上，在一次长谈之后，我送他回去。“我的朋友，按照人的本来面目去爱人，是不可能的。但是又必须去爱。因此，你在对他们行善的时候，必须违背自己的感情，捂住鼻子，闭上眼（后者是必须的）。他们对你作恶，你要忍耐，尽量不要生他们的气，‘要记住，你也是人。’如果你天赋稍高，比普通人稍许聪明点，不用说，你跟他们在一起就应当严厉些。人就自己的天性而言是卑劣的，他们喜欢因恐惧而产生的爱；你不要被这种爱所愚弄，要继续鄙视他们，在《古兰经》的某处，真主吩咐先知要把‘顽固不化的人’看作耗子，向他们行善，然后扬长而去，——这样做有点高傲，但却非常正确。甚至在他们好的时候，也要善于蔑视他们，因为最常见的情况是他们在这时也十分卑劣。噢，我的亲爱的，我是按自己的情况来说这番话的！一个人只要不太笨的话，他就不能活着而不蔑视他自己，至于这人是否正直——这无关紧要。我看呀，一个人生下来就在生理上不可能爱自己的邻人。这句话从一开头就存在某种错误，‘爱人类’只能这样来理解，即爱你自己在自己心中创造的那个人类（换言之，即你创造的你自身，以及对你自身的爱），因此实际上永远也不可能有你说的那样的人类。”
“永远也不可能有？”
“我的朋友，我同意这样说有点混账，但错不在我；因为在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他并没有同我商量过，所以我也就保留我就此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
“您这么说之后怎么还能把您叫作基督徒，”我叫道，“戴着镣铐修行的苦修士和布道者呢？我真不明白！”
“谁这么叫我了？”
我告诉了他；他非常注意地听了，但交谈也就中断了。
我怎么也记不起来，我们这次使我终生难忘的谈话是因什么而起的；他甚至大怒，这是他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他说得很热烈，并无嘲笑之意，仿佛他不是对我说话似的。但是我还是信不过他：他不可能同我这样的人严肃地谈论这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