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四早上，我没去办公室，直接开车穿过海湾地区去伯克利。我不打算一直在办公室里徘徊，等待埃伯哈特恢复平静回来工作，或者担心他就此不回来了。要是依拉·罗卡福特餐厅的事情在他看来严重到可以把我们的友谊和合作关系一笔勾销的话，那他就是个十足的蠢蛋，不值得我担心。我和自己的愚蠢斗争已经够麻烦的了，可不想再应付另一个蠢蛋。
今天早晨我又有那种阴郁的感觉，但我说不清楚是哪种，也许是昨晚的浓雾和今天阴沉沉的天色造成的。即使在平日阳光充足的伯克利，今天也是一片阴沉，电报大道行车更难了。
但我首先去的是林登街，阿曼达·克雷恩和她侄女住在那儿。这次我不是去找克雷恩太太的，我想与她的侄女谈一谈——如果能有这个机会的话。她一定知道一九四九年发生的所有事情，也可能从克雷恩太太或者是别人那儿拿了什么东西，这也许对调查有帮助。
不走运的是，她和阿曼达·克雷恩都不在家。或者她们都在，但不愿给我这样的人开门。
我穿过沙特克，在钱宁路上停了车，走回电报大道，然后转向北，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班克罗福特校门。人行道十分拥挤，各色人等混杂在一起：学生、顾客、妓女、商人和买家、音乐家、卖各种物品的街头艺人，兜售着从廉价首饰到手工雕刻小烟斗那样五花八门的小玩意儿。一个穿斗篷的女孩在一家店门口一边卖铜手镯、戒指、耳环和项链，一边弹着吉他曲，唱着琼·贝兹的《抗议之歌》，吉他底部有个红白徽章写着“战争贩之死”。一名截瘫患者开着摩托轮椅隆隆地经过我身旁，匆匆前往某个地方，又或者只是漫无目的地闲逛。在伯克利你能看到很多截瘫患者——有些是天生的，有些则是越战的牺牲品。去班克罗福特的路上有三个小孩向我乞讨，其中一个眼神空洞，流着口水，像个白痴。一名女流浪者在阴沟里捡拾压扁了的可乐罐。一个男人一手拿着本《圣经》，一手捧着一堆宣传单告诉我上帝生气了，上帝不再压制愤怒，随后递给我一张宣传单，上面用粗体黑字印着几行字：末日即将来临——准备好！没人能逃过审判日！
去山上宣传吧，兄弟，也许有人会听。
这条街使我沮丧，总是这样。丑陋，无处不在的绝望感。荒地。责任全在我们自己——在人类本身。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制造出电报大街，正如过去八十多年来我们制造战争，培植贪婪，默许傻瓜和恶棍的所作所为。这个世纪，我们的二十世纪。启蒙、理解、智慧、同情的世纪。
在这个阴冷的十月的早晨宣扬愤世嫉俗的哲学不是什么好事，也许我该站在那个发传单的人身边，大声地说给所有人听。路过的人大概会笑话我：又一个电报大道的疯子。
加州大学校园某种程度上减轻了我的沮丧。它干净、迷人、精致，天真的莘莘学子聚集在那儿。我在他们中间穿过，经过学生会和路德维希喷泉，来到斯普劳尔楼。学生办公室就在这幢大楼的一层，我进去时只有几个办事员在。秋季入学注册高峰已经过了很长时间，现在这儿很安静。
接待我的办事员壮得像匹小公马，而脸长得像老母马：尖耳朵，刘海遮住了眼睛，长脸，牙齿很多。我告诉她我叫威廉姆·柯林斯，正在为加州大学以前的一个学生写一本传记，他叫哈蒙·克雷恩，是个家喻户晓的通俗小说家。她从未听过哈蒙的名字——她高傲地说她从来不读通俗小说，图书馆没有这类收藏；她读过普鲁斯特、萨特、乔伊斯的作品。
普鲁斯特、萨特、乔伊斯，老掉牙组合。不过我并没有把我的不屑说出来。
我说我想查一下哈蒙·克雷恩的第一任妻子埃伦·科尼尔的信息，三十年代初她也是伯克利的学生。我希望可以看一下埃伦·科尼尔的记录资料。她说不行，绝对不行，这违反了学校的规定。我合理地争辩道，那些记录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现在拿出来不可能对当事人造成任何伤害。我向她展示了我的文学史常识，尽管我们只是在讨论一个不入流的神秘小说作家。她动摇了。
“我不能给你看记录，”但她还是这么说，语气很坚定，“绝对不行。”
“那么我问你一些问题，你来回答，怎么样？”
“我不能回答关于某个学生入学材料方面的问题。”她说。
“我不问那些。”
“或者学分记录。”
“也不问那些。”
“或者笔试成绩，不管是个人的还是班级的。”
“我就问一些背景。”
她终于点头了，说查这些文件要花一些时间，所以建议我一小时后再来。于是我去校园里逛逛，从地球科学楼走到北门，再往回走，一小时后我准时站在了马脸女士的面前。
“你真准时。”她露齿一笑。我几乎期待着她开始赞赏自己也是如此守时了。
我问了一些埃伦·科尼尔的家庭背景；她回答问题时把资料放得很远，好像怕我越过柜台一下子夺走它们似的。她所说的没什么用。埃伦·科尼尔出生于明尼苏达州的伯米吉；两岁母亲去世，七岁父亲也去世了，在那之后她搬去加州和姑妈住在一起。她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其他亲戚。她姑妈一九三二年时六十二岁，也就是埃伦·科尼尔进大学那年。如果她还活着的话，现在应该有一百一十四岁了，似乎不大可能仍然健在。一九三三年科尼尔退学，与哈蒙·克雷恩结婚，两年后她又回到学校继续攻读，取得了学位。
“什么学位？”我问。
“对不起，我没听清。”
“她获得了什么学位？专业是什么？”
“哦。制图学学士学位。”
“制作地图？”
“制图学，先生。”
“啊哈，一个冷门专业。”
“我想你会这么说。尤其对一个女性来讲。”
“女性进步了不少。”我微笑着对她说。
她没有笑。“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她的语气里含有警告的成分。我想告诉她我不是敌人——凯莉曾非常真诚地称我为“男女平等主义者”，让我倍感荣幸——但是要让眼前这位二十岁，阅读普鲁斯特、萨特、乔伊斯的作品，而视神秘小说为垃圾的女士认清我这个人，真是项艰巨的任务，大概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和耐心。我再次向她表示感谢，然后走出史普罗楼，从班克罗夫特门出了校园。
但我没去电报大道拿车，而是走了很长的路，从班克罗夫特到鲍迪奇。今天我需要这段附加的旅程。
椴树街的房子依然没有人。于是我开车返回，通过海湾大桥，把车停进欧法雷尔大楼车库，走向办公室。门没锁；我推开门走进去，发现埃伯哈特坐在办公桌后，怒视着桌上一堆文件。关门声使他的目光转到我身上，但他什么都没说。所以我来打破坚冰。
“哦，哦，”我说，“瞧瞧谁来了。”
“我不想谈那件事。”他说。
“哪件事？”
“你知道的。我不想谈。”
“好吧。”
“业务，只谈业务。”
“随你，埃伯。”
“凯莉打过我的电话，我也这么说。”
“那她说什么？”
“你想她能说什么？她说好的。”
“好。”
“嗯。好。今早有两个电话找你。”
“谁打来的？”
“都是迈克尔·克斯卡顿。他叫你打给他。”
“他说明原因了吗？”
“没有，但听上去他有点生气。”埃伯哈特停顿了一下继续说，“凯莉不会也对他做了那种事吧？”
“我以为你并不想谈这个呢。”
“什么？”
“依拉·罗卡福特餐厅发生的事。”
“我讲过我不想谈了。”
“我也是。”
我挂好帽子和外套，给自己倒了杯咖啡，在办公桌前坐下。埃伯哈特一直看着我，我拨通了克斯卡顿的电话。
克斯卡顿正在生气。铃只响了一声他就接起来了，好像他一直在电话机旁徘徊一样。一听到我的名字他就说：“该死的，你昨天干吗不打给我？为什么不告诉我事情到底怎么样了？”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见鬼。你在托马利湾发现的那堆骨头。”
“你怎么会听说——”
“马林县县长办公室。迪卡尔布警官。他想在我这儿证实一下你在为我工作。你是不是呢？”
“为你工作？当然——”
“那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要我从警察那里得到消息，你觉得我的感受会是怎样的？”
“你看，克斯卡顿先生，”我耐心地解释，“我没打电话给你，是因为所有的事情都还没法确定。那些骸骨可能与你父亲无关。”
“也许你相信，但我不这么认为。它们和他的自杀有关，一定有。”
我没说话。
“那是具女人的骸骨。”克斯卡顿说。
“迪卡尔布警官这么告诉你的？”
“是的。骨头旁的一些东西可以证实。”
“是些什么？”
“他不会告诉我。没人告诉我。”现在他很暴躁，“我以为我可以信任你。”他说。
“当然。我告诉过你了，我没给你打电话是因为——”
“从现在起我要知道所有的事情，”他说，“你明白了吗？你做的一切，你发现的一切。”
我再次沉默。
“你还在听吗？”
“在，”我说，“如果你给我下最后通牒的话，我不干了。这不符合我的工作习惯。”
这次轮到他沉默了。然后他开口道：“我并没有给你下最后通牒。”
“很好。我也没有向你隐瞒任何事情，那也不是我的做事方式。确实有事情需要报告时我会通知你。现在我可以继续我的工作了吗？”
“……好吧。对不起，我并不是想冒犯你，只是……那堆骨头，埋在那儿好像……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别多想，”我说，“等待更多的事实吧。再见，克斯卡顿先生，保持联系。”
“好。”他语气中的气恼和任性都已经消失了，听起来很忧郁。
躁郁症，我边放下话筒边想。他的妻子是对的；如果她不找个人来修理一下他的脑袋，他会崩溃的。然后怎么样？如果像克斯卡顿这样的人精神失常了会怎么样？
埃伯哈特仍看着我，问：“到底怎么回事？人骨？”
我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然后问道：“你认识一个叫迪卡尔布的马林县调查员吗？”
“他姓什么？”
“切特。”
“没错，我认识。怎么了？”
“我想要那些骨头和其他物品的最新消息。但我想他不会给我。”
“你的意思是他可能会给我？”
“可能。你能打电话给他吗？”
“该死的。”他骂了一句，不过还是拿起了电话。
我拿出黄页查找专业组织一栏。没有“制图师”这一分类，这并没有使我十分惊讶。我去查了市中心兰德·麦克纳利商场的电话，兰德·麦克纳利现在是最大的地图公司，我拨过去询问是否有人能帮我解答一下关于制图师的问题。过了一会儿一个人接过电话，我问是否有专门制作地图的组织，他说有，叫“美国制图师协会”，还给了我一个电话。随后我问他是否知道一个叫埃伦·科尼尔的制图师，他说从来没有听说过。
我拨通了那个电话，一个老人用颤抖的声音回答我：是的，他是美国制图师协会的会员，有四十四年了，他的声音听起来像是有六十四年了。我问他是否知道一个叫埃伦·科尼尔的制图师，一九三八年毕业于加州大学。
“科尼尔，科尼尔，”他念叨着，“这名字有点熟……真的，但我想不起来。等一下，年轻人。”
年轻人，我笑了。这笑容让埃伯哈特大为光火。此时他已挂了电话，再次看着我。
老人回来了。“是的，是的他说，我想起这个名字了。埃伦·科尼尔·布朗。”
“什么？”
“她婚后的名字。布朗。她的丈夫叫伦道夫·布朗。”
“也是个制图师？”
“当然，他很有名气。”
“好的，先生。你知道她还健在吗？”
“呃，健在？当然。至少今年她付了会员费。”
“你能告诉我她住在哪儿吗？”
“不，不行。保密信息。”
“她住在海湾地区吗？”
“很抱歉，年轻人。”
“那你能给我一个她的联系电话吗？”
“为什么？你想做什么？”
我是个自由撰稿人，正在写关于制图学的文章，重点写女性制图师——这回答让他很满意，于是给了我电话。没有区号，应该是本地的。从号码的前三位看，像是半岛地区——圣布鲁诺、密尔布莱或是伯林甘姆。
我刚挂电话，埃伯哈特说话了：“迪卡尔布出去了，一点之前不会回来。我会再打给他。”
“谢谢，埃伯。”
“他妈的奴隶，这就是我在这儿干的事情。记口信，打电话，打报告。我他妈的是你的秘书。”
“你要是穿上裙子看起来会很糟糕。”我说。
“可笑。”他说。
“谁会要一个腿毛很多的秘书？”
“你可真滑稽，”他说，“看到我笑的样子了吗？”
我拨了埃伦·科尼尔·布朗的号码。一个女人接了电话，声音听上去很老，但并不像制图师协会的那个老人那样颤抖。她说她正是埃伦·科尼尔·布朗。我告诉她我是如何得到她的电话号码的，并且问她是否于一九三八年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她说是的。我询问是否可以采访她，以帮助我做一个关于她过去的项目——我并非故意要撒谎，只是让她觉得我对她的制图史感兴趣。她并不多疑，马上答应了，问我今天下午两点钟怎么样。我说好，她便给了我密尔布莱山的红山脊路上的住址。就这样，我轻易地得到了她的地址信息。事情有时候就是如此，意外的简单。
但不经常发生。
喝完咖啡，我准备出发。“我去吃点午饭，”我对埃伯哈特说，“一块儿吗？”
“不，我现在不饿。”
“早饭吃晚了？”
“没有，只是不饿。你干吗不找凯莉一起吃？”
“今天中午她有个饭局。”
“大客户，嗯？”
“应该是。”
“我希望她不会喝醉了把意大利面条倒在人家头上。”
我没答理他。
“这是那晚她干出的恶心事儿。”他说。
“你改主意了，埃伯？”
“什么？”
“谈谈依拉·罗卡福特餐厅发生的事？”
“不。我跟你说过了不。”
“那么你干吗不断地提到那件事？”
“不是我在说，而是你提到的。你他妈的到底怎么回事？”
我叹了口气。埃伯，我说，有时候我觉得你和温黛都是自找的。当然我只是在心里说说而已。我穿上大衣，戴上帽子，打开门。
背后埃伯哈特嘀咕着：“叫她闭上她的肥嘴，再往她头上浇一盆意大利面！耶稣基督！”
我走出去，轻轻地带上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