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金国政治体制很不完善并保留着很多部族蛮风，但堂堂皇帝之尊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人臣子打屁股也是件颇失体面的事，能隐瞒还是要尽量隐瞒。
只不过这种事轰动性不要太大，越想隐瞒传播越快，且越传越离谱，仅大同情报司打探到的消情报就有好几个版本。
普通百姓津津乐道于金国的宫廷秘闻，正乾皇帝却更关心这件事背后的深层原因。
“这事的真实的起因查明了没有？”
“还没有，臣只能根据一些情报进行推测。”
情报收集就是这样，能确认有效的情报只占少数，绝大部分是冗余信息和假假真真的消息，考验的始终是情报工作者对情报的收集、分析和判断能力。
“嗯。”
徐泽点点头，示意外部尚书王四开始大胆讲。
“据传金国立国之初家底很薄，太祖皇帝与诸国论勃极烈约定国库里的钱必须专款专用，若遇到紧急事确需挪用经费，必须提前先交由国论勃极烈共议通过才行。
过年前，国论移赉勃极烈完颜宗翰回会宁府述职，在会上突然询问一笔国库钱款的去向，金主见宗翰气盛，不敢扯谎，老实回答这笔钱是被自己偷偷取出买酒喝了。
完颜宗翰于是搬出太祖皇帝订立的规矩，认定金主违背了国法，必须受到惩罚，于是带人将金主架出殿外打了二十杖。”
在皇帝即天子观念深入人心的年代，就算徐泽再如何强调大同政权的合法性来自百姓而非天授，其臣子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将其神化。
身为臣子，却向自己的皇帝汇报另一个皇帝被臣子打屁股的丑闻，绝对是件极考验神经的事，一般人都难鼓起这样的勇气。
大同立国后，接连北伐南征，力压宋、金、辽，降服高丽、日本和夏国。
伴随着国力日盛，正乾皇帝的威严也日重，即便是王四这样得宠的亲近臣子在其人面前也慎之又慎。
王尚书话说了一半，稍作停顿，偷瞄了一眼，见皇帝的表情并没有明显变化，其人才接着讲。
“听说行刑结束，完颜宗翰就立即率众臣向金主请罪，金主不仅没有责怪其人，还肯定了宗翰之前立下的累累战功。
这件事金国朝廷应该是做了专门的引导，民间舆论多倾向于君贤臣直，赞扬朝堂风清气正。”
徐泽在心里对王四补充的“君贤臣直”“风清气正”之评嗤之以鼻，脸上却没有半点表现。
君臣有别，王四君前谨慎，汇报完了情报有意识挑好话讲很正常，做皇帝也不能处处表现圣明，该马虎的时候就该适当马虎一些。
而金国这份情报充满了“皇帝金扁担”的味道，很明显经过民间的反复传播，已经严重失真，难以窥探事件的真实全貌了。
唯一能确认的是金国有臣子以下临上，教训了皇帝完颜吴乞买，而主持此事的则是其堂侄完颜宗翰。
至于金国的其他权贵为什么没有制止完颜宗翰，或者说制止了但没有成功，又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等细节，流言中都没有提及。
不过，只要深入分析，仅凭这些传言照样能得到很多有用的信息。
略作思考，徐泽接连问出了三个问题。
“金国这段时间有没有大臣调整，秦桧死了没有，我们支援金国进行基础建设的人员有没有遭到驱逐？”
王四知道皇帝要问什么，其人也在关注这些问题，之前就已经做了相关功课。
“回陛下，都没有。”
“嗯，那就好！”
综合以上情报，徐泽心中大致有了结论。
这件事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其实就是金国新旧势力的一次公开对决。
金主完颜吴乞买即位前一直被在其兄阿骨打的光芒笼罩之下没有亮眼表现，却不是庸碌之辈，其人早就意识到了金国因快速扩张而出现的一系列严重问题。
为了国祚长久，也为了自己的帝位稳定，完颜吴乞买主动请求大同帝国给予支援，以帮助其国加快封建化改革。
改革的本质是利益调整，所以，从古至今所有由上至下的改革第一步，永远都是以各种名义从旧权贵手中收回权力。
只有集中了权力，最高统治者才能重新调整社会资源的分配和再分配方式，并以国法或政体调整的形式固定新的权力分配模式。
金主完颜吴乞买从其二兄手中继承了皇帝之位，却没法继承阿骨打的威望，以至于因为一个荒唐的借口就能被臣子拖出来揍一顿。
脱胎于部族联盟的金国并不是完整的国家形态，“皇帝”位子本身附加的权力并不大，跟宋、辽、夏三国不是一回事，和大权独揽的大同正乾皇帝更是没法相比。
吴乞买主动寻求大同帮助，意欲进行的政治改革本意是为了金国的长久传承，但说到底还是为了集权。
用饱读诗书的文官治国并一定比战场上九死一生的将帅更厉害，却是可以“批量制造”的更廉价人才，更关键的是前者比后者更易于掌控。
金国若是能够批量培养文官，并以他们逐步替代手握重兵的军功贵族，完颜吴乞买这个名义上的皇帝就能变成一言九鼎的真皇帝。
反之，国家的大部分权力始终掌握在军功贵族手中，那这个国家必然会重复中原王朝“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的老路，难逃内乱不断的命运。
以完颜宗翰为代表的金国旧权贵未必看得懂吴乞买改革背后的真正动机，但也本能感受得到其中的危险，自觉或不自觉地排斥皇帝任何剥夺他们权力的尝试。
双方之间的矛盾不断积累和激化，最终以皇帝挨了一顿揍这样的闹剧收场。
显而易见，经历这件事后，金国的权力分配，或者说人力物力投向绝对会发生改变，大同对金国的“扶持”进度也肯定会受到影响。
“金国这段时间的步子确实迈得太大了，过犹不及啊。”
王四最是清楚支持金国的改革是正乾皇帝早就定下的外交战略，其人身为外部尚书只要结果，并不关心金国在这个过程中稳不稳定。
甚至，对大同帝国来说，始终处于动荡之中的的金国对大同更有利。
“陛下，咱们要不要采取一些行动，以声援金主？”
徐泽摇了摇头，否决了王四的提议。
“不用。”
王四虽然经常有一些单纯的想法，或者说故意在正乾皇帝面前表露自己的单纯想法，但其人一直严守君臣底线，皇帝没有拍板他绝不敢擅自从事。
也正因为这一点，徐泽这些年来多次亲自出手调整外部和监部的人事结构，却始终没有拿掉王四。
“我相信完颜吴乞买能处理好此事，咱们急着下场反而可能会让金国的内部矛盾转为外部矛盾。而且，咱们此时也不宜再分散精力。”
完颜吴乞买被揍这件事确实会导致金国的国政变化，但这个变化并不足以影响其国政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表面上看完颜宗翰咄咄逼人，连皇帝都能揍，金国的其他权贵无论有没有阻止此事，事实上都扮演了帮凶的角色，由此可见其国守旧势力有多强大。
但完颜吴乞买并没有输，其人以挨揍这样非常屈辱却有效的方式保住了自己的势力，为今后的卷土重来提供了可能。
通过这件事也能看出，完颜宗翰和完颜吴乞买的论政斗能力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完颜宗翰连自己究竟要做什么又该怎么做都没搞明白，就擅自出手打皇帝，固然是爽了一时，也得到了自己当前想要的东西，却输掉了更重要的东西。
经过这番折腾，金国原本投向内政的人力物力肯定会再次向战争偏移，上京道僵持的局面也必然会跟着发生变化。
大同帝国已经在做南征赵宋的准备，力量开始向南转移了，正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不宜再轻易做出调整。
如此一来，大同对金军行动的干涉能力将会大减，倒是让完颜宗翰歪打正着抓住了难得的机会。
不过，徐泽也没想把金国始终死死捆绑。
金国内部的权力斗争既然客观存在，大同帝国就不该人为压制，还要尽量“公正公平”地对待争斗各方。
嗯，就如同对待高丽和日本一样“公正公平”。
而且，别看完颜宗翰当前占着上风，压得完颜吴乞买只能打落牙和血吞，但前者最终却未必能玩得过后者。
以吴乞买的老谋深算，绝不会做毫无把握的事，若是真的政斗失败扛不住时，其人自会知道该向谁寻求保护。
大同要做的，只是在吴乞买需要的时候提供恰到好处的支援，帮助其人推进金国的集权化（汉化）改革就够了。
徐泽已经把话说明，王四便不再纠结此事。
放下金国的“奇闻”，其人将注意力放在了赵宋的“怪谈”上。
因河东路归来人之事，同宋两国再次爆发军事冲突，面对同军可能大举南下直接灭掉赵宋的巨大危机，教主道君皇帝匆忙派出太傅楚国公王黼出使大同乞和。
彼时，形势异常危急，赵宋有国灭之虞，赵佶什么都顾不上，只要徐泽能够退兵息怒，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给王黼开出的条件很宽泛。
最终，在王太傅的努力下，同宋双方再次议和，大同正乾皇帝同意息兵，代价则包含赵宋朝廷割让河东和河北两路剩余州府。
如此一来，大同帝国的边境就抵近了赵宋的国都。
日后，两国一旦再次爆发冲突，首当其冲的便是东京开封府。
这种形势下，开封府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做国都了。
即便形势如此，赵宋朝堂仍然经过了数轮交锋，臣子们才同意了教主道君皇帝的迁都南阳府的提议。
而待朝廷迁都之后，开封府原本地方行政体系肯定无法适应新的形势变化，必然要设立新的官府机构。
赵佶的提议是设置留守司以统管京畿路军民继续抗同，没想到此提议却遭遭到了部分臣子的反对。
要了解这事的蹊跷处，就得简单捋一捋赵宋如今的局面。
赵宋王朝虽然在军事上被大同帝国压着打，但论两国疆域，前者仍然要比后者更加辽阔，人口也更多，并且还保留着“皇朝”的一切仪制。
严格意义上讲，赵宋朝廷准备“迁都”南阳府只是权宜之计，并不意味着其国就此放弃了东京开封府。
所谓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
即便为了维持华夏正朔地位，赵宋在舆论上也绝不能公开放弃已经掌握在大同手中的两河和燕云之地，更勿论其立国一百六十余年都没有更改的国都开封府了。
就算迁都之后，在赵宋的舆论宣传口，事实上的都城南阳府也仍是陪都，东京的地位并没有下降，还是法理上的国都。
但教主道君皇帝提议设置的留守司乃是原本设置于陪都的官署，既然东京正式国都的地位未变，就不该设置陪都才有的留守司。
表面看，上此表的臣子就是玩文字游戏瞎扯淡。
开封府要不了多久就要失去事实上的国都地位了，再为了设置留守司而扯皮有什么意义，朝廷不在开封府设留守司，就不能设守留司么？
其实，真不是，这些人还煞有介事地列举一系列的理由。
诸如朝廷在东京统御全国力量都无法御敌，靠一个留守司有什么用？
东京离敌境这么近，在此设留守司不仅浪费人力物力，还会惹恼大同，一旦战起，百万生民恐遭战火……
“陛下，赵宋朝廷本月再次就东京留守司的设置进行了廷议，还是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哼！”
以徐泽如今的眼界，自然能看出赵宋朝堂这段时间在玩什么鬼。
王朝末年，各种奇谈怪论充斥朝野，很多事看起来荒诞不经，其实背后都有深层次的原因。
而部分宋臣以各种理由阻碍迁都，根本原因就是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利益，担心战争会摧毁东京的一切，寄希望于“和平解放”。
“大同可以保留开封府，但绝不会再设‘东京’，幻想放弃抵抗就能保住利益，想什么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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