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建英
午后来到查建英在北京朝阳区芳草地的公寓，靠着日坛公园，绿荫掩映。她游走于中西两种文化之间，用双语写作；她留着干练的短发，直爽而健谈，给人的印象十分生动、通达。无疑，她对八十年代是有情结的，不然不会如此用力地写那本《八十年代访谈录》，但是她也没有像很多人那样刻意美化八十年代、批评当下的浅薄与功利，而是保持了自己客观独立的观察。
“文革”结束后的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听说出现过一股文学热和出版热……
查建英：为什么当时会有这么个出版热潮呢？我从书架上随手扯了几本老书，看当时的时代背景。有些书是我父亲的，他是搞哲学的，所以我们家那时候哲学书比较多。商务印书馆这本《十八世纪法国哲学》是1965年出的，收在“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丛书里面，还有比如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罗素、梯利的《西方哲学史》。所以在“文革”当中也还是有些书，只不过当时的出版框架全部是意识形态化的。你看这写着“这部选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史观点为指导原则，选录的重点是唯物论著作”，有点像唯心与唯物主义的斗争史，但好歹是原著。如果不是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还不一定能接触到这类书，它们是给专门搞哲学的人看的。这些是“文革”前夜的书，“文革”刚结束的时候又急急忙忙重印了一些旧版书，和“文革”中编译供大批判用的书，比如这本侯外庐的《中国近代哲学史》，不过腔调还是完全一样，你看一上来就是“伟大领袖和导师……”康有为、谭嗣同所有这些西风东渐以来的思想家们的学说都被概括在这么一个框架里，辛亥革命就是“民主革命和改良主义的斗争”，一直到“五四”以后的马克思主义。
我刚才说了“文革”前和“文革”后出的书，那“文革”当中出了什么书呢？基本上是配合政治运动的，比如批林批孔时出过《论语批判》，工农兵学员编写的，白封面上镶嵌着锤子、镰刀和枪。这本《赫鲁晓夫回忆录》，七十年代出的，当时叫“白皮书”，供内部参考用，只有机关干部才能看到。前面的序言当然是完全批判，“这本回忆录的内容极端反动……”前些年我在美国开会碰到了赫鲁晓夫的孙女，后来她来中国访问时到我家来玩儿，我拿出这书说你知道这是什么书吗？是你爷爷的回忆录的中文本！她当时特别想要，我都没舍得给她呢。除了内参、批判，“文革”期间基本就不印什么书了，有段时间新华书店里只有《毛选》四卷出售，满堂红。
我说这么多，都是八十年代之前的背景，十多年间大家基本无书可看。当然这种粗暴的意识形态所造成的文化断裂其实从五十年代就开始了，这里无法细说。1978年开始仓促重印了一批“文革”前已经开始筹备但没有出版的外文书，前言里还要加进去那个粗鄙的政治框子才有安全感。真正大批出版译介外国书和再版中国经典是从1979年开始的。比如外国文学方面，最有名的几套有上海译文的“外国文艺丛书”，一直出了十几年，主要是当代文学作品，纳博科夫、亨利·詹姆斯、卡尔维诺、马尔克斯、索尔仁尼琴以及荒诞派戏剧什么的都在里面了。另外一大套是上海译文和外国文学出版社联手推出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也一直出到九十年代，以作家的单行本为主，有福克纳、马尔克斯、川端康成、毛姆等等。还有一套特别有名的是“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都是巴尔扎克、狄更斯这些十九世纪的古典名著，影响特别大。
作为当年的亲历者，您能说说当时的阅读氛围是怎么样的吗？
查建英：当时阅读的一大特征就是——文学和人文的书是风头最健的。我想这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刚从一个极度压抑人性的年代出来，二是那时候整个社会根本没有任何专业概念，那么最擅长表现人性、情欲又最不讲专业的读物恰好是文学。大家都压抑了那么久，一下子全变成文学青年了，不管什么年龄段，中老年也当“文学青年”。我上的是北大中文系，那就更别说了，人人在疯狂恶补所有的文学名著。当时图书馆还没开架，外国文学阅览室永远要排队，不能外借，大家就挤在木板凳上看那种大部头书，从开门看到关门为止。在书店里面，只要一有新的古典文学名著、外国文学名著出来，马上就排长队，立刻售罄。这是空白之后的一种爆发，人们那种对书的欲望、激情真是又美丽又悲哀。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整个就是一场可歌可泣的“阅读狂欢”，大家都处在无比亢奋的对书的迷恋状态中。
现在回头想想当时有些理论热似乎莫名其妙，什么萨特、尼采、弗洛伊德、叔本华全都很红。还有一些中国大陆学者写的文艺理论书也特别红，比如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印量非常大，风头之劲比得上现在的易中天。当时又有“美学热”，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是超级畅销书，还有他那三本中国思想史论，影响都很大。西方哲学方面也出了几大套丛书，比如我在《八十年代访谈录》里提到了甘阳主编的“当代西方学术文库”，气魄之大，简直把二十世纪的大哲学家都一网打尽了，海德格尔、本雅明、萨特等等。甘阳还翻译了一本卡西尔的《人论》，也是当年的大畅销书，卖了十几万本，他当时北大研究生才毕业呢。三联的“新知文库”也卖得特别好，是配着那些哲学原著卖的。还得提一套书，就是金观涛他们编的“走向未来丛书”，试图用西方的科学和现代理性观念来系统地重新梳理中国传统和现实。治学术是慢功夫，比较严谨的学术讨论和著述要到九十年代才逐渐展开，当时主要是译介。但文学创作极其活跃，先是七十年代末的诗歌，然后整个八十年代是小说创作持续的热潮。
三十年后回过头去看，您会不会觉得当时的阅读太乱、没有系统？
查建英：那倒没有。八十年代很土，很简单，很天真，心态像个无知少年；但正因为饥渴已久、没有系统、缺乏标准，所以它又特别开放，是不设防、全方位拥抱的态度。这个“乱”，倒也是一种自由和浪漫，没有很早就把自己锁定在很实用、很功利的目的上，不会说我只读跟我专业有关、对我将来有用的书。你想呀，那些买了海德格尔的人，他们都是要当哲学家或者研究哲学么？当然不是。就是一种求知欲，一种对外来的东西没有障碍甚至是盲目的好奇。当时大家有一个要开放心智、丰富自己、变革社会的强烈共识，虽然没人看得清未来的路。我觉得这是后来中国发生的一切的起点。从这角度说，八十年代是一个特别珍贵的、值得纪念的起点，是中国近代继晚清、“五四”之后的第二次大规模的知识启蒙，是重新关闭国门自我封闭了将近三十年之后的再出发。
我们现在老说全球化，好像全球化是九十年代的事儿，其实八十年代就像奥运会开幕式的大画卷一样，已经在那里涂底色了。现在的中国人知道了以前出过什么书，讨论过什么话题，讨论到什么程度，高度和标杆在哪里，这样才能知道自己要接着干什么，才能有比较理性的定位。现在我们不一定都会去读海德格尔、读《追忆似水年华》，但我们知道。这个“知道”就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的。所以八十年代阅读的“乱”是没有问题的。
虽然乱，但接触的面也宽。
查建英：我认识的一个外教对当年北京的大学生特别惊讶，他说这些本科生也不是学哲学的，但什么书都买都看，什么都知道一些，他们看的那些书在国外搞专业的人也不一定会看。而且我们那个时候不同的圈子间互相乱串，参加校外、社会上的聚会、讨论是很正常的，没有人成天只盯着课堂上那点东西或者担心考试。当然我讲的主要是城市知青，不能代表工人、农民的情况。不过我上小学中学时是按片儿分，周围同学多数是工人子女。那些同学告诉我，他们当时也爱看文学期刊，就连工厂的图书馆里也都有《北京文学》这样的杂志。所以阅读在当时不光是知识分子的事儿，是社会普遍风气。当时人们满怀希望，觉得明天肯定比今天好，后天比明天好。傻傻的、很温情、很浪漫。所以邓丽君可以说是那个年代的象征，就是《小城之春》、《月亮代表我的心》那种感觉。那时候的读者恐怕不会懂得张爱玲，那种都市人冷色调的复杂和明智、看透和世故。那要等到九十年代以后了。
那时的“阅读狂欢”对八十年代的作家影响大吗？
查建英：对，这些书对八十年代中国作家创作的影响是巨大并且直接的。除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的创作是直接来自于“文革”经验，后来八十年代中期的那些先锋小说、实验小说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太大了，你都能对号入座，谁是卡夫卡的传人，谁是马尔克斯的传人。弗洛伊德刚一热，中国马上有了心理小说创作。当然现在回头看，跟风、模仿很正常。从那么无知贫瘠的背景、那么单薄扭曲的教育里乍一出来，当然要先打开视野、学习别人。买书是饥不择食，有什么先搂回家再说，狂买一通之后回家发现好多书其实你不见得看得懂，也不一定喜欢读或者需要读；而创作也有明显的模仿痕迹，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总爱说“原创”，其实创作都是讲究传承的，但当时除了革命文艺传统，别的传统都砸烂了。而且我想，中国很多作家长期受“五四”以来激进思潮的影响，可能有一种蔑视传统的心理惯性，保守、守旧是绝对的坏词，反叛“革命文艺”之后，本能地更容易尊崇和认同西方现代派，学起那些大师来顺理成章，感觉上也更前卫；但其实我们自己的经验只有乡土和革命，根本还没有经历过现代都市生活的洗礼。我常说这叫“中餐西做”，它的经验、体验是中国的，但写作手法、叙述方式都是直接从西方搬来的。当然也有例外，比如阿城，他是八十年代小说创作的一个高峰，我觉得他的模仿痕迹是最少的，因为家庭、个人经历的关系，他是中国大陆小说家里少有的与原来的汉语文学传统、语言传统没有断掉的人。
您个人的创作受到这个“阅读狂欢”的影响吗？
查建英：我应该算是个异数。整个八十年代里面我在美国留学五年多，这边在出翻译书的时候，我在美国读原著，因为进了英文系，就必须天天啃书单上那些原著。1987年回国，哗哗写了一堆小说发在期刊上，作家出版社那套“新星丛书”也给我结了一个集子。但就我个人的阅读经历，或许还有性格，很快就不觉得现代主义的手法对我有特别大的刺激。我的小说叙述手法比较传统，就是从经验出发讲故事。其实小说创作只有两大问题：“写什么”和“怎么写”。“写什么”也就是作品的内容，已经有一大批经典的小说家在十九世纪前做了精彩答复，托尔斯泰、曹雪芹这些都是巅峰，已经很难再超越了；而“怎么写”也就是叙述手法、技巧上的创新，已经被现代主义的作家比如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以及后来的马尔克斯等探索得很彻底了。八十年代中国小说家的探索倾向也可以归为这两类。我认为阿城的小说就是在“写什么”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成就。九十年代的高峰我想是王朔，也属于这一类。另外一批小说家则着重在叙述手法上进行尝试。
现在大家觉得严肃小说创作有点式微，这可能与生活巨变，很多作家弄不清自己与它的关系因此失语有关。但我觉得这不是中国作家单独的困境，这是全世界作家的困境。在马尔克斯之后，印度的拉什迪、土耳其的帕穆克、南非的库切他们都写得很好，但我觉得也还在以前的格局里，能称得上真正有开创意义的大师，恐怕还没有。
现在很多人怀念八十年代，是不是出于一种对现实的失望？
查建英：很多人觉得八十年代是文化的黄金年代，现在只有粗俗的快餐文化，我觉得不能这样简单地用今非昔比来概括。当年出版业没有成本，国家给你钱让你出书，读者也没有电影、电视、电子游戏、网络这么多娱乐项目。像我女儿这样的九〇后人，是看卡通长大的一代，他们日常接触的文体已经不一样了；而现在的博客、电视剧，也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文学的功能。
我最近看的几部电视剧，《八兄弟》、《金婚》什么的，比好多时下的小说更好看。从故事的复杂、人物形象的丰满来看，电视剧这个集体创作形式，加上视觉和演技的吸引力，早就成了通俗小说的劲敌了。我们现在身处的是更成熟的商业社会，阅读的受众有分流是必然的，也是比较健康的。每个人的精力有限，获得信息和精神愉悦的途径比以前丰富，怎么分割时间肯定跟以前不一样。老听到有人抱怨如今的年轻人怎么肤浅怎么不关心文化，这并不公平。我见过很多综合素质相当高的年轻人，他们没有上一代人那种扭曲，但面临的压力也是那个时代没法想象的。老话说“安身才能立命”，八十年代没有“安身”的问题，大伙都是吃大锅饭的，你当然有那个奢侈的时间去看各种各样的书。现在的人首先要把自己的生活料理好，然后才能关注精神生活。但有一点我深信，真正的好书永远能够动人心魄。
注：本访谈提到的八十年代丛书状况参考了数帆老人的《私人的阅读史》一文。
盛韵 采写
刊于2008年9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