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年的三月,朱翊钧抽出时间听取了张鲸的汇报。
张鲸,北直隶新城县人,嘉靖二十六年入宫,拜张宏为干爹,此际三十八岁。
史载其人“性刚果,擅做威福”。原时空李沂上疏弹劾他“倚仗恩宠,欺天坏法,胆大心雄,从来未有。张鲸之恶百倍冯保,万倍宋坤,擢其发不足数其罪,食其肉不足振其冤。”
原时空万历亲政后,张鲸成了皇帝的爪牙,伙同党羽大肆敛财。其时京师有谚语云:宁逢虎狼,莫逢张鲸。
但在本时空朱翊钧看来,张鲸的最大优点为一个“忠”字,其人并无礼义廉耻,也不管是非善恶,唯知以皇帝马首是瞻。
自穿越以来,朱翊钧先让他掌管内府工匠事,张鲸做出了座钟;后又掌管玻璃制造,张鲸又做出了平板玻璃。其人果如史载,性格刚毅果决,非常适合做“董事长”。
于是,朱翊钧在万历元年年底剥离内廷各司、监,成立内府工商集团的时候,果断大用张鲸,令其牵总负责。
为防止张鲸行事操切以致扰民,朱翊钧一方面给予张鲸高薪养其廉;另一方面时时耳提面命,加以提点,并将之纳入锦衣卫重点监控对象,在他身边也安插了人予以监视。
双管齐下之下,张鲸成了朱翊钧延伸在内府的头脑和手臂,使用起来如臂使指。三年以来,内府工商集团在无竞争对手、无资本限制,并被朱翊钧挡住政治上的阻力后,发展成了一个本时空的超级怪胎——从生产到销售末端都堪称庞然大物。
这一庞然大物,给朱翊钧提供了实施改革的庞大资金。
朱翊钧在穿越之初,自以为想法先进,目光远大,思虑深邃,只要拢住皇权,当然能指点江山,挥斥方遒。
然而,现实却屡次教他做人。以军队改革为例,朱翊钧曾经想利用颁发勋章等后世手段激励将士敢战之心,其时还自以为得计。
然而,在底层军官待遇都没保障的情况下,按照他当日无奈的说法:“发个铁牌牌有何用处?”没奈何,只好内帑出银六十万两,才基本解决总旗以下的军功待遇和抚恤问题。
再如盐政改革,此前司礼监派员沿途收缴盐税,年收入不足十万两。若内帑无银,朱翊钧敢很随意就裁撤了去?还是兜里有钱,不在乎三瓜两枣,才能果断裁撤。
盐场拍卖的时候,王国光开始时建议朝廷直接留下一半盐场,不纳入拍卖,用以掌握绝对生产量,防止出现垄断。
但张居正指出,这留下的一半盐场,产权属谁?若属于朝廷,那应该纳入户部管理,皇帝并无取利之处;若直接归属皇室,朱翊钧和张居正都担心给后世子孙留下坏例子——其后的皇帝看中什么财富,恐按此例直接豪夺。原时空的万历皇帝,派出的“税监”不就是这么些玩意儿吗?
后来朱翊钧果断拍板,皇室直接参与拍卖,共耗银六百五十万两,才拿下盐场之半数。——这还是在拍卖场上有些灵醒人知道是皇帝派人在拍,没敢加价的缘故。若无张鲸替皇帝打理工商集团揽财,这一朱翊钧要做大文章的盐政改革不免出现大问题。
然而,朱翊钧和张鲸,都不是后世的工商管理专才。朱翊钧因在税务局工作,对公司法、合同法等商法了解的能多一些,但上手管理之后,也常有力不从心之感。
张鲸作为朱翊钧亲传,管理思维上不免带着大量的“封建残余”,管人、管事,建章立制不足的部分都用“权力”充当抓手。
在集团发展壮大期间,这种管理模式没有太大问题。但随着摊子铺的越来越大,张鲸也发现国企病日渐凸显,运转涩滞,即便殚精竭虑,也难以应付。
于是,在万历四年三月,朱翊钧再次召开内府工商集团管理层会议,拟对集团实施正规化改造,助推其进一步发展。
会上,张鲸率领各大工厂管事、采购、销售负责人,先向朱翊钧做了一个总结:
此际内府工商集团在全国各地共下设钢铁厂四家、玻璃厂六家、肥皂厂四家、丝造厂十家、座钟厂两家、工艺厂三家共计二十九家大厂,每家工人都在千人以上;此外还有生产各类奢侈品的小厂子一百三十来家,工人在十几个到数百不等。
万历三年,这些厂子共生产钢材两亿六千万斤,为隆庆六年全国铁料生产量的两倍半;生产玻璃料一亿四千五百万斤;生产肥皂八百五十万斤。仅这三项给朱翊钧提供的利润,即达到了每年二百八十万两。
除了钢铁、玻璃直接批发以外,肥皂等“奢侈品”都由内府工商集团自行发售,因此销售环节的利润更高,年利润在万历三年已经接近三百万两。
加上其他丝造和奢侈品、工艺品等工厂生产销售产生的利润,朱翊钧应该是有了皇帝这个职业以来,最富有的皇帝——每年自由支配的资金即达到七百五十万两。
由于朱翊钧对现在各环节的生产效率不满意,因此这些资金至少三分之一又投入了技术升级和研发试验之中。三年内,内府工商集团已经表彰工匠一千六百余人次,在全国招揽无意科举且喜欢奇技淫巧的科研人才一百五十多人。对于技术开发,朱翊钧一方面参与指导,一方面不计成本的投入。
但是,粗放式的管理弊端已经暴露的越来越多:一方面是朱翊钧的问题,他在日常生活中,被某事触发一个想头,立即安排张鲸找人进行生产组织,例如他有一天突然想起前世看穿越,可以从海带和海肠子中提取谷氨酸钠——就写个小纸条传给张鲸,张鲸就成立一个小加工厂研发生产。
另一方面,是集团管理内部缺乏体制机制和规章制度,张鲸作为朱翊钧授权的“董事长”,眉毛胡子一把抓,尽管提拔了好些人,但是各级职权边界混乱——朱翊钧关注的事儿,一拥而上去揽功;朱翊钧长时间不过问的,就弃如敝履,成了集团内部斗争的发配地。
第三方面,多发。张鲸深知自己被朱翊钧重点关注,因此谨小慎微,不太敢伸手。而且朱翊钧给他每年开六万两银子的年薪,张鲸在物质上已经很难产生新的需求。
但是集团采购、销售的两个环节,尽管朱翊钧严刑峻法,但抓不胜抓,贪渎者前赴后继。尤其是大厂,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物资管理混乱,以之为生的外围商民,贿赂各级管事,大挖皇帝产业的墙角。
万历三年,朱翊钧派人到钢厂查账,仅焦炭采买和库房管事这两块,就查出来三十多人,贪渎总数近七万两——朱翊钧估计,全产业链的跑冒滴漏,每年当在百万以上。
于是,趁着这国企病还没到病入膏肓的程度,对其进行改组实施正规化管理,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