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会议由我来主持。”何锐开门见山的按照会议流程明确了主持者。
与会的有6人，民国主席何锐，总理吴有平，科教部长赵天麟，内务部长许嘉，工业部长庄嘉雄，宣传部长黄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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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发起此次会议的主持者，何锐命道：“吴有平同志先来报告工作进度。”
吴有平打开文件，“1925年，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到1926年末，全国统计局要建成覆盖全国经济统计部门，向各级政府提供经济数据。包括，人口统计、劳动人口统计、各地生产资料统计、工农业统计、交通运输统计、消费力调查与统计……”
除了宣传部长黄震边听边做记录，何锐认真听着吴有平的报告内容，其他几人脸上都露出讶异来。新政府已经彻底打破了皇权不下县的旧传统，建立起从中央到行政村的国家组织架构。然而吴有平提出的计划听起来非常疯狂，要对各个地区的人力、资源、生产力进行调查，尤其是要对消费力与消费潜力进行调查。
如果是没有接触过政府运营的普通人听到这个计划，大概会愤怒和惊恐，‘国家竟然要搞清楚大家口袋里到底有多少钱！’
虽然惊讶，众人并没有感到不解。等吴有平做完报告，轮到了赵天麟，赵天麟的报告是未来的一五计划中要完成的学校建设，以及要引进的外国教授数量。
“……强化工科与师范学校。各县要有设立高中与技术学校……每一个市都要设立工科学校、卫生学校、师范学校。数量最少是一所。每一个省会都要设立一所包含医学院在内的全日制大学，以及根据本地经济特点的最少三所学院……各个重要的国有企业都要有相关的技术培训学校。小学以所有适龄儿童都接受5年制义务教育为目标……”
在各国，内务部会管理国内警察安全事务，民国的内务部并不下辖强力机关，而是组织部。国安局、公安、警察等强力组织归国务院管理。
许嘉拿出了最新统计数据，“到1924年6月，全国有大学29所，10所是东北建立，10所是公立大学，私立大学9所。29所大学共有在校生7万4千余人。其中，东北各大学共有在校生5万1千496人。其他19所大学在校生2万3千余人……”
这就是中国高等教育现状，很令人无奈的现实。在7万4千余人中，共有3万9千多人的理工科学生。东北各大学从一开始就全力培养理工科学生，3万9千多人中，有3万5千多人都是东北10所大学培养。
剩余的4千理工科大学生中，3千多人是北洋各个大学的学生。其中大部分要么是国立北洋大学堂的理工系专业学生，要么是吴有平与庄嘉雄毕业的北洋铁道官学堂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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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个介绍，工业部长庄嘉雄忍不住苦笑。作为福建人，庄嘉雄对自己‘北洋一脉’的印记并不在意。作为当年南洋舰队锚地的福州人，庄嘉雄比较认同自己‘南洋舰队一脉’的身份。
然而数据就是如此的冷酷，办公室内的这帮人都是这些学校毕业的。南方虽然在洋务运动中就开始买设备办工厂，但是京津自有优势，在正规学校建设上，尤其是大学建设上具备很大的优势。
南方的理工科学生数量很低。毕竟南方各大学都与外国势力有关，外国人不需要中国本土工程师，他们需要的是懂得西方的法律、文化等方面知识的中国人为他们所用。
中国各种技术类学校中，最兴盛的是军校。在这么一个战乱时代，各地都办军校。虽然质量与列强有不小差距，但是数量上不错。而各省军校都接到命令，前往京城郑州等待整编，过期不到者统统取消其学历认证。
此时在郑州已经集结了大概一万多名各地军校的教师以及学生，北洋军校则由国防军直接接管。
许嘉只是把统计数据讲了一下，到1924年6月，纳入到全国人口统计范围内，能够联系上的各大学的大学毕业生共13万7千600人，其中东北大学毕业的6万4千751人。
新式中小学校是在1900年后开始在国内兴办，时间晚，除东北之外，高中以及等同学历（民国中学生）的学生64万人，小学生674万人。
算上东北的话，数字乐观了许多。东北过去不到10年里全面扫盲，强制义务教育。东北是一个移民区，人口构成与现在的中国普遍人口结构不太一样。难民比例大，青壮年比例大，单身比例大。这些年的稳定环境下，婴幼儿比例大。学龄儿童少年比例只有10%。
内外蒙人口比例又是此时的游牧特色，地广人稀，逐水草而居。这些年修了些水库，并且采取了适合当地牧野以及生态发展的技术，定居人口多了些，却还是牧区特色。
东北400万儿童少年都被强制接受教育，由于不少人是少年时被强制义务教育，小学生升中学比例勉强达到了30%。但儿童时期就接受义务教育的，升中学比例就达到了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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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么一个数字，是因为由于男女平等政策下，整个东北的产业工人数量已经达到了270万，农业工人260万。工人以及国营农场的子弟全都接受了强制义务教育，鼓励孩子们小学毕业后上中学。这些产业工人以及农业工人接受了扫盲后，很明显的注意到，初中生们的就业空间就是比小学生大，工资也高。既然有让自己孩子上初中的机会，自然顺水推舟。
到1924年6月，民国的全部家底就这么多。勉强1000万小学生，200万初中生，90万高学生，不到14万大学生。全部这1304万的学生中，课时知识比例中语文大约占40，数学20%，体育10%，外语10%（全靠东北+京津+各地教会学堂），历史8%，地理5%、音乐+绘画3%，物理3%，化学1%，其他课程学时比例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许嘉介绍完，轮到工业部长庄嘉雄。庄嘉雄的介绍言简意赅，“当下有7个工业门类需要发展，科学原理是主席提供的，需要大量的技术人员与工程师完成这些门类的技术研发。”
第一轮介绍结束之后，其他几人都大约明白了何锐这次会议的目的。在何锐看来，这些内容可以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整体促进效率。庄嘉雄心中还认为，何锐要进行人力资源的分配。当下的大学生以及工程师满足不了工业部所需的技术人员。
何锐开口了，“经济工作不完全等同于工业建设，从各地的报告来看，今年粮食收成比较稳定。农村普遍破产的局面应该得到极大缓解。民无信不立，既然已经取信于民，接下来就该进入向农村提供输血的阶段。要向农村提供订单，拉动就业……”
等何锐讲述完，宣传部长黄震问道：“主席，采取市场方式会不会效率太低？”
何锐知道一定有人会有这样的疑问，毕竟东北当时就不是这么搞的，黄震的问题问的很好，“效率低的原因并非是市场，而是各地政府有没有能力提供劳动力就业机会。吴总理提出建立数字化管理方式，目的就是为了让各地的政府能够有的放矢。”
所谓吴有平提出的统计模式是何锐提出思路，让吴有平与国务院那边制定出来的。这种管理模式在何锐的时空最早出现在1985年左右，是巨型计算机出现之后开始在G7国家开始使用。光收集数据是没用的，非得对数据进行大量分析才能得出一个相对科学的结果。中国则是在2004年后才掌握了这套技术，并且开始执行。
根据何锐的判断，现在中国4亿8000万人口，居住地区也相对集中。采用人力计算虽然成本很高，成本依旧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毕竟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低，劳动力数量又足够。从创造需求的角度，这些岗位的确能够拉动需求，并且大大提升效率。
从提前布局的角度，现阶段的积累对中国数学提出了海量的需求，也是大量数学专业人才成长的沃土。等计算机出现，哪怕是最原始的电子管计算机出现，那些积累起来的算法也能得到最充分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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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此时当然不用提出，何锐继续对市场经济做了解释，“市场的效率谈不上低，也谈不上高。市场只是交易的集合。与命令式经济相比，市场有着更巨大的覆盖范围。这就是市场看似高效的部分。与命令式经济相比，市场受到非常多理性与不理性因素的影响，这就是市场看似效率低的部分。市场与其他的任何存在一样，在简单片面的视角中都会被扭曲其本来面目。”
宣传部长的任务是让没有参与政策制定的人们理解政策本意，既然何锐已经做出了一定的介绍，黄震就继续听着会议内容。
其他内阁成员也一样等待着。用经济分析模式管理国家是从所未见的模式，大家都想听听何锐对于现有人力资源的分配。
“每一个市都要有能够对数据进行分析的团队，县级部门最好能有，如果没有的话，也需要县政府县委有能力理解数据分析的内容。知道本县有多少购买力，再配合本县经济发展水平，就能确定产品生产的优先级。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能够引导经济发展，促进经济发展。这对于各个地方政府是很高的挑战。我认为应该最优先满足的是这部分人力需求，同志们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