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海，亚洲国际法庭的所在地，也是国际人权组织的总部所在地。随着上海一众大学成立，上海出现了好几个法律协会，这些法律协会除了进行法律研究之外，也提供收费或者免费的法律服务。
国际人权法律协会设在浦东是最早入住这片开发区的司法协会，与协会一起入住的还有有好几个国际律师事务所。遇到一些大事，譬如之前对澳新军团战争罪的大审判，这些司法界专家们都是“无偿服务”，由协会给与工作津贴，专家并不向起诉方或者被告方收取费用。
在这个相对和平的时代，在中国这个和平的国家，提供司法服务，当然要收取一定的费用。当国际人权法律协会里面得知要给“国会纵火案”的嫌犯提供律师服务的事情，协会内部直接把工作交给了德国法学专家。
世界各国的国内案件基本都只能由拥有本国司法考试认证的法学界人士，或者是有相关资格认证的人士参与。德国尤其如此，只有拥有德国司法认证的德国人才能作为律师给犯罪嫌疑人提供辩护服务。法律协会的成员都是吃这碗饭的，基本知识都很扎实，也不讨论，直接将此事丢给德国同行。
大部分在华的德国律师都离开祖国有两三年时间，虽然听说过德国国内的闹腾，并没有亲自接触过德国国内的那些变化。这些德国法学专家们最初想推荐一位刑事案件的辩护专家。还没等讨论出到底由谁去，办公室工作人员接起了一个电话，停了片刻后对德国法学专家们问道：“中国复旦法律系的王教授在门外，请求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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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教授很快就被请进办公室，见到德国同行们已经等在客厅里，王教授也没有耽误时间，开口就说道：“我听说了国会纵火案，我个人认为，这是一起政治案件而不是刑事案件。”
德国法学界人士刚听到这是一起政治案件而不是刑事案件，他们感觉还能勉强接受。等这些德国法学界人士听王教授说起纳粹党要借着这个案件宣布德共是个犯罪团伙，进而剥夺德共的议会资格。德国法学界人士都被王教授的判断给惊到了。
虽然承担起了传话的责任，王教授内心深处也不太敢相信自己说出的判断。对于一个法律人来说，“德国纳粹党要通过国会纵火案宣布德共非法”，这完全超出了法律的范畴。
但这话是现在中国法学泰斗赵天麟博士亲口所说，而且听赵天麟教授话里的意思，他本人也只是传个话而已。王教授来这里的路上，不得不思考一下，到底是什么人才能让赵天麟传话。
何锐政府在过去11年中做出的战略判断从未失误过，或者说从1915年何锐到了东北之后，对于国家层面的战略判断都保持着极高的精准度。王教授再觉得匪夷所思，也不敢不信。
德国法学专家们并不知道传话的事情，他们是真的不敢相信王教授的判断。柏林大学的鲁道夫教授最先缓过来，他见气氛如此压抑，索性开了个玩笑，“如果王教授不是在开玩笑的话，谁接了这次辩护，在辩护结束之后就要立刻离开德国喽？哈哈。”
王教授看德国法学专家们因为这个笑话而神色轻松，当即答道：“鲁道夫教授说的没错，谁给这次的犯罪嫌疑人辩护，不仅很大几率失败，而且还会遭到人身威胁。作为朋友，我认为大家应该做好这样的准备。回到德国后，立刻着手带着家人一起离开。”
法学界人士对于语言交流都很敏感，他们立刻就发现王教授并非是来危言耸听，而是严肃认真的预判。原本浮现出来的笑意立刻被收了回去，一众德国法学专家们神色愕然，不知所措。
王教授既然来了，就不愿意干些打个哈哈之类的事情。他严肃的补充道：“诸位先生们，当下世界维护平等、和平、正义的法学中心就在这里。如果诸位先生们愿意与那些不义作斗争，我也希望能够帮助诸位先生了解到你们面对的对手到底是什么。我能理解大家此时感受到的不安，也能理解诸位并不相信。但我有义务将我的判断讲述出来，不能让坚持正义的法学界专家们因为误判了对方而遭到本可以避免的危险。”
说完，王教授就准备回答德国法学专家们的提问。不成想德国法学专家们并没有不提问，只是互相之间交流着目光。王教授知道自己的话造成了很大刺激，便起身告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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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王教授一走，德国法学专家们立刻对王教授此行做了个分析。作为法学专家，对于案件的判断要求是证据。现阶段那个被抓的纵火嫌疑人还没能确定他就是纵火分子。即便事实能证明这人的确火烧了德国国会大厦，这人也是个共产党。可想根据这些就认为是德共下令此人去德国国会大厦纵火，也得证据确凿才行。
这时代的法学专家们都是社会精英，他们很清楚王教授的话听着突兀，其实颇为合理。政治斗争所需要的是一个借口，至于事实是什么，政党们可以完全不在乎。只要一个政党得到了大部分有力阶层的支持，就可以放开手脚干。
德国法学专家们很快确定，王教授带来的应该是中国政府的看法。至于中国政府的看法是否正确，在座的德国法学专家们基于过去十几年的历史，普遍倾向于认为中国政府的预判大概有50%的正确性。
鲁道夫教授觉得分析到此已经差不多了，便说道：“我准备回去一趟。”
一众德国法学专家们都愣住了，就听鲁道夫教授继续说道：“有没有人想与我一起回去？”
大部分专家们都不吭声。事情到了当下局面，明知道事情只怕很糟糕，还选择回去，这非得极大勇气不可。此时有人答道：“我回去吧。”
众人看去，原来是平素里做事最谨小慎微的卡尔教授。大家都不觉得卡尔教授是什么豪气干云的硬汉，没想到他竟然赶去掺和政治斗争。但卡尔教授却很是坚定，“鲁道夫教授，您愿意和我一起辩护么？”
“当然可以。”鲁道夫教授点头。他之所以决定回去，是因为他家里有犹太血统，已经在德国遭到了纳粹党成员的迫害。中国政府最近的表现让鲁道夫教授认为事情只怕会更糟糕，所以他此次倒不是真的认为自己能够打赢官司，而是准备利用这次机会把全家都带到中国来。既然中国政府都表态了，鲁道夫教授觉得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会比较容易给与签证。
两位教授没能等来第三位勇敢者，他们也不催促，只是宣布立刻行动。就如两位教授所料，事情的发展极为顺利，国际人权组织的人员主动找到两人，给他们提供了机票。两人立刻带上简单的行李，乘坐中华航空的飞机赶往德国。
在柏林一下飞机，两位教授被眼前的景象给吓到了。柏林这座城市的建筑大多使用比较暗色调的建筑材料，纳粹党红白黑三色的旗帜在柏林城到处都是，直接渲染出一种亢奋的视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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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上除了悬挂与喷涂了纳粹旗帜与标志外，还不时经过安装了大喇叭的车辆，一边缓缓行驶，一边播放着纳粹宣传口号。废除凡尔赛条约，德国人民团结起来，惩罚十一月罪人，打破共产党阴谋。
两位教授这两年在中国也见过不少宣传，中国的宣传基本都是强制义务教育，发展经济，保证人民合法劳动权利。到了全国卫生月，就有各种卫生宣传，城市新建了天文馆，博物馆，也会组织群众去参观。各种文化活动，也会有宣传。
虽然听多了会觉得无聊，但是在学者们看来，这是宣传技巧的问题。至于宣传的内容本身很合理，没啥好挑毛病的。但是柏林街头的纳粹宣传充满了肃杀之气，这是在挑动斗争，而不是弥合矛盾的的宣传。配合了王教授的“预言”，两位教授都觉得自己需要更加小心才行。
而柏林民众们并没有特别在意的模样，教授们继续沿着道路走，就见到街头巷尾都是悬挂着纳粹党旗帜的粥棚，以及各种推荐临时住所的服务点，广告牌上贴了许多招工的海报。
如果不考虑粥棚与临时住所提供点，招工海报倒是让两位教授感受到了一些中国味儿。站在海报前仔细看，两位教授又感觉不太对头，因为海报中充斥着大量纳粹冲锋队召集各种训练营的海报。那些海报上的图案都是拳头、手臂、激昂的人群。两位教授都经历过欧洲大战，如果不看文字的话，这些海报让两人都联想起欧洲大战时的征兵海报。
总部设在上海的国家人权组织与德共有些往来，两位教授都是德国颇为有名的法学专家。双方的接触很顺利，德共领导人台尔曼亲自与两人见面，请求两位教授一定要帮助那位被捕的共产党成员。两位教授聊完之后才发现，纳粹党的宣传只是提及被捕的那人是共产党，并没有说明那位是荷兰共产党成员。单纯从法律角度看案情，嫌疑人是外国人，这是一场跨国官司。
德共在自己的报纸上讲述了这个事实，并且呼吁要进行法律上的斗争。但是两位教授看的报纸是德国现在的主流媒体，这些媒体上的宣传意外的口径一致，认为如果这人是荷兰共产党党员，那就更有可能是受德共指使。
两位教授知道事情不对头，他们两位都立刻安排家人到中国大使馆申请签证，自己则立刻投入到工作之中。一般来说，各国法庭对于这样轰动性的大案都会很谨慎，审判时间会拖得很长。
两位教授做好了激烈的司法攻防战的准备，没想到一上法庭，两人从法官的言语中都嗅到了不对头的味道。一般来说，法官都不会太急，而面前的法官却表现出极高的工作热情，全力在推动审判进度。
鲁道夫教授与卡尔教授都不得不意识到，事情很可能如王教授所言。此时两位教授也没办法，虽然人人都会说，法律要公平，要有独立的权力。现实中，法律永远都要向政治妥协，甚至屈从于政治的安排。王教授的预言很可能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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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两位教授并没有等待许久，三天，只用了三天时间，法官就走完了流程，宣判嫌疑人有罪。
连上诉都没开始，纳粹党就宣布德共是违法组织，而且在国会纵火案发生后的第二天，希特勒已经要求兴登堡颁布紧急法令，废除了《魏玛宪法》中有关保证人身自由的条款。
审判结束的第二天，希特勒就公布了被报纸称为《国会纵火法令》，本请根据这个法令，宣布共产党意图暴动，因此为非法组织。..
两位教授虽然已经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也没料到街上突然就出现了大量卡车与纳粹冲锋队的各种队伍。这些队伍高举着纳粹旗帜，直奔德国所有的共产党党部。遇到阻拦的人，立刻动手开始打人，随即冲进德共各个党部开始实施占领。
在这一片兵荒马乱般的混乱局面中，两位教授已经带着家人前往机场。如他们两人所料，中国驻德国公使馆给了他们以及他们家人的签证，拿着签证先到德国海关审核，就能通过窗户看到街道上往来的纳粹党徒。那些人仿佛无穷无尽，各个凶神恶煞，充满了攻击性。
海关人员注意到了两位教授和他们家人的不安，带着同情劝道：“不用担心，这些人的目标是共产党和工会。”
两位教授只能点头，却什么都不敢说。好不容易办完了手续，两位教授立刻与家人上了汽车前往机场。路上，就见纳粹党徒们正在进攻工会办公地，不少穿着平民服饰的人被统一着装的纳粹党徒们从屋内拖出来，就在大街上公开遭到了殴打。旁边的警察们视若无睹，只是眼看着发生的一切。等卡车到了之后，纳粹党徒才停止殴打，把公会成员扔到纳粹党负责的卡车上拉走。至于会把这些人拉到哪里，两位教授甚至不愿意去设想。
教授的家人中的成年女人们各个吓得脸色大变，把孩子们抱进怀里，甚至用手捂住孩子们的眼睛，不让他们看到这无法无天的场面。
几辆汽车行驶到半路，鲁道夫教授的目光被街边的一家依旧在开门营业的商店吸引。纳粹党徒们可不仅仅在破坏工会办公地，很多商店也被砸烂了窗户，商店旁边的墙壁上被喷上了六芒星的犹太人标志。
德国商家要么挂上德国国旗，要么挂出公告牌，上面写着“我们是德国人，与劣等民族无关”。而且商家们也关门落锁，生怕遭到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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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家继续开门的商店门外插了一面红色的中国国旗，骄傲的无视了各种纳粹暴徒面带不快的从商店前经过。哪怕是纳粹暴徒们看向商店的目光相当的不友好，店主也没有关门避祸的打算。
鲁道夫教授突然觉得念头通达，他也曾经觉得中国外交部降低中德外交关系的做法有些突兀，甚至是不太理性。亲眼看到德国正在发生的事情，鲁道夫教授只能用未雨绸缪来形容中国政府的应对手段。
是的，只有强硬的态度才能让纳粹政府知道未来的结果。如果蝇营狗苟，只能令纳粹的气焰愈发嚣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