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四郎听着何锐向一众中将们讲述着中国要建立的世界秩序，只觉得心中的抵触感已经非常微弱。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现在却变得顺理成章。
在何锐的政治理念中，世界要共同进步，先进国家甚至要给与新秩序内的落后实施“财政转移”。至少在几年前，郑四郎觉得何锐的看法简直是莫名其妙。如果何锐不是发动中日战争以及中英战争，在战争中痛打日本与英国，郑四郎就会怀疑何锐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精神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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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的郑四郎就不会这么想。几年来，郑四郎亲自看了上缅甸与阿萨姆的发展，还专门向已经退休的韩海泉，以及卸任的文明党上缅甸地区副书记李润石深入聊过，这才确定了何锐的政策的确非常有效。
英国殖民缅甸地区的时候，政策就是掠夺。如何锐所说，殖民主义的掠夺政策导致上缅甸连中等水平的经济模式都无法维持。经济模式水平低，产出就很低。上缅甸地区与阿萨姆地区的产出就少，当地人民生活的很苦。这种苦难引发了当地人民的不停反抗，反过来使得英国统治当地的成本不断提升。
低级经济模式下，产出有限，只要让英国包税人无法顺利收到实物税，英国殖民统治成本就直线上升。而且中英战争期间，很多当地群众虽然对中国军队也很警惕，但是他们乐见中国军队痛打英军，在有限的范围内提供了合作与帮助。看似并不大的帮助，实际上给英军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在审判澳新军团的时候，大多被俘的澳新军团的军官们狡辩，他们杀人的原因就是因为缅甸当地人实质上充当了中国的间谍，所以澳新军团的杀戮并非屠杀，而是针对间谍展开的正当军事行动。
上缅甸与阿萨姆被纳入中国主导的经济体系后，当地人民的经济模式迅速从被掠夺的状态转入到正常交易状态。为了获得更好的收益，当地人民工作努力，收入快速提升。缅甸的热带作物在东亚+苏联的经济圈内卖的很好，阿萨姆红茶更是卖到全世界，已经有了自己的品牌。
中国不仅提供了土地国有在内的制度帮助，还提供了生产技术。当地人民的生产效率快速提升，收入提升，对于工业品的需求量暴增。几百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当地人也是一个市场，更遑论已经有两三百万中国人到上缅甸与阿萨姆地区工作，原本穷困的中国民众在这里获得了数倍乃至于十倍于本地的收入，也解决一小部分中国国内的经济压力。而这种收入的提升并非靠掠夺，而是靠发展生产力的方式实现。
中国移民与缅甸和阿萨姆当地人民加起来，近千万人在新的经济秩序下获得了更好的生活，证明了何锐对于世界新经济模式的设计完全可行。
这种变化的影响力比郑四郎想象的要大很多，郑四郎现在是总后勤部的负责人。中国航母还没开始建造，柚木甲板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而且解决方式并非英国那种野蛮开采，竭泽而渔。中国针对于缅甸的柚木生长进行研究，并且对缅甸柚木的资源进行了调查。进而开辟了种植柚木的林场。
柚木最少需要50年才能成材，即便中国进行了柚木树苗的培育，人工林的种植只是刚开始。但这种生产效率远高于柚木的自然繁衍，几十年后，柚木将源源不断的进入市场。正因为有了这样的长期规划与投入，柚木价格并没有出现暴涨暴跌，虽然价格上涨了一些，依旧在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
如果中国没有采取新的经济模式，而是采用帝国主义政策，以中国巨大的需求量，柚木价格会涨到天上去。涨价导致掠夺型的开采，柚木资源会因为野蛮的砍伐而不断萎缩，反过来导致柚木价格继续暴涨。
除了柚木价格之外，中国在上缅甸还开辟了棕榈、甘蔗、橡胶、剑麻等热带作物的种植园。由于在当地严格执行了最低农产品收购价，以及保护农场工人的最低工资制度，使得这些农场收入快速提升，反过来又使得当地农场有钱购买化肥、农药，并且有钱聘请技术人员解决提升作物产量，以及农场遇到的病虫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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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又提供给了中国技术人员就业机会。那些辛辛苦苦读了专业学校的毕业生们有了施展才能的场所，得到了更多的收入。这还使得过剩的农村人口得到释放，由于人口出现了减少，西南地区紧张的人地矛盾得到了纾解。这些技术人员积累了经验后，还能反过来帮助西南地区的人民在山地上种植橡胶、棕榈等作物，提升了当地人民的收入。
现在军队需要的不少橡胶、索具等物资已经开始国产，即便产量还无法满足需求，至少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未来的战争爆发之后，中国短时间内一定会遭到贸易禁运，国内的需求将因为这些产能而继续运行下去，生产并不会立刻陷入中断。
为了能够更好的将物资运出西南地区，国家也开始加大了对西南地区的基础建设投资。这又拉动了西南经济发展，以至于曾经无比激烈的西南土客之争都大为平息。虽然平息土客之争的手段相当血腥，西南地区曾经画地为牢的豪强们被抓，数以万计的凶横罪犯被公开处决。但是这种杀戮不是以立威的方式进行，每一个被处决，被判刑的家伙都是公审，他们的罪名并非是编造出来的，而是光明正当的明正典刑。
当地人民虽然畏惧新政府的雷霆手段，但是当地人民也都清楚的知道，这些罪犯都是因为参与到了杀人、拦路抢劫的行动，而被处决。当这批人被处决之后，西南人民最直接的感受就是，他们经过另外一个村子附近的时候，不再担心会被突然冲出来的人杀害。政府的雷霆手段不仅没有使得当地人民恐惧，反倒赢得了当地人民的支持。当地人投入基础建设的人数增加了几十倍之多，针对基础建设物资的抢劫、盗窃行为却直线下跌，使得基础建设成本暴跌。
到现在，郑四郎对于外国人依旧没什么感情，如果中国对外采取帝国主义政策，郑四郎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合适。但是在道理方面，郑四郎真的认为何锐提出的新模式的确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听着中将们提出的问题，以及何锐的问答，郑四郎觉得这些家伙们像是小学生。自己则因为跟随何锐的时间更久，也更多的能够与何锐直接沟通，真的已经过了这个还搞不清楚原理的阶段。而且这些问题是经济与政治问题，专心军事研究的将官们对此有幼稚的想法，郑四郎也觉得完全能理解。
吴佩孚并不知道总后勤部部长郑四郎的想法，因为郑四郎一言不发，吴佩孚根本没有关注郑四郎。与郑四郎不同，吴佩孚并没有接触过具体的国民经济数据，也没有参与过经济建设，即便吴佩孚自己在旧时代见多识广，在与何锐的交流中，吴佩孚只是感受到了一个全新的思路，一个对于吴佩孚来说似是而非的思路。
倒是于岑这样的战区司令更能理解这些理论性的知识，听了一阵，于岑心中颇有感触。雨来军队的作战不仅仅是保家卫国，更是要实现国家的政策。
作为军人，于岑的工作是如何与敌人作战。国内工业发展的越好，军队的装备就越好，供应也就越充足。所以从道理上，于岑当然接受了军队是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理念。但这也让于岑在对外战争方面的思考变得比较保守与被动。M..
此时虽然还不能完全将主动进攻与世界秩序之间的关系完全吃透，但是于岑也感觉自己的思路得到了极大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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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开了大半天，何锐也觉得有些疲惫。整体的成效还行，至少中将们并非是一群热血上头的帝国主义分子。等会议结束，何锐回想着会议过程，突然明白了自己在会议中的感觉到底是什么。
现在军中将领的感觉，给何锐一种看二战德国将官回忆录的感觉。虽然活着的人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死去的人，是历史上的常态。二战德国将官们的回忆录，在何锐年轻的时候被认为是一群卑劣家伙们给自己辩解的故事。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曼施坦因的回忆录。中国网友给这本回忆录起了个《甩锅的艺术》的别名。
但是至少现在的中国国防军将官们已经有了职业军官的素养，军事战争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知识领域，也就是说，中国国防军的可以看作一群理工男。而且还不是一群容克贵族出身的理工男，也就是说，这帮人即便糟糕，也糟糕不到哪里去。理工男们至少有一个好处，他们对于客观规律非常尊重。
与理工男们相比，吴佩孚身上那股子文人味儿十分明显。何锐觉得自己既然都开始做这样的对比，那就尝试着从纳粹那边找个感觉比较接近的家伙。想来想去，里宾特洛甫的名字冒了出来。
何锐一时不太能确定，吴佩孚是否真的有资格与里宾特洛甫相提并论。纳粹战败后，由于里宾特洛甫知道太多英国、苏联，乃至于美国的黑材料，所以盟军是想里宾特洛甫去死的。当然，也有别的看法，认为既然里宾特洛甫知道了这么多，所以盟军当时有可能想放过里宾特洛甫，以换取这家伙乖乖的闭嘴。
何锐自己比较倾向于盟军想让里宾特洛甫去死。但里宾特洛甫真正令人佩服的是，面对审判，里宾特洛甫不仅没有丝毫甩锅，反倒慨然陈述，“我完全支持希特勒的理念与战略，并且坚持不懈的推动其政策。”
在法官询问里宾特洛甫对希特勒的看法之时，里宾特洛甫答道：“如果现在希特勒出现在这里，并且对我说，干吧！我依旧会毫不犹豫的追随他。”这种类似于愚忠的感觉与吴佩孚很是类似，吴佩孚对于老大哥曹锟可就非常忠诚。
想到这里，何锐忍不住叹息一声。现在的吴佩孚还没干出残害百姓的事情，所以他被放过了。不过在未来执行军事行动的时候，也不知道吴佩孚这家伙会不会搞出什么幺蛾子来。
正在想，秘书走了进来，“主席，郑部长求见。”
很快，郑四郎出现在何锐面前。他坐到了何锐对面，“主席，我看过周部长的书，觉得他的看法很是奇怪。为什么他会对于抓了几个文人的反应这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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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对于工业化政府的理解和理工生不一样。”何锐果断答道。如果可以的话，何锐并不想提及周树人写的那篇《友邦惊诧论》。这倒不是因为周树人的批评针对何锐个人，何锐不在乎别人的批评，对于一个指挥过百万大军作战的人来说，这种事情早就不在考虑之内。
何锐只是不想让周树人这样的家伙受到不必要的冲击。为了避免中国对外的战争沦为一个帝国主义争霸战，在国内必须进行思想动员，以及树立更明确的理念。这就是一场思想上的斗争，而且斗争的结果会导致一些人受到冲击。
周树人的《友邦惊诧论》代表的是文人的爱国主义情怀，而文人很容易认为政府里面“有坏人”，所以才会执行一些令人不快的行动。譬如，政府对于一些表达了过激言论的家伙进行了打击。周树人认为这些人对于欧美国家的抨击没有错，那些国家的犯下了反人类的罪行。
而何锐看到的情况就不一样，那些人反对的并不是反人类罪行，而是试图通过煽动仇恨来实现他们的想法，至少是发泄他们的情绪。而这些被敲打的家伙们，是把表达对于反人类行为当作手段，而不是目的。
判断人只能论迹不论心，所以敲打的目的是让这帮人知道，他们并不会因为喊几嗓子，就会被当作自己人。但这种做法又被认为是反对国内的民族主义倾向。
作为政府，有时候就这么无奈。有些话恰恰不能说，因为政府如果说了真正的原因，其结果并不是理清了问题，反倒会让被敲打的家伙成为众矢之的，直接被搞死。
看得出，郑四郎倒是没想这么多，他听了何锐对周树人的评价后，有些不快的说道：“主席就准备这么放过周树人么？”
何锐知道郑四郎心胸不算小，但是这不等于说郑四郎这家伙就是个很随意的家伙。如果郑四郎觉得周树人有问题，他也会颇有江湖气的处置。
如果郑四郎私下刁难了周树人，何锐也不会当看不见。不得以，何锐就把自己的看法原原本本的向郑四郎做了解释。郑四郎听得很认真，其间神色数次变化。等何锐说完，郑四郎沉默了好一阵才说道：“主席，我知道我错了。我以后绝不会再想着参与到这些事情之中。”
何锐觉得郑四郎若是真的能做到他所说的，那可就太好了。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如果大家都能不去越俎代庖，世界上就能少掉非常多的麻烦。此时，何锐也只能暂时相信郑四郎，“四郎，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因为民族主义的正面意义，是在国家遭到入侵的时候能够最大限度的表现出来。但是在局面并不危险的时候，民族主义不那么正面的部分就会显现出来。对于如何限制民族主义负面作用，只能靠教育，以及现实的警醒。我不希望大家受到伤害，这种伤害很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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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四郎听完后思索起来，片刻后试探着问道：“主席，如果我们开始了解放世界的战争，会不会这种批评就会少一些？”
何锐摇摇头，“如果有人大吹中国征服世界的正当性，这和批评我们不够民族主义，有什么本质不同么？关键是建立更好的世界秩序，而不是听别人的评论。”
郑四郎这次沉默的更久了一些，看得出，郑四郎内心也被触动了。最后郑四郎说道：“主席，我也把握不了这些，我只能说，以后我绝不会掺和到这些事情之中。”
“谢谢你，四郎。我很高兴你这么选择。”何锐由衷的感叹道。
军中的思想教育还是按部就班的进行下去，到了1933年底，这番教育基本结束了。军中虽然有十几名军官被送去党校学习，但是整体来说的影响不大。反倒是升任德国外长的里宾特洛甫请求访华的申请让何锐有些在意。
里宾特洛甫这家伙来访，肯定是小胡子想拉拢中国。何锐并不想与小胡子政权有什么往来，虽然私下搞手段看似能够解决不少事，但何锐认为没有这方面的必要。因为论起搞小把戏，小胡子可是行家。
但思前想后，何锐最终决定见一见里宾特洛甫。如果不能得到纳粹政权的某种配合，中国也没办法邀请一些出色的德国科技人员来华。论起整人，德国纳粹是真的挺狠辣的。在德国的文化里，真的没有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