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润石与何锐长谈后的第3天，也就是1942年7月10日，他接到了世界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请军委转达的信。在信中，程若凡请李润石帮忙，对于印度地区的革命人士并不热衷加入世界人民解放军的情况进行分析，提出宝贵意见。
看完这封信，李润石也觉得很为难。他在印度地区工作1段时间，印度文明的特点给李润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润石铺开信纸，本想写1封拒绝的信。不过想到革命事业，他还是没下笔。
印度给李润石留下的印象中，最强烈的乃是这个地区的各种差异。虽然印度本身的问题完全能够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来分析，但是这样的方法论分析后，得到的唯1解决方案只有让印度回归到以前的分裂状态。
在这样的分裂状态下，印度的革命者们就没有投身世界人民解放军的动力。原因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原因之1，就是印度现阶段没有通过引入外部力量改变内部的冲动。既然不需要外部的资源，自然没有前往外部的需求。
最终，李润石在回信中写下自己的核心看法，却没有讲述更多。除了因为印度地区的问题相当复杂之外，李润石也不想将时间消耗在印度地区。李润石曾经认为，印度地区是革命的沃土，经历过很多事情后，李润石发现自己或许太乐观了。
相较于印度，其他殖民地放的革命反倒更加容易。因为当地并没有形成1个从上到下的成熟社会模式，只要中国打进去，赶走殖民者。并且迅速将该殖民地的经济无缝连接到中国市场上，再清除掉顽固的敌人，这些前殖民地立刻就顺畅的运行起来。
与其他殖民地相比，印度的问题不在于分裂或者统1，而是印度各地区根本没有完成1次彻底的现代社会构建。旧有的社会制度与英国人强行捏合的手段揉捏在1起，经过300年的殖民统治后，形成了1个很顽固的体系。想打破这个体系，就必须先引入全新的体系。这个过程需要很长时间。
如果中国真的要彻底改造印度地区，那就非得在印度地区各国内杀的血流成河不可。这种做法既不可取，中国也没有足够的时间。
尤其是与何锐长谈后，李润石顺着何锐指出的方向看到了1种未来的巨大可能性。既然中国决定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就决定了必然出现两个中国。1个中国是中国本土的中国，1个是为世界资本提供金融服务的中华帝国主义的中国。如果中国国内的金融帝国主义派占据优势，走上了错误的道路，这两个中国就将针锋相对，水火不容。
面对这样的难题，李润石真的没有时间去考虑印度地区的事情。因为印度地区不管怎么闹，最终都只可能服从于未来的世界经济秩序。决定未来印度地区命运的最重大因素，并不来自于印度地区内部，而是来自于中国的发展。
处于被动状态的并不是只有印度地区，而是整个世界都将受到中国这个主导性力量的左右。
写完信的时候，李润石大部分脑力其实在中国这边。写完信的几秒后，李润石更是完全忘记了此事。因为何锐在长谈中讲述了许多中国未来的可能，以及这些可能背后的方法论。
譬如，中国现阶段最重要的事情并非是夺取自己的利益，而是先打击自己的盟友。只有先给盟友套上枷锁，中国才能更顺畅的走下去。
李润石回想着何锐的话，突然有些心烦意乱。他曾经以为何锐的思想都放在光明面上，这次长谈才让李润石看到何锐脑海中黑暗无比的那部分。这部分黑暗并非邪恶，而是实事求是的现实主义政治经济方法论。
在何锐讲述的诸多方法论中，给当下的李润石留下最印象的事对日本的处置方式。在中国的传统思维模式中，日本出力极大，必然给与日本以相应的报酬。何锐并不反对给与日本报酬，而是用阳谋的方式，通过产业划分的方式给日本带上枷锁。
李润石听很多同志们说起过对战后日本的担忧，他也考虑过各种方案，暂时没能想出如何在不得罪日本的情况下钳制日本的方法论。
何锐的方法论很简单，那就是将日本培养成中国最有价值的资产。日本这个资产的价值体现，就在于其作为跟随者的身份。日本最大的弱点在于其缺乏市场，中国需要利用自己掌握的市场，将日本的经济限制在某些领域上。
这些领域肯定能让日本获得丰厚的收益，却也仅仅如此而已。中国出于国家考虑，不能用暴力或者敌对的手段打击限制日本，而是要通过界定各个市场准入标准的手段来约束日本。这种限制手段首先需要中国在产业与技术开发领域拥有强大的实力，也就是说，作为实业生产的中国必须拥有绝对的优势。同时再利用各个地区国家市场的内部获利需求，制定实际上限制日本的准入标准。
哪怕是以李润石的天分，现在也只能能理解框架，却还没办法理顺框架。便是如此，李润石已经确定，这种手段足以在很长的时间内让世界发展按照中国的意图进行。
只要完全掌握这种方法论，不仅是日本，其他所有盟友都将在中国面前俯首帖耳，跟随中国的步伐，服从中国的安排。
思考了好1阵，李润石觉得很累，视线随便看的时候就看到了自己写完的信。再想到印度，李润石觉得以黑暗的方法论，印度就如同1块面团，可以随意揉捏。
中国想控制印度的手段并非是暴力或者阴谋，而是阳谋。先让印度国内形成1个非常上进的理念，发展经济是未来的正确方向。同时，给印度国内建设1个很合理的内部博弈制度。搞产业升级或者进行货币革命，都是极为残酷的过程。
如果印度地区各国倒在社会升级革命中，中国只需要出钱帮印度平息内乱就可以。如果中国认为印度地区国家的社会升级革命威胁到中国的利益，那就在改革进行到最艰难的时候，向印度地区提供以“缓和矛盾，帮助突破”为目的的最诚恳的帮助。
只要这种帮助够诚恳，绝不干涉印度内政，却又强调不能搞出内部暴力革命。印度地区国家的升级革命就绝不可能成功。因为真正成功的革命，无不是建立在打垮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旧阶层的基础之上。
中国以人道主义的名义阻止印度地区国家内部出现暴力革命，不仅符合人道主义，也不可能引发其他国家的反对，尤其是能获得发生内部革命国家的周边国家的赞同。毕竟内战1起，周边国家注定会遭到波及。安定是进入经济发展轨道的世界的需求。
中国越是不干涉那些国家的内政，那些国家的内部问题就会爆发的越猛烈。然后因为缺乏足够的社会结构改变，最终无法实现突破。而且社会革命本身就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即便是内战成功，也不意味着革命成功。
这就是何锐提出的方法论中的阳谋。
执行这样方法论，并不需要何锐这样的天才，只要能靠自己的本事通过中国共和制的选拔体系，就有足够的能力执行这样的政策。因为中国的手段是适时放手，并且提出完全合情合理，有利于各方的方案。印度地区国家的社会水平以及政治水平，如果中国全力介入，或许还能被印度抓住痛脚。面对中国的放手，印度根本无力对抗。
理论上，印度还能与世界各国联合，来解决本国的问题。这种可能性只存在于理论上，因为这么做，在得到成果之前，首先就要承受外国干涉的代价。中国完全不需要直接动手，只要在国际媒体上发表关于印度地区某国遭到了外国全面干涉的讨论，就可以通过中国获得的国际舆论主导权，让那个印度地区国家内部的民族主义者们对升级革命充满不信任。
李润石当过宣传部长，这种操作对他来说不过是雕虫小技，成本低到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想了这么多，李润石愈发感受到了何锐的心情。何锐以难以理解的视野，看到了未来必然成为世界经济核心的中国将要面对的问题。这样的中国甚至不需要搞殖民扩张，也不需要搞帝国主义。中国国内从来不缺乏真正的民族主义爱国者，这些民族主义爱国者中能人辈出。至少在可见的60年内，中国民族主义爱国者们还不至于彻底腐化堕落。中国可以轻松的立于世界之巅，将世界玩弄于股掌之中。
李润石却偏偏不能对这些人动手，因为摧毁这些人已经不是投鼠忌器的问题。李润石认同的世界革命，不是与民族主义对立，而是超越民族主义的更高境界。动手消灭中国民族主义精英，就是在打断中国的脊梁。
而且那些打着“世界主义”的人就真的都是好东西么？驱动世界主义的经济动力必然是经济利益，追求全球金融利益的人，必然会是坚定的“世界主义”支持者。
思前想后，李润石发现何锐提出的那个开玩笑般的说法竟然是最具可操作性的方案。中国在维持世界上最大工业体系的同时，并不追求超额利润。只有世界经济整体够强，才能遏制住中国的全面金融化。
顺这个这个思路考虑，就能看出何锐的思路核心，“反对世界的中国成为1个全球金融帝国”。但这个思路也不是有百利而无1害，中国不当全球金融帝国，就得成为世界产业中心。而驱动人类积极性的是“权力欲”，名声、财富、更大的社会影响力、更高的社会阶层，都是生物意义上的“权力欲”的表现。
在地球的演化中，权力欲保证了种群的延续与发展，这部分基因才能能够延续到现在。以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很多人并不是为了伤害别人而追求这些，可权力欲的推动力1旦成为了社会意义上的正确性，就必然制造出无数的悲剧。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得如何锐所说，提出新的生活方式。用生活方式来平衡权力欲引发的个人追求带来的负面作用。
李润石回想起何锐仿佛托孤般的讲述，“塑造未来社会方式的工作，就得由润石同志来做了。”这让李润石苦笑起来，何锐是真的将1个天大的难题抛给李润石。这种托孤般的态度，好像隐藏着何锐偷奸耍滑，试图摆脱他本该承担责任的嫌疑啊！
理顺了相当的思路后，李润石也觉得自己得把这些先放1边去。如果持续思考的话，因为没有真正见到这些社会现实，李润石的思路肯定会滑向唯心主义的思考。
李润石眼前的具体工作之1就是对经济进行观察，并且对未来极有可能的对苏援助做准备。现在李润石还兼任党校副校长的职务，这个职务的权限之1就是选拔人才。李润石要选拔的就是支援苏联的人才。
而李润石写的信先递交给了军委相关部门备份，原件则发给了程若凡。程若凡看完第1遍的时候，硬是没能抓住重点。反复看了几遍，程若凡也不敢确定自己的理解是正确的，只能开会讨论。
民主会议1开，同志们提出的看法立刻打开了程若凡的思索空间。与会同志们先确定了1件事，印度革命者们当下的要务是解决其国内的问题。这点与之前负责此事的吴光祖少将的看法高度1致。
接下来的分析中，与会同志们找出了信中的1个词，“技术外溢”。基于李润石提出的技术外溢的基本框架，很多事情就变得好理解多了。
李润石认为印度当下的革命其实遇到了天花板。限制印度革命的核心在于印度内部的强大传统，这种传统能够向印度提供足够的社会稳定性。长期殖民印度的英国是地球上屈指可数的工业国，虽然英国人并没有刻意去培养印度的工业，但“技术外溢”的效果，以及英国为了方便统治印度而培养的大量行政、司法、技术人员，的确从“技术外溢”中接触到了更先进的工业文明。
但技术外溢中的“外溢”，意味着印度获得的这些知识是不成体系的，完全依赖于英国的工业体系之上。这就让印度地区各国看着好像什么都有，不管是英国人留下来的铁路，还是英国人留下来的工厂。包括英国人留下来的行政体系，议会模式，都可以直接利用。
更深刻的影响是印度本土的认知。印度作为英国的殖民地，是真的充分接触并且了解了英国。他们当然知道英国这个不久前的世界霸主是真的靠着印度人见过的这些政治、经济、文化模式维持着世界霸主的地位。
印度搞了议会制度是从英国学来的，英国国内搞的是同样的议会制度。印度的工业设备，是英国制造的，而且那么多在英国工作过的印度裔技术人员，在英国使用的是同样的设备，同样的生产方式。
这就让印度地区各国认为，本国并没有追求成为能够与中国对抗的世界霸主的想法。以成为英国那样的工业强国为目标的话，英国的这套是本国熟悉的，只要拿过来直接用，本国完全可以发展起来，成为实力堪比英国的地区强国。
分析到这里，程若凡觉得困扰自己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新的问题也清晰的呈现在面前。李润石提出的“技术外溢”，印度地区各国是真的不懂。
李润石的分析报告中还提出了“国家独立自主的能力”。中国在何锐的领导下，可是走过了这条道路。程若凡叹道：“独立自主哪里有那么容易。我们在主席的领导下，所有由国家承担的规模投资都成功了。而且在成功过程中，我们在第1次世界大战中，以及之后的俄国红军白军的内战中获得了英法美国的投资与技术转让。之后又通过与法国合作，几乎买过来来了法国的全部工业体系。日本革命后，我们又充分利用了日本明治维新积累的工业技术成果，过去这十几年中，在我们国内工作的法国与日本专家有15万，前来帮助中国接收技术的各国技术工人，得有100万人次。
有主席的指引，利用了所有能利用的资源。加上人民艰苦奋斗，砸进入差不多100亿美元的投资。有中国本身的先进文明作为基础，有全国人民希望完成工业化，彻底改变中国弱势地位的全民共识。便是如此，我们走的极为痛苦艰辛！
印度地区这些小国能自力更生么？他们懂啥叫做自力更生么？”
没人回答这个问题。因为程若凡所描述的内容，让与会的同志们都想起了曾经的筚路蓝缕，想起了当年大家在1无所知又充满了信心的时代爆发出的那股子“愚公移山”的精神。
现在看，那种神圣的愚痴有各种问题，却也真的是纯洁与虔诚。指望印度地区出现这样的自我奉献……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