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1提反攻的具体内容，苏共上层就没人对斯大林的看法提出不同意见。从赶走侵略者的角度或者拿回西部精华区的角度，斯大林占据了政治上的正确性。
然而随着战况进行，越来越多的苏共上层对前线惨烈的损失感到不安。夺回1块被德国占领的国土，苏联就可以利用这块土地上的矿产、粮食与人力。但是夺回这些土地的代价太大了，让苏共上层生出得不偿失的感叹。
不少人等着基洛夫开口，基洛夫却始终不触及这个问题。倒不是说基洛夫觉得反攻完美无缺，所有反攻展现出来的问题，基洛夫都看到了。正因为看到了军事问题所在，基洛夫反倒不愿意因为自己提出的反对意见而导致的政治上的冲突。
几个月前，基洛夫就因为是否要采取何锐提供的苏德战争战略与斯大林进行过1番争论。经过那次的争论后，基洛夫确定了斯大林并非完全不懂现代战争，斯大林在基本问题上的理解能力没毛病。
只是斯大林是站在国家最高领导的男人，在层面上看问题，所看到的局面就与更低层面大大不同。斯大林肯定知道在1942年下半年会持续战败，在德军猪突猛进的时期，苏联根本没有做好采取何锐计划的前期准备。突然改变了战略布局，只会让苏联内部变得混乱，导致没人为接下来的战败负责。
没有准确的负责机制，斯大林就没办法使用权力对不合格的将官进行处罚。斯大林的权力基础就会动摇。
所以苏联最终还是采取了中国的军事建议，但是这个过程决不能以动摇斯大林的权力基础为代价。因为现在的苏共运行模式就是以斯大林绝对领导为核心。在某种意义上，斯大林本人也是苏共运行模式下的服从者，而不是苏共这套模式的主导者。
基洛夫始终不提及任何损害斯大林威望的建议，不是因为基洛夫胆怯，而是因为基洛夫的政治责任感。斯大林本人被斯大林模式所绑架，这种事情可以去思考去认知去理解，却不能拿出来讨论。1旦拿出来讨论，就有可能动摇国本。
既然基洛夫不吭声，斯大林就没有遇到任何不同意见，但苏共各个部委在讨论提供兵力与装备的时候，很含蓄的表达了对前线巨大消耗的不满。
对于这种不满，斯大林并没有跳起来反对。只要讨论政治或者经济问题，斯大林整体就会相当靠谱。只有讨论比较单纯军事问题的时候，斯大林才会表现出那种自然而然的1切应当按照我所期待发展的状态。这状态和萌萌哒的小娃娃有高度的重叠。
当下莫斯科保卫战已经结束，苏联红军开始全面反攻。反攻的部队不再能够依托莫斯科周边的铁路运输获取后勤物资，对苏联后勤部门非常不满。
基洛夫注意到苏联坦克工业人民委员，维亚切斯拉夫·亚历山德罗维奇·马雷舍夫看向自己，便微微点头示意。得到了基洛夫的信号，工程技术勤务上将马雷舍夫拿出了自己的方案，并且自信的说道：“总书记同志，我们已经开始在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开始的技术实践已经完全达成了目标。新技术全面使用的话，能够提升铁路运输效率。”
马雷舍夫的工作相当出色，苏共上层听到他说出“达成目标”的话，都感受到了1些宽慰。而马雷舍夫并没有夸大其词，他讲述了最近使用电子管计算机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上设置的两个自动化调配
以前的苏联铁路管理就是大量使用人力，加上配置了不少契卡反怠工人员，让苏联铁路能够正常运行。使用上电子管计算机后，铁路车头以及车皮运输的信号传输，有1部分直接传输到计算中心去，利用电子管计算机的自动处理能力进行处理。
这样的试验，等于是给苏联铁路提供了两套管理体系。是人就会犯错，机器却只有故障，以及人为操作的问题。电子管计算机自动控制，节省了大量人力，准确性也相当高。
以前某个车次不准时，对整个运行进行重编，需要大量人员与时间。新的管理方式靠计算机的告诉运行能力，在过去1个月内，试验点快速处理了上千次因为车次不准时而进行的运行表的调整。苏联方面只是增加了不到400名工作人员。可谓成果斐然。
而且解决的问题不仅是车次不准时，靠着管理系统，苏联铁路部门还立刻发现了数百件没有及时上报的车次延迟或者误发事件。如果是以前，解决这些事情需要大量电话电报联络，以及派人亲自到事发地点调查，实地解决。
有了计算机参与管理，各地的电报又都是标准信号，计算机就能自行处理信号。第1时间就发现了错误。立刻确定错误发车的车次，以及重编运行表。大大解决了问题。
马雷舍夫讲述完，有些苏共委员就黑着脸提出了问题，“那些发错了车的人员接受了惩处么？”
这种问题充满了俄罗斯风格。太多事情，不上秤连4两都不到。但是上了秤，1千斤都打不住。
在苏联有个不是笑话的笑话，想整1个人，就让他去负责铁路部门。不管这人多能干，多么尽忠职守。1年后，都会身败名裂，天下皆曰可杀。
出现车辆编组出问题，在苏联铁路系统是家常便饭。马雷舍夫没有提及这些事情之前，苏共上层也就当作没看到。但是马雷舍夫提出了这个问题，那就是另外1回事了。如果不严惩1下，怎么能证明苏共还在领导1切呢？
马雷舍夫知道自己被架到火上烤，他搞了新的管理系统，肯定会得罪铁路系统的人。这些人虽然也挨骂，背后却都是有人的。如果惩处了这些铁路系统的人，肯定会遭到那些背后人的反扑。
倒不是说马雷舍夫心疼那些出错的苏联铁路人员。现在是战争时期，铁路属于准军事单位，用的是军法。出了错，枪毙人也没啥问题。可马雷舍夫搞的技术进步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制造更多矛盾。所以当下的要务是与铁路更好合作，而不是居高临下的去惩处人员。
其他部门背后有人，马雷舍夫也不是孤军奋战，他看向了基洛夫。基洛夫支持马雷舍夫的新技术，自然要支持这些技术普及。果然，基洛夫开口了，他神色严肃，语气沉稳，“同志们，现阶段最重要的问题是打赢战争！1切为了战争！
对于后勤供应吃紧的问题，只有加强铁路运输，尽快让整个西伯利亚大铁路满负荷运行。以前搞这种运行遇到的技术问题，随着我国在电子管计算机上的突破而得到了解决的办法。我们当下要让新技术尽快在更大的范围内运行起来，凡是不利于尽快普及的行动，都是有害的。”
听基洛夫这么讲，那些与铁路运输有比较紧密关系的苏共高层都松了口气。他们方才其实有些紧张，战争时期的军法可不是开玩笑。而基洛夫的发言则是向大家表达了不会借题发挥的态度，至少不会让大家陷入到很为难的程度。
但基洛夫也不是那种无条件宽大的人，他继续说道：“但是那些阻碍新技术运行的做法将极大的损害赢得战争的效率，对此类行动，我们决不能放过。”
这种威胁是必须发出，因为基洛夫知道各个部门的利益很复杂。采取了全新的技术，意味着部门职权会遭到影响。任何部门都天然有着扩大本部门职权的倾向，如果不提出这样的要求，天知道铁路部门内部会出什么破事。基洛夫非得先把话说到位不可。
苏共高层们还不至于为了铁路的1点问题就阻碍新技术发展。既然基洛夫不准备搞事，又指出了当下的方向，苏共高层就接受了基洛夫的看法。
斯大林眼见基洛夫将此事处理的不错，顺势说道：“计算机的突破大大提升了苏联的管理能力。根据统计部门的报告，计算机在国民经济中的应用远超在军事上的应用。所以我认为有必要成立计算机工业人民委员会，用以进行计算机的研发与应用。”
听到有了新的职位，苏共高层都有些激动起来。1个新的部门，意味着巨大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就以马雷舍夫为例。原本苏联没有坦克工业人民委员会，自从设置了这个部门后，马雷舍夫干的不错，现在坦克工业人民委员会实际上已经主导了苏联的军工生产。
苏联计算机人民委员会1旦设立，肯定会成为1个重要部门，不少苏共高层都对此十分眼热，希望自己能够成为这个明显将长期存在的部门的领导者。
斯大林这次准备拉抬1把基洛夫，就问道：“基洛夫同志，你认为计算机工业人民委员会应该有什么样的职权？”
自从基洛夫回到莫斯科后，就再次负责国家经济工作，接触了电子管计算机后，对此非常乐观。既然斯大林要让基洛夫定调，基洛夫便长话短说，“以前我们的经济工作受限于大量数据传输以及处理的速度，在很多时候只能根据数据进行非常有限的计算。在应对问题的时候，没办法进行全面考虑。这不是同志们不努力，而是工作量太大，并且责任太重。更多依靠经验以及个人的判断来处理问题。
计算机并不能代替人来做判断，但是计算机可以处理大量数据，并且预先根据各种可能，制定出大量的运算模式。为政策制定，以及执行判断提供更全面的数据支持。
所以，我认为计算机工业人民委员会，其核心工作是研发计算机的技术与应用。各个部门的工作当中，要利用计算机提供的数据与方案。
既不能让计算机控制了同志们的判断，也不能让同志们在数据缺乏的情况下做出判断。计算机工作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是互相合作，整体提升政府管理能力与水平。”
基洛夫的看法可以说是相当的克制与谦逊，也很符合基洛夫的风格。苏共中央委员们并没有完全相信基洛夫的描述，却相信了基洛夫的态度。
毕竟，苏联的发展中，很多部门在建立之初，都是为了让整个国家运行更加高效，更加顺畅。但是随着局面的变化以及部门发展，那些最初服务型的部门为了提高效率，都大大扩张了自己的职权，从服务部门变成了某种领导部门。
克格勃就是很好的案例。克格勃是当年捷尔任斯基创立的“契卡（cheka）”及斯大林创建的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下属的国家安全总局。
契卡与内务人民委员会最初是为了经济与保卫部门，谁能想到随着经济发展，克格勃就成了处理各种比较麻烦的工作，进而扩大了自己的职权范围。到了战争爆发前的1942年初，克格勃主要人员居然是反偷渡反走私的工作。而未婚女青年怀孕的社会抚养问题，因为过于麻烦，也被扔给了克格勃这种超级强力组织来管理。
计算机工业人民委员会现在看也是1个服务型部门，但是这个部门很可能会归基洛夫管理。有了这么强大的靠山与背景，加上服务型部门的传统变化，苏共委员们都觉得计算机工业人民委员会在将来必然是1个拥有巨大权力的部门。
斯大林当然也知道这些，他见基洛夫的讲述完整，思路清晰。就提出让基洛夫负责筹备计算机工业人民委员会的创建工作。
斯大林手下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就是与每1个苏联部门进行合作的服务型部门，深知苏联“服务部门”发展经验的苏共中央委员们自然不会提出异议，尤其是基洛夫已经说明，计算机工业人民委员会将与每1个苏联部门进行合作，那就更不能提出异议了。
基洛夫好歹是以政策与统计数据与各部门合作，仅此1点，就比内务人民委员会要温和的多。如果反对基洛夫这种温和的做法，内务人民委员会这种强力部门大概就会主动上门进行谈心。
会议整体上好消息居多。等会议结束后，基洛夫就与马雷舍夫委员进行了工作会议。马雷舍夫被认为是苏联军事工业的天才管理者，甚至有种说法，马雷舍夫的大脑里有着整个苏联经济运行的所有数据，并且能够精准的调配。
这次会谈中，马雷舍夫并没有对自己的能力有任何讨论，反倒对电子管计算机做出了极高的评价，“基洛夫同志，您对于计算机应用的看法非常伟大。计算机最大的作用不是替代人，而是帮助原本没有能力制定计划，理解计划的人获得相关的能力与认知。”
这是工作会议，而不是制定发展方向的会议，所以马雷舍夫说的非常率直。
基洛夫完全能理解马雷舍夫的观点，他忍不住感叹道：“马雷舍夫委员，您认为中国大概是在什么时候搞出来的计算机？”
马雷舍夫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他当即答道：“我认为不会晚于1930年。因为那时候中国政府已经获得了电子管生产技术。”
基洛夫点点头，“您认为中国的高速发展，得到了计算机这个工具的多大帮助？”
马雷舍夫这次摇摇头，“基洛夫同志，我无法做出这方面的判断。因为何锐对于中国政治经济与工业的影响力太大，已经没办法用普通的标准区考虑。”
“那就说说你直觉的看法。”基洛夫还是希望得到更多视角的看法。因为马雷舍夫说的非常正确，只有将何锐这个变量从中国剔除出去，才能得到正常的中国发展方向。而那个正常发展方向下的中国将继续作为1个受到列强打压的国家而存在，绝不可能如现在这般，成为世界最强的国家之1。
马雷舍夫思索1阵后才答道：“中国工业发展最大的特异之处在于，出现了全新的电子、化工、航空等先进的技术……产业。这些产业都是在1926年后全面爆发，这些产业本身就需要中国拥有数量巨大的有良好技术积累的熟练工程师。但中国明显在1926年的时候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基洛夫注意到了马雷舍夫小小的中断，用“产业”这个词替换掉了“技术”这个词。虽然只是这么1个小小的替换，基洛夫就明白马雷舍夫的经济思路已经受到了中国特色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很大影响。
不过马雷舍夫接下来的论述让基洛夫的注意力又转移到了中国工业发展上。基洛夫问道：“委员是认为中国那时候就在依靠计算机辅助中国工业发展？”
“是的。”马雷舍夫说的斩钉截铁。
基洛夫有些吃惊。在没见识到电子管计算机之前，基洛夫反倒认为中国工业发展过程并不奇怪，甚至非常合理。从1928年中法经济全面合作后，中国从法国购买了大量技术，加上中国自己的巨大投资，大概在工业领域投入了等同100亿美元的工业投资。
苏联的工业发展，也只投入了相当于20亿美元而已。中国的工业投资额度是苏联的5倍，肯定会有更多的成果。
但是1想到中国的计算机发展，基洛夫又看到了另1个世界。那就是中国不仅投资量远超苏联，其工业发展的“质”，可是更加超出了苏联。
中国的工业发展，远比基洛夫之前所想到的更加有深度，也更加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