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还是老的辣，这句老话，在这种新旧之交的时代里，未必正确。
只不过徐涛这种老头儿，属于是大顺商人中的特殊人群。
对走私、走私转正为合法、贸易、国家力量行政干预贸易之类的事，经历的太多，太容易理解这其中的道道。
大顺的对日贸易的海商，算是大顺商人中很特殊的一个群体，尤其是刘钰之前就搞对日贸易的海商。
他们经历过明末战乱结束、经济恢复，国家缺货币的时候，拿着朝廷的固定价去日本买铜。当过朝廷的买办——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中国经济总量太大，是真的缺货币。而大顺的这些大臣，虽然不懂经济学，但也不至于混到跟朝鲜似的，要搞全面取消货币政策，只能去日本买铜回来铸币，以应对战乱恢复后的本国经济。
经历过日本贸易黄金时代最后余晖，掌控着铜的定价权，拿着比日本的开采熔炼价还低的铜块，因为日本商人可以用生丝来补这部分赔的差价——类似于历史上英国东印度公司让清朝十三行买办用赔本价卖呢绒，从茶叶上找。
经历过一夜之间日本收紧了金银贵金属出口的政策影响，不只是徐涛的大儿子走私被日本海防炮台打死这么简单，更有朝廷定死了铜价，以至于许多为朝廷办铜的官方买办在日本拿回铜定价权后倾家荡产的惨事——朝廷按照当年日本没有贸易信牌时候的铜价定的，而朝廷官僚向来反应迟钝，不会因为铜价上涨就说多给这些买办点钱。
最终经历了刘钰一手把“走私”变成“合法”贸易的过程。
他们对垄断、走私、行政干预、关税的理解，是和其余商人不同的。
因为说的好听点，他们是海商。难听点，就是走私贩子、海盗、上岸之后才是商人。
和那些坐在家里收钱的茶叶贩子，真不一样。
所以徐亨说，荷兰的那个j.j.vout&sons组织可以卖走私品、路子野、效率高的时候，徐涛对此并不认为是长久之计。
因为他经历过类似的事。
当年日本那边也有专门的走私集团，但很快，那些走私集团垄断了出货渠道后，就会携路径以要价，压低了他们走私品的价格。
市场渠道垄断，依旧也是一种垄断。
这一点，徐涛虽然不懂专业的词汇，但他早年在日本贸易的经历，让他对此看的很透彻。
所以他认定，自己都能看明白的事，刘钰不可能看不到。
以他这些年对刘钰贸易风格的了解，知道刘钰是绝对不喜欢被人捏住卵蛋的，不管是供货还是销售，都是如此。
是以，早晚要打的。
经历过这么多，也使得徐家早早抱住了刘钰。
徐涛算是商人阶层中阶级意识觉醒比较早的那批人，理论上，所谓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觉醒，指的是：作为统治阶级，制定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法律，把权力和钱绑定，权力不能世袭、但金钱可以世袭，法律要保护商人的资产，允许最大程度的资本的自由。
但，大顺自有国情在此。商人阶层中的聪明人，像徐涛这样的，心里是有点逼数的，看看松江府驻扎的两万野战精锐，这明显不现实。
所以大顺特色的商人阶层的阶级意识觉醒，到此时，只能到徐涛这种程度：海外贸易的规模和周转资金越大，自己的地位才能越稳固。
是爹味很浓的那种觉醒：士大夫是亲儿子，自己像是捡来的，自己这个捡来的儿子，得好好干，证明自己对家很重要，爹才能认可、疼爱、夸两句。当然爹要是全国人民，这就是公仆了；关键现在爹是皇权，是朝廷。
对外扩张的高额开支，不是现在残废的大顺中央财政体系能支付的起的，只有依靠股份制将众人的资本聚拢起来，才能支付下南洋、拓商贸的开支。否则，一年几千万两的开支周转能把皇帝的白头发都愁出来。
而一旦依靠股份制将民间资本聚拢，朝廷就不得不出台一些政策，保护这些商人的一部分权利。
包括这一次皇帝南巡，要修淮河，从盐商那里要了钱，但却允许松江府商人“滚”去南洋，错开皇帝幸南洋的时间，这就是一种态度。
这也就是徐涛对儿子说的所谓“与国公的路线，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当然，这里面也有刘钰当年对日走私的一部分“功劳”。
徐涛有些话，“为尊者讳”，并没有全和儿子说。
他心里想着，真要是口岸通商贸易，会变成什么样，那可真是有现成的样板。
当年国公对日走私的时候，我们对战马、兵器、盔甲、兵书、地图、骑射武人之类的东西，碰都不敢碰。
谁碰谁死。
别的事当年海关都是收了钱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个事是真的不行，要不然日本那边也不会开那么高的价码了。不但这边弄不到，连比大顺这边之前的海关更腐败无能的朝鲜那边，都没人敢碰。
国公一出马，有着官方身份，各路关系，战马地图骑射武人兵书图册，啥都敢运，谁人敢问？
所以是国公本事大，因而才能从江户那拿到将近四分之三的贸易信牌吗？要是自己也能运战马、兵器、兵书，而不被海关抓着杀头抄家，自己就拿不到长崎奉行的四分之三贸易信牌吗？
这是能力问题吗？这明显是爹的问题嘛。
这样的样板在这摆着，让徐涛对大顺要搞口岸通商会搞成什么样，心知肚明。
所以他是最为死忠于刘钰的对外扩张的路线和政策的。
不是因为他武德充沛、有开拓精神，只是单纯的明白自己的爹不是世袭国公侯伯子。
徐涛觉得自己老了，活不了多久了。所以他希望自己选定接班的小儿子，能够明白，家族的利益到底在什么地方。
要么极端激进，极力支持刘钰的扩军、高积累高投入、适当相对低的年息回报率。
要么极端保守，把所有的股票家产变现，去乡间买地，耕读传家，从商人转型为士绅士大夫。
既不极端保守走转型士绅的路，又不极端激进走对外扩张的路，却一边当着商人、一边又认为最好还是口岸通商坐地收钱减少成本，那就真是脑子里面进水了。
在将自己的人生阅历融汇的这些见识传递给儿子后，徐涛最后问道：“你觉得，国公知不知道西洋贸易的利润率大约是多少？知不知道赶在欧洲战争结束前第一次办的西洋贸易会大赚？”
徐亨连忙点头，心道这还用说吗？连英国那边的阶层收入考察都做了的，哪能不确定会赚钱呢？
徐涛又问：“既然如此，以国公的信誉、和这些年投资的狂热，为什么他非要在西洋贸易公司成立前，定一个最低股息呢？他不定这个最低股息，以他这几年折腾的对日、虾夷、南洋等贸易来看，会募不到钱吗？”
徐亨沉吟许久，试探着回道：“父亲，国公是希望大家接受被其监管？做个承诺，以此交换？”
徐涛大笑道：“傻儿子啊，你真是不知道之前到底是什么样，把现在松江府的一切当成理所当然了。”
“交换？承诺？”
“朝廷真要监管，需要你同意吗？你不同意，朝廷就不监管了？朝廷对盐商这么讲理过吗？”
“你以为你是谁？士绅读书人可以罢考来抗议，可以哭庙，可以哭陵，朝廷不得不退一步。商人能干什么？朝廷凭什么和你讲道理？”
徐亨年轻，从长大接触商贸的时候，松江府就已经和别处不同了。
就像他学的另起炉灶的新学一样，没有验证、理论计算、实验讨论的过程，只是填鸭似的教他们引力、地球、豌豆、分子原子这些东西，使得他们自小就觉得这一切是理所当然的道理。
他长大后的松江府，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情况，仿佛种种诸如有限责任、股份责任、股东权利之类的东西，都是理所当然的一样，似乎世界就是这么运转的，就像是他觉得地球就是围绕着太阳转动是小孩子都该知道的常识一样。
然而徐涛不是在这样的理所当然的环境中长大的。
徐涛很清楚，朝廷真要监管商人，根本不需要什么给出个最低股息的承诺，来换取商人的接受，完全不需要。
只是一句话的事。
甚至，朝廷一句话，就能让松江府的对外贸易彻底完蛋，转移到广州、福建、漳州。
“国公之所以给出最低股息，并且询问大家是否能够接受，是因为他打心眼里就不准备把利润全都作为股息分掉，而是准备高积累、高投入。维系一个你我能接受的、食之有点味道但不是很有味道、弃之却绝对可惜舍不得的股息。”
“你再想想，国公这些年在松江府都折腾了些什么？”
“在国税增收取缔地方摊派之后，效仿荆公制度的青苗贷，在松江府也有了；青苗贷搞出来的第一天，就制定了松江府借贷要严查九出十三归的阴阳借贷，小农可以向青苗贷借；规定了松江府的地租最高不得超过四成；向看王八蛋似的盯着我们的金钱不准流向买地……”
“这一切，都在逼我们不得不接受他给出的最低股息承诺。不接受，退了股，这钱就是死的。”
“在国公搞这一系列政策之前，他给的股息承诺，我们多少有几分碍于面子接受。可现在，这就不是碍于面子了，而是心甘情愿兴高采烈的接受了。很难放高利贷、很难买地、就算买地地价也高租子又从六降到了四……这钱，要么搞西洋贸易、要么去南洋虾夷鲸海、要么投入到铁矿煤矿机械上，否则能去哪？”
“前一阵不是办了个大案吗？有在名单上的人不信邪，非要偷偷在外省买地，结果被查出来了，结果怎么样呢？”
“他有罪吗？《大顺律》哪条规定了，不能买地？可这边打了招呼，那边地方官随便一办，就是个‘强买强卖、趁灾掠田’的案子。”
“你不要只看贸易公司这点事，你要把这几年松江府的种种改革连在一起看。二十年前，谁跟我说年息12%，我看都不看一眼，丢不起那人，没做过利这么低的买卖，我就算按照《大顺律》定的息放贷，一年还36%呢；现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