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英国人对印度土地制度、基层税收的理解，大顺这边如牛二这样的人，其实理解的更深刻一些。
英国的情况，和大顺这边完全不同，甚至和整个亚洲古老帝国区的情况都不同。
生搬硬套，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之所以说大顺如果主动出击、开启侵略和殖民，至少在亚洲问题上比英国人看的透彻,从历史上的一件事就能看出来端倪。
历史上1768年开始的孟加拉大灾荒，最常见的场景，就是一个村子的税是固定的，而村子里有人逃亡之后，土地税全都压在了没逃亡的人身上，最终没逃亡的人也只能选择逃亡。
大顺作为一个经历过明末那场灾荒、并且是从明末那场灾荒中崛起的政权，对这种连锁反应简直不要太熟悉。
大明末期,在很多士大夫的记录上,都能看到这种逃亡之后税全压在没逃亡的人身上，最终招致溃烂似的大逃亡的流民场景。
英国人最开始并不能理解印度传统的柴明达尔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如果以极简的方式描绘一下莫卧儿帝国以来孟加拉地区的治理和税收制度，大约是这样的。
孟加拉因为地理位置和贸易的关系，比较早有了从实物税进化到货币税的条件。
孟加拉不再征收实物税，开始征税货币税。
末期总督，进行了土地改革。
将孟加拉本地的豪强，强行迁到了相对贫瘠的奥里萨地区；使得政府掌控的孟加拉土地增加，然后派遣税吏去征税，而不是让控制土地的豪强纳税。使得政府税收迅速增加。
货币税代替了实物税。
银行家、高利贷者、商人阶层开始崛起。
税吏代表政府，在驱逐了原本豪强的地方征税，很快这些政府官员中的一些人，取代了原本豪强的地位，因为毕竟没有一个稳定的科举制和稳定的中央政权，他们在地方扎了根。
崛起的税吏、商人阶层、高利贷者等,想要固定自己的利益，于是联合了西拉杰的外祖父,新兴阶层和军事贵族合作,干掉了原来的节度使，政变上位。
为酬功劳，确定了原本税吏、高利贷者、官员等的地位，达成了一个军事贵族、金融集团、原本的税收官吏这三方合作的新统治集团。
一部分原本的税收官员，摇身一变，成为世袭的地方势力。
这种东西，叫寡头也行、叫新豪强也行，差毬不多的玩意儿。都是在改革和混乱中，攫取了巨大利益的一群人。
孟加拉之前的财政收入，每年大约是1600万银卢比。其中在改革和政变中新崛起的15个寡头，缴纳了1100万卢比。
除了包给英国人的加尔各答，剩下的14个寡头里，4个是旧时代的封建王公，老牌地方势力；6个是原本的政府官员，通过改革期间的侵吞土地然后世袭化；1个是军功新贵，靠自己打出来的，因功受赏；剩下的都是金融家，商人，在改革和之后的混乱中，通过放贷、柴明达尔征税权抵押、土地质押等方式，成功上位。
这14家寡头，承担了大约60%的税收。他们和军事贵族的同盟，是旧孟加拉的统治基础。
莫卧儿帝国末期，孟加拉的一系列改革中，受益最大的两个群体，一个是前政府官员、另一个就是金融资本。
对大顺而言，这种问题想要避免，根据传统，自然是依靠科举制度、明确的官员选拔、异地上任制、充足的生员举人等后备官僚储备，来解决这些问题。
孟加拉是没有这一套制度的，官员是可以被统治者随时替换的，所以这些人与新的军事集团合作，推翻了上一任节度使。代价就是西拉杰的姥爷，要承认这些官员取得的柴明达尔征税区的合法性和世袭寡头的地位。
因为奥朗则布和马拉塔人的战争，国库不足，于是派了改革派总督来孟加拉改革；改革的方向是驱逐当地豪强、用官僚代替当地旧贵族、清查土地；莫卧儿炸了，节度使自立，官僚集团想要把“被任职”变为“世袭”，与新的军方势力合作，推翻旧节度使，获得世袭寡头地位。
原本的中小柴明达尔，在这次改革和混乱中，纷纷完蛋。大鱼吃小鱼，最终搞出来了14个大柴明达尔。
这个过程，在于中小柴明达尔是没有话语权的，他们没有避税和逃税的能力。
而那些寡头集团，是有避税和逃税能力的，最终结果就是大量的农民，选择迁到有能力的大柴明达尔的手下。
入乡随俗，是很简单的。
如果大顺只是来收税，真的很简单。
就算不进行任何改革，只是继承缘由的税收标准，一年1600万卢比，一个小小的孟加拉，其实已经很多了。库平两和卢比的含银量对比，大约是一半一半，在3比8之上。
况且这还只是一个孟加拉。
而且这里的气候条件、耕地数量，其实比大顺的大部分地区好的多。历史上，1800年代，这里困穷农的标准，是一户15比格，也就是60亩地；而安逸小农的标准是45比格，也就是180亩。
毕竟，印度次大陆的可耕地面积，比大顺的核心区，要多的多的多，但人口现在和大顺还差好大一截。
应该说，可压榨程度还是很深的。
但牛二显然并不想简单地入乡随俗，只是来收点税。
某种程度上来说，牛二更像是大顺国内的一些“真正的儒生”，都期待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区别只是，大顺国内那些儒生念的经，是十三经。里面对于美好世界的构想，依托的是商周时候的经济基础所幻想出来的。
他们在王莽时代尝试过，但失败了。
而牛二这群人，他们所看到的未来，所希冀的将来，是刘钰这些年潜移默化灌输给他们的、一种截然不同于十三经的、适应此时生产力水平的未来。
至于这个未来的主体，是谁，自然有分歧。
是整个天下的人民？是国内基本盘的百姓？是诸夏之民？是农民？是商人？是资本？还是别的什么……
他们这种人内部，是有分歧的，但大部分人迷迷糊糊地构建出了一个抽象的“国家”概念。
在他们所理解的未来中，或者他们所理解的“三代之治”中，印度的模样，应该是刘钰这些年一直给他们所灌输的那种——为大顺提供棉纱、稻米、黄麻；同时为大顺的工商业，提供一个购买商品的市场。
皇帝想要在印度征税，这没有问题。
问题在于，单纯地在印度收税，是否更接近在他们头脑中已经逐渐成型的那个模糊的未来的模样？
真正的儒生，是有信仰的，一直在追求接近三代之治；如同真正的传教士，他们也是有信仰的，一直在追求地上天国。
牛二也是有信仰的，虽然他自己并不知道自己信仰的玩意儿到底是什么，但其实和三代之治、地上天国有些类似，都是一个对未来的美好的设想。
而这个美好未来的地上表现，更接近与改革后的松苏，而不是改革前的大顺。
至于具体的制度、法令、权利、人、皇权、地主，这些制度革命、文化上革命的东西，他脑袋里是模糊的、不甚清晰的。
但大致的、仿佛是空中楼阁一般的抽象的构想，却又是清晰的。
比如让大顺的工商业从业人数不断增加、比如让男耕女织之外还有别的生路、比如用大顺的棉布换取稻米……大致是只有一条腿走路的、纯粹的工业革命和世界贸易殖民主义的构想。
即便这样，其实牛二这种想法，在大顺帝国的角度来看，也算是有“反贼”潜质的。
因为皇帝，或者说皇权，怕的就是“有一个更好的未来”这种想法。
如果“更好的未来”是对的，并且应该这么做，那么如果将来某一天，有人发现，没有皇帝更好呢？
皇帝带着这些有想法的人，向着美好的未来狂奔，固然大家都赞叹英明神武。
可万一，这些有想法的人觉得，妈了个巴子的皇帝能不能干明白？走错路了！届时怎么办呢？
牛二对未来的构想，和刘钰不同。
但他受刘钰影响多年，也是有一套自己的想法的。
这套想法里的构成中，包括印度。
印度的存在，应该是这样的：
一个广阔的原材料产地，为大顺的工商业发展提供原材料。
一个广阔的消费市场，为大顺至少容纳与之相关的工商业从业家庭总人口大约千余万人。
一个巨大的税源地，并且大量的稻米等产出，保证这些收税收到的钱，能买到稻米、大顺的棉布等物资。
然后，每年为大顺提供两三千万两左右的白银。
大顺朝廷，用这笔白银，组建一支“不需要武装、不需要大炮、不需要装饰、最大程度容纳货物和人员、便宜的”舰队。
一支大约三五千艘这样的皮薄馅大的大肚帆船的舰队。
完全不去考虑贸易、利润等等这些东西，利用这样一支规模庞大的舰队，朝廷管控、朝廷出钱，每年向南大洋、北美，移民个百十万人。
从而解决掉日益严重的人地矛盾。
至于剩下的，在牛二看来，完全都不用管。遭灾了，或者人口过多了、或者佃户太多之类的，通通装船，送到南大洋和北美。
一年两三千万两的白银，是养得起一支三五千艘大肚船舰队的。当然前提得是印度不能只作为收税地，而是要做原材料产地促进大顺的工商业发展。
否则白银增多，而生产不增多，这样的白银，并不是牛二所理解的、被刘钰所灌输的“财富”概念。
在牛二看来，诸多矛盾，都可以通过移民和发展来缓解。朝廷狠下心来，打下印度后，踏踏实实移民五十年，这国家不就好了吗？百姓都能吃饱饭、穿上衣，不就永远没有造反、流民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