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哈马的会面结束后，托马斯·汉考克选择前往宾夕法尼亚，去拜访自己的一些老朋友。
此时他在整个北美的商业圈子里已经相当有名望了。
不只是因为他的资产，更因为开战之初的驱逐阿卡迪亚人的暴行中，他的胆大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更是成为了商业偶像——在其余的船主还在小心翼翼一船装几十人、最多百十人的时候，他就果决地用运送奴隶的方式一船装三四百人，中途还往海里扔了七八百人，节省了食物费用，这象征了一种敢于突破窠臼、勇于冒险的商业精神。
费城作为十三州中心的县城，老汉考克正需要前往那里去和一些做走私、茶叶、奴隶等贸易的商人见个面，准备这场参与瓜分东印度公司商品专营权的盛宴。
而他的侄子，历史上在宣言上第一个签名的约翰·汉考克，则和商船一起返回了波士顿。
汉考克公司，就像是此时一些贵族的庄园或者家庭有管家、亦或者像后世的公司有职业经理人，很多细节上的东西，自有专业的人处理。
托马斯·汉考克是希望小汉考克接手自己的公司的，这种细节上的东西，当然需要学习，以防止底下的人、或者说职业经理人把他们坑死、把钱坑走。
但更多的，还是希望他学一下这种在战争期间，主动和敌国接触走私贸易的商业眼界。
此时的北美，就是这样一个时代。
广泛的自耕农、大量的小资产者，只要抓住机会，就有可能先人一步，掌握更多的商业资源、政治资源。因为自耕农和小资产者，就像是地里的土豆一样，一个是一个，很容易成为一群没有群体意识的迷途羔羊，被牧羊人的指挥棒指挥着东走西窜，并把这种跟着别人指挥棒东走西窜的行为误解为自己的自我意志。
而汉考克家族，本来也是经营“印刷业、报纸业”的。
在纸张和印刷术时代，谁掌握了印刷业，谁就能掌控舆论。毕竟大明白莲教起义，也知道先印刷文书，而且是去找皇家控制的印书局印刷，那里技术好，印出来的质量好。
现在小汉考克手里拿到了大顺这边专业总结出来的《以民为本的新贸易体系》这样的小册子，印刷固然是可以印刷的，但在印刷之前，约翰·汉考克还需要找当地一些有头有脸的人询问一番。
此时的波士顿，并不大。
人口也就一万出头，当然指的是算人的人，这样的人口放在大顺这边……不好说是个大点的村子，但是也就是个乡镇级别。
这就是个标准的熟人社会，熟人社区。
一万出头的人口，很容易想象出来这种城镇的状态。
他二大爷是兽医，基本在这种万把人的乡镇就算是名流了；他家是卖茶叶的；他家是开印刷厂的；他家是卖苹果的；他家有势力是干走私的；他的是医生；他的的炸鱼可好吃了……
基本就是这么一种状态。
除了那些真正的透明人，但凡你在这里是干兽医的，都算是社会上的名流了。就像大村子的人，可能未必认识村子里所有的人，但肯定认得村卫生所的人。
北美的社会，就是以这样一种熟人社会、熟人社区为基础而存在的。不管是此时的乡村，还是城市，毕竟大城市也就万把人口……说句不好听的，万把人口的地方，打群架都打不起来，这边叫来一群人、那边叫来一群人，发现都认识。
在处理完了公司的事务后，约翰·汉考克沿着国王路，走到了他常来的一家酒馆。
这家酒馆并不大。
但是招牌很别致。
三串镀金的葡萄标志，挂在酒馆的门口，吸引着过往的客人。甚至名义也俗的很，就叫葡萄串酒馆。
但就像后世中国北方的一些村庄，可能会有好几个小卖店，但肯定会有一个小卖店，每天都有很多人蹲在里面喝啤酒、打扑克、或者联络下找人明天帮忙干点活。熟人社会都是这样的。
这个葡萄串酒馆也是如此。
这是此时波士顿三家最出名的“政治、闲扯淡、联络、赌博、买卖奴隶和政治运动”的社交场所之一。
除了葡萄串酒馆，剩下两家是是波士顿交易所，和王冠咖啡茶馆。
这所酒馆并不大，甚至都没活着看到19世纪，但在后世美国的历史中却很出名。华盛顿、拉法耶特侯爵、史塔克将军等，都在这里酩酊大醉过。
这座酒馆开办的时候，李自成正在为争取自由和生存而战，迄今也开了百余年了——如果按照此时英国哲学的那一套来说，不交税不纳粮不是财产权，而是用“自由”这个词来去除其恶俗的铜臭味。
而那时候，这座酒馆存在的意义，是为了方面人们“在波士顿寻找奴隶劳动力”。
现在也是如此。
买卖奴隶的人，每每散了交易，便来这里，排除几枚大钱，喝上几杯酒。若是肯多花一些钱，便可穿过长廊去后面的小屋，自有别的服务，但若不喜欢黑人那不免就要排队。
这座以买卖奴隶而成为波士顿最好的酒馆，此时谈论最多的词，居然是“自由”。
谈多了自由。
所以这里的吧台，可以买到任何的违禁品。
不交关税的马都拉葡萄酒，上面贴着正牌的“Vho
da
Roda”标志，虽然都是走私货，但酒馆老板总能拿出合法纳税的票据，票据上纳税的25桶，似乎怎么也喝不完。
按说不该出现在这里的法国白兰地，也以“海盗商品”的名义，公开销售。
当然，更多的，还是本地产的便宜的朗姆酒。“感谢”法国人的白兰地产业保护政策，使得法国的蜜糖比英国甘蔗园的蜜糖便宜一大半，使得这里的朗姆酒产业快速地发展起来。
奴隶买卖、走私、海盗之类的交谈，夹杂着自由、爱国、权利之类的哲学，交织在一起，竟似乎并不违和，彰显出一幅魔幻的画卷。
实际上，葡萄串酒馆作为波士顿最早的三家公共场所之一，在马萨诸塞州参与了上次的人参战争后，就已经成为了反英人士的聚集地。
上一次和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一起爆发在北美的人参站长，马萨诸塞州是北美最悲催的一个州。
当时正值刘钰祸害高丽参、收购北美西洋参和貂皮的时候，马萨诸塞州的州政府，发行了大量的纸币，募集民兵，参与了人参战争。
但结果就是被大顺提供了武器的印第安人，在森林里伏击；被大顺“租借”给法国、同时退还了海军教官的巡航舰，在印度夺取了胜利。
最终，英国东印度公司，以无可争议的姿态，告诉了马萨诸塞州这群人：傻吊，老子才是统治阶级。
英国用北美攻占的城堡，交换了印度被法国人攻占的城堡。
最终直接导致了马萨诸塞州的纸币大贬值，因为当时发钞的时候，就是一群大商人一起超发的，觉得将来打下北边，那人参貂皮不有的是？去中国，那还不是一船船的银子？此时超发货币，是以将来的人参貂皮贸易为锚的。
结果英国政府更爱东印度公司，这纸钞能不贬值吗？
如今，本杰明·富兰克林，正在伦敦争取这些纸钞可以用于交易的事。而被这些纸钞坑的不轻的马萨诸塞州人，自是对英国政府一肚子的不满。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不满。
那些还有这朴素爱国情怀的、或者没收那些纸钞的，此时都在王冠咖啡和茶馆聚集。
而这些不满的，则都聚集在葡萄串酒馆。
波士顿的三个最有名的“政治中心”，交易所是做生意的，赚钱这种事谁都可以去；葡萄串酒馆是反英的；王冠咖啡和茶馆是亲英的。
约翰·汉考克走进酒馆的时候，看到了他的一个熟人正在那宣讲着什么，那是他在哈佛的校友，同学。
不过，其实，不管是宣讲的，还是在那听的，约翰·汉考克其实基本都认识。
毕竟，这就是个万把人口的小镇，而这么小的镇子，岁数差不多的年轻人，互相之间也不太可能不认识。
小时候没一起弹过弹珠，也一起尿过尿，或者互相抓过头发。
比如，此时正在那宣讲的，是波士顿的医生、汉考克在哈佛时候的校友，约瑟夫·沃伦。
后来的历史上，他的名字被永恒地记录在那副著名的《沃伦战死在邦克山战役》的油画上，成为了美国塑造民族认同和民族集体意识的英雄人物之一。
比如，此时在选讲台旁边，点了一杯朗姆酒，正在那叫好的，是镇上的银匠，保罗·利威尔。
后来的历史上，他最出名的事迹，是他骑着马星夜赶往列克星敦，告诉那里的人英军可能要动手，打响了北美反抗的第一枪。
更旁边一个微笑着点头的年纪大一些的绅士，是镇上的税务官，镇上最好的人，塞缪尔·亚当斯。因为他作为税务官既不收税也不记账。
后来的历史上，他被称作美国革命之父。因为他在“注经”、“释经”上，出力最大，敏锐地发现问题的关键，不是英国收多少税，他是第一个抹去了“税收”而转用“自由”这个经书的高手——问题的关键，不是收多少税。不要谈细节，问就是他今天能收三便士、那么明天就能收300万。一旦谈到细节，那么辩经就失败了。必须要用大而化之的自由，代替明确的财产权；要用抽象的“crisis”，代替具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