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很多年前，大顺还在睡着的时候。
笛福面对着东印度公司的进口东方棉布对英国呢绒纺织业的冲击，用有些夸张的笔触，描绘着普遍萧条、无业苦难、贫困痛苦。等到两次棉布禁止令出台后，他毫不吝啬夸奖着棉布禁止令的效果，说是伦敦的纺织业一下子活了过来。
很多很多年前，大顺半睡半醒的时候。
荷兰的手工业者、行会、农民们，看着阿姆斯特丹繁荣的金融业和航运业、看着各个城市的寡头商人们一点点用金融吞噬着过去的一切，绝望中把奥兰治家族，看成真正的救星，希望奥兰治家族能够救救他们，限制进口和金融业，不要再让来顿纺织业崩溃的故事重演。
很多很多年前，大顺刚睡醒的时候。
法国的细木匠协会、漆器工人联合会、丝织协会，集体请愿陈词。希望东印度公司，不要再从东方运来那些漆器、家具、丝绸了。再运的话，大家真的活不下去了。于是财政大臣特别给东印度公司写信，告戒他们：我不是反对你们盈利，也不是反对你们的贸易，我只是提醒你们，你们继续这么干会引发极大的反弹。
是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大顺即便刚醒来的时候，依旧不是工业对手工业的碾压，仅仅是手工业对手工业的碾压。
然而老马说过的：在手工业工场时代，海战夺取商业霸权、商业霸权才能带来工业发展。等到工业时代，金融资本才会成为工业资本的附庸。
这句话是如此的正确。
因为，1800年之前的世界，根本不存在一个后人臆想出来的“工业对手工业”的碾压。
1800年之前的世界，是如老马所言：以重税、保护制度、殖民、勐造舰。造舰打赢商业战争，获取商业霸权，以商业资本的统治逻辑，带动本国的工业发展。
东方发达的手工业，败在了欧洲更高效的集权、更强势的暴力机器、更科学训练的军队手里。
商业资本获得统治的地方，以必然的劫夺制，摧毁了旧秩序——印度不是死在工业对手工业的碾压上，印度是死在了舰队、军队和商业资本的劫夺制统治下。
但是。
此时，蒸汽时代，工业时代，已经悄然来临。
于是，当大顺先发地区一点点从手工业工场向大工业工厂的转型，比之前手工业时代更大的麻烦，也来临了。
《第一氏族》
大顺这边有工业，有人口，有商业霸权获取的市场，有需要开发的土地，也有开发土地所需的大量廉价劳动力。
于是，欧洲不只是之前手工业工场时代，大顺凭借手工业两千年优势和白银购买力汇率差导致的“打着自由贸易旗号”的真正重商主义对欧洲重商主义的冲击。
更带来了欧洲的大量资本，涌向大顺，成为了实业的附庸。
廉价的劳动力，哪怕是投资土地种黄豆、哪怕是在扶桑金山谷地种棉花，这也比在欧洲投资回报率更高。
因为，大顺这边的人口、劳动力价格、政策等因素，为资本主义这个社会关系提供了更适合的条件。
这两个问题叠加在一起，使得欧洲这几年的日子……一些人真的好过，而一些人是真的很难过。
金融业在发财、航运业在发财、进口商人在发财，他们的日子当然越过越好，成为了支持大顺主导的自由贸易，或者说“国家贸易体系下的自然秩序”这个新礼法的天下的在欧洲的忠诚者。
可同样的，他们好过，却有人难过，过的越来越差。
过的越来越差的人，很多。
而启蒙运动中心区域的重农学派，又搞了几波激进的改革。
于是，反弹的力量极大。
这，也就是年轻的拿破仑内心复杂的原因。
乱世将至，若有机会，一个低阶的小贵族或许可以在时代浪潮中，荡到在旧礼乐下想都不敢想的地位。
可乱世之中，大顺虎视眈眈。
就像是一头恐怖的、饥饿的野兽，疯狂地吞噬着欧洲的一切。
棉纺织业。
金融。
白银。
木器业。
丝绸业。
陶瓷业。
咖啡产业……
说好的绝对优势、相对优势呢？
除了加勒比的糖、除了法国的葡萄酒……除此之外，法国还有什么相对优势？而即便是这些东西，比如葡萄酒，面对着替代品的冲击；而糖，则纯粹是因为运输成本太高，否则真就如休谟所言，若无大洋做天然关税，整个欧洲到处都会弥漫着中国制造的商品。
几十年了。
大顺让欧洲寻找绝对优势和相对优势。
可是，似乎，这些，并不存在。
失业。
混乱。
绝望。
手工业者的破产。
本国的工业资本面对着倾销一点点地毁灭，根本建不起来。
大顺这边的人说，这是阵痛。
因为你们欧洲的白银黄金太多了。
而根据刘玉的国家财富的理论，白银和黄金根本不是财富。
所以，只要你们的白银黄金持续流出，再坚持坚持，坚持到欧洲的人均存银量和大顺的人均存银量一样多，那么好时代就要来了！
泡沫褪去，你们欧洲才能找到自己的绝对优势和相对优势。
可这阵痛，太痛了。
不只是商品倾销的问题、也不知是资本疯狂往东方流动的问题。
还有白银黄金大量外流，导致欧洲出现了严重的货币不足，到处都是混乱——这不是个印钱的时代，这是个金银贵金属的时代。
这些混乱，是否算是这个人所造成的呢？
这是宏观上的。
而更为直接的视角下，更是产生了一种让欧洲人恐惧的状况。
比如此时拿破仑所处的这个名为明尼穆兰的法国城市。
河，就是边界。
河的对岸，就是大顺的边境城市。
然而五十年前，这里并没有城市。
现在，这里却出现了上万人口的城市，利用着这里的瀑布水力，磨坊、锯木厂、造船、小麦加工、面粉、酿酒等等行业，疯狂地发展起来。
五十年前，大顺只有少量的人在北美的西海岸，甚至更多的还只是搞毛皮贸易的船队。
但现在，伴随着金银矿的开采、伴随着棉花酿酒业的发展、以及更多的人口迁徙。
已然出现了两个超过二十万人口的大型城市。
一个枫林湾，一个金山。
而二十万人口，在不及之前的欧洲，还意味着这得是阿姆斯特丹、伦敦、巴黎这样的城市。
好望角，五十年前，只有少量的中国移民，在那里种柠檬，为后来大顺参与一战做准备。
而现在，那里却已经拥有了将近三十万人口。
似乎，中国的人口是无限的。他们正在寻找每一处可以耕种的土地，并在这里扎根生存。
法国人和大顺这边，争了那么久，最终修铁路的时候，选择了攻击大顺在自己反对自己参与制定的公制单位，因此法国要修铁路必须要修公制单位的一公尺轨道……
所谓公制单位，还是反对大顺用复古六尺，都是表象。真正的原因，很多人都清楚，为了防止铁路连通下的大顺日后的进攻。
如今，已经有法国人开始反问：当年的一战，我们真的打赢了吗？一战真正的胜利者，到底是谁？
的确，法国人保住了北美。
因为法国保住了北美，于是十三州的反抗意愿迅速降低，面对着大顺和法国的威胁，英国得以完成了对十三州的改革和控制。
于是，法国就需要更加的和大顺绑定，因为十三州的人口数百万，而法国在这里的人口太少了，这需要大顺的帮助。
毛皮商人、人参商人，也乐于这种绑定。
然而绑定的越深，法国人终于发现：清教徒固然是个威胁，因为他们人口数百万；可大顺这个新来的，在短短三五十年内，也在北美拥有了数百万的人口。
的确，大顺敲碎了英国的《航海条例》和《商品列举法》。
自由贸易的号角，在大西洋上飘荡。
然而，法国人欣喜之后，却发现，法国几乎什么都没有得到。
荷兰的资本，涌向了大顺而不是法国。
北美的市场，充斥着大顺的棉布和茶叶。
法国廉价蜜糖酿造的新英格兰葡萄酒、爱尔兰移民酿造的威士忌，顶的法国的葡萄酒根本无法在北美获得市场。
大顺的工艺品、漆器、木器、扇子等轻工产品，在来茵河河道的帮助下，将法国的彷制品压的根本没有生存空间。
三角贸易，大顺成为了三角贸易的工业品提供者。
的确，大顺不参与奴隶贸易，也挤不进去，但是，奴隶贩子们却会优先选择大顺的工业品，因为更便宜、利润更高。
最直观的表现，就是法国人这些年，一直热衷于投机，金融，因为法国人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太好的投资方向。
被科尔贝尔主义影响深远的法国尚且如此，其余国家又将如何？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欧洲的“所谓新启蒙”派，滴滴咕咕地开始念叨蒙古西征的故事。仿佛那些呼麦的声响，附着在了棉布、瓷器、茶叶的上面。
要使口号发挥作用，语言要精辟有力，明确易懂，要标签化，更要历史影射。
人们很难想象自己不曾经历过的事。
人们的大脑，总会把见到的新事物，在头脑中寻找一个旧事物套上，以便于理解。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这些东西，在法国，传播最广的地方，不只是巴黎，还有里昂，法国的丝绸业中心。
这是法国被大顺冲击最严重的地方。
被冲击的手工业者，焚烧棉布、焚烧茶叶、阻碍铁路的修建、反对公制单位。
而更多的，则看到了机会，对此推波助澜。将更容易懂得、更精辟有力、更标签化的口号和宣传，在这些手工业者中大肆传播。
画着密密麻麻的中国人从东方，四处迁徙、占满地球每一寸土地的漫画，在欧洲到处传播。
天主教，则因为大顺的禁教，更是发挥了他们在民间的巨大影响力，号召基督世界团结，发动对无神论者的圣战——他们甚至痛斥伏尔泰等人，是魔鬼在法国的代理人，旨在摧毁法兰西的信仰、蒙蔽天主的圣光。
耳濡目染之下，年轻的拿破仑即便因为儿时的经历，对东方有一定的好感。但更多的，还是不安、疑惑、迷惘和恐惧。
有时候，他甚至在想：欧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分裂。分裂带来了混乱，也带来了各国的不理智的竞争。大顺因为国土广阔，所以他们可以在内部发挥相对优势和绝对优势的经济。并且庞大的人口、强大的国力，使得他对分裂的欧洲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或许，欧洲现在更需要的，是一位他们历史中的始皇帝。唯有如此，才能集结欧洲的力量，在美洲、非洲、大西洋，顶住中国的侵袭。
或许，要反对旧制度的不公，也要反对中国主导的所谓的自然秩序的国家体系，还要反对他们在欧洲的代理人：那些进口商人、买办。
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想法。
而是，很多法国人，很多欧洲人，都已经产生了这种模模湖湖的想法。
激进的法国重农主义，已然慢慢让位被折中的意大利重农主义：内部要自由贸易、外贸要适当管控、基调是自然秩序、国家干涉也不可或缺。
正如大顺嘲笑法国重农学派的激进政策，说他们不懂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同样的道理，大顺打着自由贸易旗号的重商主义，以及对欧洲的持续性吸金和工业品倾销，也催生出了欧洲的民族的觉醒——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作为欧洲资产阶级的重要力量，城市市民、手工业者，他们已经被大顺的商品，逼到了反对大顺的位置上。
而帝国，却把希望，寄托在坐在巴黎沙龙里喝咖啡的那群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