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维诺的忧虑绝不夸张，今天，在抽象概念所统治的虚空世界之中，实体反而变得不“真实”了，成为碎片的、鬼魅的、如本雅明所说“转过一个街角就断去线索”的存在。或者应该说相应于居于统治地位抽象概念的要求，所有的实体得被割裂、分解、把自身也提炼成薄薄一层的抽象概念才能塞得进这个窄迫的秩序中好求取生存。我们再难认识一个具象完整的人了，他只是某个劳动力、某个统计数字的尾数零头、某个号码、某个机构的说话声音或人形介面（你一定听过各种语音服务那种非人式的人声不是吗？）、某个职业身份或就只是一张寥寥几个字就讲完全部包括公司名字、职称、姓名、电话、手机、传真和Email信箱的名片；同样的，我们也得把自己动手“整理”成这样好符合社会的询问，社会已经没耐心或者说再不具备可接听稍微复杂、具实体内容回答的能力了。因此，你相处整整十八年之久的女儿，也就只能是“青春期”“某女校高三学生”“第一类组考生”云云，每一个抽象身份都是概称的、公约数的，都只联结着制式的内容和想像（其实该说全无想像），大致组合成一个情绪不稳、易哭易怒、睡眠严重不足、瘦弱双肩被沉重书包压垮、而且将来大学毕业很可能找不到工作养活自己的悲惨女生模样，你熟悉而且珍爱的“那一个”女儿消失了，或者说，你忽然拥有了成千上万个、满街走着都是的陌生无比女儿了，你当然再明白不过这不是真的，可是能怎样？你只能为作为一个完整独立个人的女儿感到委屈和抱歉。
当所有具体的人、具体的事物都成为碎片的、虚空的存在，不再有自身的独特性，他们和消灭究竟有什么不同？我们所说甚至一代代被郑重书写在人类各个伟大宣言的不可剥夺、不可侵犯、不可让渡生命便失去了意义了，不再是庄严、得认真信守的终极命令。概念当然是可替换，比起替换机械零件还不需费手脚，也比替换零件更平静（更换零件时你起码还会心生惋惜和懊恼），因此，格林的小说以《喜剧演员》为名嘲笑自己，曾经，人的死亡至少还会是悲剧，是本雅明所说最具公众展示意义的大事，如今我们只是被更换或被删除被注销。
斯大林可能是历史上把话讲得最白的人，他那两句众人皆知的名言：“一个人的死亡是悲剧，一百万人的死亡就是统计数字。”
文学，尤其是小说，如何处理一百万人甚至一千万人的死亡呢？我们就以雷马克的小说为例，不管是《西线无战事》或《生死存亡的年代》云云，他都只处理一个人、一对情侣、一个班或一个家庭，具体的、独特的、有来龙去脉的，我们当然知道一次世界大战倒下了数百万人，二次世界大战更连兵士带平民死去上亿人，但文学只专注于有限甚至单一的死亡，接通我们的感官和同情，还原成为悲剧。
概念化的快速扫射成为习惯，成为我们彼此对待的方式，我们会失去一种凝视的能力，那种众里寻他、在众声喧哗中定定辨识出某人某物的感动，如本雅明说的，我们把目光固定在岩石上某个定点够久，一个人头或一只动物的身体便会缓缓浮现出来；或者如小时候我们很多人都有的、如同何塞·玛丽亚·卡雷尼奥那样不寐夜里抬头数星星的经验，在第一时间内，你能看到的通常只是那几颗叫得出名字的一等星二等星，你得耐心，让瞳孔缓缓适应那种光度，宇宙最深处那些密密麻麻的小星才有机会将它的微光投入你的视网膜之上，几年前，我个人曾为一个看星星的文化性公益广告写过一句轻微恶心的slogan，“看得久，你才能看得清楚。”
在人群围拥中演讲的博尔赫斯，便说过这样的好话，当时他八十好几了，双目已盲：“我不是在对他们说话，我是在同你们每一个人说话。说到底，人群是一个幻觉，它并不存在。我是与你个别交谈，华尔特·惠特曼曾说：‘是否这样，我们是否在此孤单相聚？’哦，我们是孤单的，你和我。‘你’意味着个人，而不是一群人，人群并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