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市的拆城之风是从龙年之春开始的。因为市委市府这次的决心大，所谓的一二三等地段的违章建筑者无法抵抗，纷纷弃甲丢盔逃之。只是白吃一条街根深叶茂，一时很难撼动，于是就徐缓图之，放在其后阶段拆迁。但围而不打，却给白吃一条街的店老板们赢得了走后门的时间。
白吃一条街的店老板个个都身手不凡，经过这些年的经营，谁没几个靠山？可这一次事情却有些不妙，省里市里领导统一口径，谁也不许走后门开条子，否则以违犯党纪论处。此令一出，竟堵了这些老板们的口。大概考虑到气数已尽，老板们想到了归路，纷纷思谋撤兵，往别的地方另谋发展。但白吃一条街上确有不甘心如此收场之人物，G饭店老板就是其中一个。眼见限期拆除的日期已近，G老板情急之中突然想起了打隔山炮的主意。所谓隔山炮是一句土话，意思是山这边射击，炮弹要翻山越岭，打到山的背面去命中目标。意思是既然省市领导做的决定，你再去碰硬，十有八九会碰钉子，但可以隔过他们，去找上边能辖制他们的人。这个人或是中央领导，或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常委，或是全国著名专家、学者，总之，必定是个有分量的人，他的话虽不是一言九鼎，也能落地砸出个坑来。G老板急忙率部赶到北京，使出浑身解数，打通关节，疏通关系，把随身带的银子大把大把往外掏，终于找到了一个替他们说话的人。
替G老板说话的人是个德高望重的人，也是个极其认真的人，为什么要扮演这样替人说情的角色，这其间的曲曲弯弯他是不明就里的。问题出在他身边工作人员、秘书等人的身上。他们形成了一个信息管道，这个管道的终端是领导人，只是进入这管道的信息是要经过处理的，譬如G老板求情的事情真相是断然不能给领导讲的，他只能提供其中片面的理由，诸如该店是饮食行业的一面红旗，是多年的先进单位，是硕果仅存的某菜系创立者的传人，是该市饮食文化的杰出代表，它怎样怎样有影响，曾在这里接待外宾或党政要人，如何深受广大市民欢迎等等。这些信息传到领导耳朵里必须让他感觉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大问题，是关系重大而不是鸡毛蒜皮。这些非常了解领导心理的下属知道该说什么样的话，于是就总能使领导要人们提起笔来，并且能顺着他们的思路往下走。
G老板就这样很顺利地拿到了力保饭店不拆的尚方宝剑。据说这是用若干重金攻下来的宝剑。
省里很快就接到了说情者的信。
省里及时把这一情况通报给了市里。然后很规范地将此信转给市里。
从省政府到市政府，若通过信件邮寄，虽说同在一个市，快者当天可到达，慢者两天才能到达。
这里边就有了时间差。信两天后才到。
就在接信后的前几个小时，G饭店消失了。据说这是一次完美的定向爆破。
看着夷为平地的饭店，G老板一下子瘫坐在地上，哭了起来。郑州的白吃一条街就这样消失了……
金水大道又宽敞起来……
建国之初，完全体现共和国风格的十大建筑在北京开始兴建。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从那时起，人们的精神生活里就有了对城市、尤其是对人民城市这种崭新称谓的倾情关注。
笔者曾经采访过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北京市市政总公司等单位和一些当年的建设者和今天的建设者们。从他们各自的经历中就可以窥见北京城发展的历史：
解放初，共和国从国民党政府手中接管的北京可谓满目疮痍。109平方公里的北京市区范围内没有一条贯通全城的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的交通干道。全城只有铺装道路215公里，而无铺装狭小胡同却多达3000多条，总长约70公里。在最初的日子里，新政权和刚接到手的旧北京相安无事。这是一段温馨而平和的日子，刚刚翻身解放当家做主的北京人，仍然是和着往日生活的悠然节拍。若出外做事，或者步行，或者三轮车，或者有轨电车，或者公共汽车。那时的北京市80%的城市户口集中在旧城区，人口密度达2.3万人平方公里。应该说，人还不算太多，共和国妇女的生育高峰期还没有到来，街上还行走牛马、大车、三轮车、少量的私人小卧车和公交车，而道路并不显得拥挤，清清爽爽的。尤其是西直门到海淀的那条马路，虽然是黄土沙石，虽然是弯曲有致，但单看夹路那高达数丈的垂柳，一棵挨着一棵，每当夏浓或者秋深，满目柳丝飘拂，满耳蝉鸣虫唱。真是文人骚客刻意追寻的意境全铺在这条沙石土路上了。京城内还有一条美丽可人的路，那就是经北海穿过皇城的路。过去皇城未拆，从东向西绕过后城。自打通后，便可向晚踏梦，或雇一人力车，或踏一单车（那时自行车可是奢侈品？，就着将了未了的霞色，掠过皇城那些金鳌玉栋，闪过那些玉栏琼阁，抬头望空，就真见一轮圆月冰清玉洁水淋淋地挂在城郭之上了。再低头看那桥下的汩汩逝水，便生出了让人心疼的美感。关于路的美学，关于一条路会生出这么多美丽的感受，大概也只有中国的马路才独有吧！
马路的称谓始于清代。清人将皇家官路称之为官大马路。百姓无忌，干脆将官字去掉，便称之为马路。各省内部州县之间的通道称为大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的说法大约正是从清代流传开来的。清代官马大路，即国家级官路，以北京为中心，在京城东华门外设皇华驿，作为全国交通的总枢纽向全国各省辐射。
关于马路，有许多趣闻。鲜为人知的是秦始皇曾经修建过一条世界上最早、最宽、当时也是最长的超级马路秦直道。秦直道是秦始皇为快速集结调动军队和运输粮饷而修建的。它全长900公里，北起内蒙古包头市，南至陕西淳化，横穿陕甘两省14个县。该马路最宽处竟达164米，可供40部大车和100架马车并排而行。像这等宽的马路，直到今天，仍可以说是世界之最。这条超级马路是秦始皇三十五年令大将蒙恬主持修建的，花费了四年的时间，动用了20万民工。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年，修建道路桥梁的投资极少，偌大的北京市才动用了2万元。十年之后，也就是1959年，为了和十大建筑匹配，才修建了东西长安街。现在的北京市政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杨琪那时才23岁，他亲自参加了设计长安街的光荣任务。记得当年他参加了北京市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周总理把他们都请到了人民大会堂，为参加十大建筑的劳动者们敬酒，那时、张百发都在场。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道路桥梁的投资总额为7809万元，占基本建设总投资的1.38%。以后各个时期的投资比例，除恢复时期及六五时期外，都在2%以下，平均值为1.4%左右。
而国外发达国家的城市交通建设投资与城市基建总投资额的比例均在10%15%左右。
当时，北京修建惟一的横贯东西的长安大街的重要目的不是为发展经济，而是为礼仪、为政治，当时流行的说法是：这是项光荣的政治任务。
五六十年代，就在我们拥有清清爽爽的大街，并且有了长安街这样宽广的明星马路的时候，发达国家的大都市却拥挤不堪，尤其是旧市区内可谓摩肩接踵，步履艰难。当时，我们并未明了这种现象的成因，便急急地以新兴国家特有的盛气嘲讽它们，说它们已病人膏肓、步履蹒跚；说它们交通拥挤、汽车没有步行快。这就给我们当时进行的超英赶美注入了活力和生机，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着实兴奋了许多时日。
实际上这两者是不可比的，就像水果和粮食不可比一样。这是两个时代。这种不可比实际上自清末就开始了。清代的交通和历代王朝相比是最完善的，已经达到封建社会交通体系的尽善尽美的顶峰。但尽管如此，它和同时代的西方相比，立时就相形见绌。试想，一方的道路是为走马车预备的，路上的内容不过是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而另一方则有了最早的汽车，有了铁路、邮路、海运等交通体系。到了近代，这两者似乎就更不可比。当我们的文人墨客骑着毛驴背着一弯风月咀嚼着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时候，人家已乘着有轨电车或公共汽车去当上班族了。到了20世纪60年代，西方的汽车工业已经如13中天，私人汽车已经普及，在汽车浪潮滚滚冲击下，旧有的城市道路难以容纳千车竞行的局面，于是就出现了上述困境，但这决不是汽车不如步行快。时代如飞车般前行，毫无滞缓的可能。于是，在共和国已进人80年代的时候，当初我们嘲讽别人的风凉话，却变成了我们眼前的铮铮事实。
城市道路的拥挤，阻梗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和北京人的心上。80年代的北京，真正举步维艰了。
北京迅速膨胀起来。1949年，北京市区拥有各类建筑仅2050万平方米，其中住宅面积为1350万平方米。如今，市区用地范围已由1949年的109平方公里扩大到390平方公里，市区拥有的各类建筑面积达1.7万平方米，为解放前的11倍。1979年之前，北京旅游定点饭店仅13个，客房4450间；到1987年底，旅游定点饭店已增加到97个，拥有客房24296间，比1979年分别增加了7.5倍和5.5倍。1987年之后，北京旅游定点饭店已接近150余家，接待旅游人数（外国及港澳台旅客？达200万人之多。
截止到1988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由解放初的203万增加到1001万。到2000年，北京将发展到1105万人，流动人将增至200多万人，全市实际负担总人口将达到1400万人左右。
北京的超常膨胀，几乎在一夜之间出现。这变化有人说得益于亚太地区温暖宜人的经济环境。但中国人都清楚，这一切取决于一个哲人冷静的分析：中国至少需要20年的和平，以便聚精会神地搞国内建设。在说这番话的同时，已经以其国际政治家的眼光和谋略，将中国这个庞大的舰队驶入了一个最适合它停靠养息的港湾。多灾多难、穷困潦倒而又百感交集的中国，终于有了新的转机。
北京首先领略到了这片旖旎春光。它如鱼得水。1988年，北京市的工业总产值已达571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已达到一个新的水平234亿元，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已达938亿元。北京在经济建设的热潮中独领风骚，走在了许多城市的前头。
但紧接着它就得病了。这就是城市病。
这就是五六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大城市曾经得过的城市病。
时间过了30年。直到今天，当我们也得了这种病之后，我们方知这是城市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结果。这标志城市长大了，它走过了一个城市的初级阶段，迈向成熟。因而，一切成熟而来的问题，都随它的长大，纷至沓来。这令人焦急，却不足为怪。
中国是人日大国，而北京作为人口大国的首都，市区人口密集居全世界之首。与解放初期比，40年后的今天，北京又膨胀出几个北京之外，市区人口密度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又增加20%。城区人日密度集中的状况越来越严重。
人口的急剧增加是造成城市交通拥挤的直接因素。从1800年至1950年的150年间，地球上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半，而5万人以上的城市，人口增加约24倍。尤其是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尤其迅猛。从古罗马衰落时期至19世纪初，欧洲还没有一个百万人日的城市；但到了1970年，超过100万人口的城市在欧洲已有30个，全世界有130多个。进入20世纪80年代，全世界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一跃达到270个。预计到2000年，将增加到400个。届时世界人口的35%，约22亿人，将生活在10万人以上的城市。据有关报道，1980年世界上人口在500万以上的城市为29个，北京在这些大城市中排名第七。排名第一的是纽约，第二是东京，墨西哥城排名第三。但北京的人口密度却已达到世界之最。
北京，尤其是在老城区生活的人们，就像一群缺水缺氧的鱼。在这样高密度的空间里生存让人自小受到秩序的训练。但是北京的工业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人们的生活起居不仅受自然的支配，还要受工业链条的支配。人们不可能静止不动，他需要上班，需要谋事，于是就得出行。随着首都经济的繁荣，人们的人均出行量也相应增加。据1983年在市区两个街道办事处管辖范围进行的试点调查，平均每人每日出行数为2.22次，其中步行率占29.85%，乘车率（包括自行车、摩托车？占70.15%，平均每日乘车出行次数为1.5次。
人出行便要使用道路面积。不管是步行，还是骑自行车、乘车，都要使用道路面积。出行的次数越多，占用道路面积越大；道路的空间就越小。从交通理论上讲，非社会化的交通因素越多，就越会引起交通混乱。但是，我们偏偏是非社会化交通形式占据着主要地位。使北京市民深感头疼的是乘车难问题。由于人多，便出现了道上车挤车，车上人挤人的局面，许多挤车故事和挤车文化应运而生。譬如有人形容车内拥挤时说：这是城市的垃圾车、是沙丁鱼罐头、把人挤成相片啦等等。而把人挤死的踩死的、车门夹人跌倒摔死者时有发生。人们视公共汽车如畏途，上一次车如闯一次关。力市里流动人日有200万之多，这些外来人大都乘公共汽车出行，因此，相当一部分市民便只好选择自行车的出行方式。
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三个直辖市市民出行选择自行车与公交车的比例是：天津8：2（骑自行车者占8成）；上海：6：4（坐公交车者占6成）；北京5：5（各占一半）。由于我们发展公交政策存在缺陷，近年来，公共汽车行业出现严重萎缩，市民出行选择公交车的在急剧下降。天津已由8：2变为9.3：0.7（乘公交车者连1成也不到了）；上海由6：4倒为4：6；北京是6.3：3.7（乘公交车的已减少到3.7）。
这种比例的直接后果就是城市交通的自行车化。据1988年统计，北京有自行车730万辆（登记牌照车？。这730万辆自行车若一齐出动，以两米的间隔计算，就是1.46万公里，可以从北京排到莫斯科还有余。这种非社会化的交通形式发展的结果，将会使北京车满为患。即使马路修得再多，也很难使拥有730万辆自行车的北京市民们满意。
由于北京经济的腾飞，还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更由于经济体制的改变，北京过早地迎来了滚滚而来的汽车浪潮。说它过早是因为它使人始料不及，还因为它的迅猛之势，使城市来不及给它以必要的道路准备、静态交通（停车场？准备。
在这股汽车浪潮中，率先而出的是机关团体的自备车。既然公共汽车失去了信誉，为了保证单位的工作，就名正言顺地纷纷购置大轿车、面包车；而为领导同志购置的豪华卧车，则更显示汽车一族的耀眼。这些车从各个角落蜂拥而出，一齐驶向本来就小家子气的旧日道路，京城顿时就沸沸扬扬了。京城各界大腕如云。影视明星、歌坛明星、体育明星、政界名流，还有商业英雄、个体款爷，腰包一鼓，便纷纷开来蓝鸟、皇冠，更有宝马、奔驰，顶尖的主儿还能弄辆凯迪拉克玩玩。那加长的如半条舰船的车身远远开过来，更是汽车族的佼佼者。京城历来是各界明星斗富的舞台，五六十年代比手表，70年代比自行车，80年代之后就是比汽车。除了那些名牌车如流水的形式外，弄得不济的如夏力、拉达一类杂牌车的车主，白天不敢往朋友堆里混，只好在夜里到二环三环以外的线上开车兜风。
市场经济催生出簇簇朵朵无边无际的公司，每个公司以经济效益为第一目的，于是就有了许多拉货的车辆出生。货车出行的麻烦更大，一是它使用的道路面积大，二是总在上班的高峰时问出行，使本来就忙乱的城市交通，更是雪上加霜。
在诸多影响交通的因素中，还有被人忽略的因素，就是无效交通问题。据统计，市区道路被小摊小贩或临时摊棚占用的现象达6%；人为的交通卡口（瓶颈？占70%；在有红绿灯的交叉路口，和国外相比，我们的通行能力要低21%。
随着市区交通量的不断增长，各交通路口拥挤堵塞现象越来越严重。根据1986年9月9日有关单位的调查，在178个路口中，有41处路口严重阻塞，其中城区占23处（56%？。五年之后的1991年，城区严重阻塞的路口非但没有减少，反而翻番增长了。市区内50%以上的路口严重阻塞，行车速度已经下降至10公里4，时以下。北京像一个已经重病缠身的病人，它的血脉之道梗塞了。拥有730万辆自行车的北京，拥有上百万辆汽车的北京，再加上如此稠密的空间，还有一个旧的难以打破的框架和肠梗阻般的交通现状，它将怎样的步履艰难啊！
北京面临走向现代化的严峻挑战。北京拍案而起。
在充分理性思维的剖析下，北京被一些专家放在了手术台上。这期间，经过了多少实践和摸索，专家们不舍昼夜，像观察潮涨潮落那样查看道路阻塞情况。过河问渔夫，砍柴问樵童，多少个霜天酷暑，他们访问群众，询问马路工人，以解城市交通的燃眉之急。经过相当扎实的实践和摸索，北京市城市交通综合体系规划研究这个软科学研究课题，交给了本市26个单位的专家学者们，郑重地请求他们用现代化眼光科学地剖析北京交通的症结，并且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开出一剂疗治北京交通的良药。
从此，北京市开始向城市现代化目标挺进。尽管困难多多，道路曲折，但十多年来，建设者们一天也没有停下过奋力前行的脚步。
截止到2001年5月，北京市在城市基础设施，特别是路桥交通设施上创造了骄人的战绩，成为全国诸多城市中最夺目的亮点。1999年1月11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在总结北京20年巨大成就时特别提到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骄人业绩。他说：
我们一直坚持把城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设施放在城市建设的首位。20年来，全市用于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额超过1000亿元，相继建成一大批水、电、气、热、路、通信等重点骨干工程项目。二环和三环两条市区快速环路先后扩建贯通；京石、京通、京昌、首都机场等高速公路和广外、崇文、阜外、朝内、白颐、北苑等城郊道路先后建成，百余座立交桥屹然矗立，北京西站建成通车，道路交通设施有了明显增加和提高。
在北京再次大放异彩的时候，人们不应该忘记那些普通的建设者。眼下，干工程不投资金钱不行，但作为个人，干大活没有精神文明不行。
我们或许从如下的典型身上能感觉到北京的崛起不仅仅是物质力量的引发，还有精神力量的催生。
笔者曾两次采访过全国劳动模范鲁宗祥，第一次是修三环路，第二次是修京通路。第一次采访鲁宗祥时，就在工地上。
当时我去市政工程局新闻中心了解情况，临走时，热情的新闻中心主任李德生为我写了一张路条，并写了六大公司主管宣传的负责人的名单，也就是接头的人。中午1时，顶着烈日，我来到了工地，先到公主坟市政二公司的工地，和焦玉凤副部长见了面，约定好下次采访的时间后，我便急急骑车向北，来到八一湖工地找鲁宗祥。
鲁宗祥是全国劳动模范，他们施工队是市政工程局的王牌军，张连生局长的特种部队、白虎团，几乎所有硬邦邦的名号他全占上了。事先，很多人告诫我：你要采访他，得提前预约，要不很难找到他。对采访他这样的忙人，我十分有经验，预约是万万不能的。工地上的事多着呢，一会儿一变，怎能约准？最可靠的是不打招呼直接去工地。施工如打仗，工地如战场，而作为一公司六分公司的指挥员，他鲁宗祥不在工地，还会在别处？
到了工地，人口处有人拦住，说行人不许通行。我这才想起了李德生给我的路条，拿给那位守门人。守门人说，你要采访鲁宗祥？他刚才还在大桥那转悠。说着手遮额头向远处张望。那不，就在你刚才路过的桥头，头戴白帽子的就是。听守门人说完，我急忙骑车回头，到了桥之左，果见一头戴白凉帽的人，以手叉腰，正对桥下的人大声说着什么。我忙过去，又掏出路条，说，鲁师傅，您好。鲁宗祥回过头，愣愣地看我，你怎么认识我？我才放下心来，说，谁不认识您，全北京的人都认识您，经常上电视上新闻的。他笑了，边看路条边说：一个修马路的，卖苦力的，我还不知道自己的分量？他把路条还给我，又俯身对下面桥底的人吼道：我给你说，那样不中，你必须把桥底下的东西给我清掉，要不你就别干！听明白了没有？桥底一个班长模样的人忙说，好好，你放心！鲁宗祥回过头来说：咋谈？我说，别回工棚去了，就在路边谈吧！他说：那也好，走吧，在那边323公共汽车站旁边吧。就这样，就着工地飞扬的尘土，顶着灼人的阳光，鲁宗祥向我讲开了：
说什么呢？先给你介绍一下八一湖工程吧！它的难点是：这里不能断水！东部的工业用水和农业用水都要从这里过，不能中断。我这一段要做三个桥：玉渊桥、玉南桥、八一湖桥。这三个桥先拆后建。不要说建，就是拆，难度也挺大。桥下贴着中央电视台的光缆线，中央电视台每天都工作，碰不得，摔不得。过去拆旧桥，用炸药一爆就得，这次可不行，得先把光缆很小心地从桥下拆下来，再用木板护住它，挪在一边，很小心地看护着。除了这光缆，别的管线也很多，都要小心护理。三个桥的面积9900平方米，八一湖桥最大，6300平方米，混凝土现浇面积4516平方米……
听着这个全国闻名的人物的谈话，望着飞扬在周围的尘土，我不禁敬意油生。
鲁宗祥是久经沙场的市政老将。1989年，他的小队曾在钓鱼台国宾馆施工，白天常有外事活动，不能施工，他就利用晚上干。国宾馆里若堆料积沙会有碍观瞻，他就做到活儿完料净。只见新路长，不见修路人。他们的文明施工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称赞。首都机场候机楼扩建工程修建栈桥之前，给张百发打电话：请给我派一支最过硬的队伍来，把王牌军给我派到机场。张百发说，好吧，派鲁宗祥去。鲁宗祥果然不负众望，五个月就干净利落完成了任务。
这次接受八一湖施工任务后，鲁宗祥又一次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他一连几天吃住在工地，连续作战使他非常疲劳。工人们给我讲了个故事：有一天，职工之家的理发师傅上工地为我们理发，理着理着，他竟然睡着了，理发师傅推都推不醒。怎么把他叫醒呢？有人说，这好办。说完，喊了一嗓子：打灰去了（即：浇筑水泥）！他立时就醒了。
望着站在路旁接受我采访的鲁宗祥，我想：这人究竟能耐住多大量的劳累？
鲁宗祥接着说：
我们这一段比别的工区动作要晚，别的工区是去年12月份领任务，我们是今年1月份才开始施工。我们要赶在汛期之前竣工，计划的日期是6月15日。这样满打满算连拆带修才五个半月的施工时间，确实够紧张的。现在经过多天苦战，八一湖桥的全部砼（即：混凝土？现浇任务已经完成，排架已经拆卸，模板也已拆除，离6月15日通车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你问我干这行多少年？从1953年到现在，快一辈子啦。我是河北献县人，自打干马路工之后，就没挪过窝。刚干这行时，哪有什么机械化，都是人力，洋镐洋锹的，还是农民干的活。那时路上还是人工拉车，就是那种洋包车，从八王坟往三间房那一路都是。刚开始干马路工，活儿苦呀，说马路工天生就是受苦的，一点不假。我那时才16岁，但干活冲。我们挖土方，从八毛到一块地分六个等级，我第一个月就挖了17立方，挣到一块二，以后我挣最高等级了。那时修马路还是用来打夯，或是用石磙碾。那时一天下来，腿上不去炕。要这么比，现在比过去可好多了。
我记得1955年我们修的天坛。天坛的围墙、天坛的东门，全是我们修的。当时是用城墙的砖。把城墙的砖拆下来，再垒到天坛的墙上。土木建筑这点事，干时间长了，就全会了，也就是现在说的全活儿。
咱这人没别的，主要是爱干活，闲不住，就像农民一样。农民不种地干什么？咱是干这行的，不干咋办？要说辛苦，谁不辛苦？农民不辛苦？有的农民一年到头，种了庄稼收了粮，反而赔钱，难道不苦？咱们总好一点，知足常乐嘛！
从1958年起我就是青年突击队队长，和、张百发那时常见面。那时他们修人民大会堂，我们修东长安街。1959年在人民大会堂开群英会时，我们都是代表，所在单位都是先进集体。我们白天开会，晚上住西苑。那时、彭真、万里都接见了我。当时是木工，张百发是钢筋工，我是马路工。说实在的，我们心里边确实都有一种自豪感，那时也没人喊咱是臭市政的。当工人，就是国家的主人嘛！
咱觉得党和政府看得起咱，就舍不下这份工作。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三级工不如一溜葱，原来和我一块出来当工人的，全跑回家种地去了。当时的农村虽然也很困难，但田边地头种点菜，窝窝头加红薯块，总比干挨在城市受苦强。那时我生活特别困难，全家四口人，就我一人上班，爱人长期没有工作，就靠我一个月50元的工资。全家一天生活费合一块多钱，咋活？那我顶过去了。我想城市得有修马路的吧，尤其是咱北京，是首都，没人修马路咋行！当时，我想，要说困难都困难，咋没听说人家、张百发走呢？他们也是农村人，他们老家也不比俺老家强，既然人家不走，咱就坚持下来给北京修马路……咱留下来了，我觉得留对了。
从1984年修三元桥以来，眼看着马路工程越弄越大，变化可以说地覆天翻。这些年，我们队转战南北，东厢西厢的，全参加了。修四元桥时，那难可作大了，但再难的工程也都拿下来了。世上只有享不完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你们当记者当作家的，帮我们回头数数那些路，那些桥，哪个不是吃苦吃出来的？连生局长说：苦越大，越有乐子。吃过大苦的人，再品别的东西都觉得甜，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鲁宗祥所施工的八一湖是个很幽静美丽的地方。前些年，传说那湖里有一种怪兽出现，有人说它像豚，有人说它像鱼。于是走近八一湖总有一种把湖水车干一见究竟的奇想。而古人确实创造过这样的一则神话：那时洪水滔天，有个叫鲧的，挺身治水。这个鲧，就是一条大鱼，很像现代传说八一湖中像豚又像鱼的东西。他在整治洪水的时候，不惜冒着违反天条、不惜冒着被天帝杀罚的危险，偷窃了天帝的息壤用来堵水。鲧被天帝杀死后，三年尸体不腐，从他肚子里又生出禹，就是著名的大禹，他又继续完成父亲的未竞事业。人类最早创造的神话，不管是西方或是东方，不管是希腊还是印度，都有一个像鲧这样无私奉献的神，一个为民众而甘愿牺牲的神。这是人类共有的理想化身，是受到人类世世代代赞美尊崇歌颂的神。
鲁宗祥修桥时，就必须把桥下的水车干。他要做的，正如神话中鲧和禹所做的。这种治水、修桥的千年之计，都是大业。一个从事大业的人，必须是一种精神的化身。所不同的是，鲁宗祥有他身处的时代为他提供的智慧和设备。他采取的是三座桥互相交替断水的方法。
从古到今，像鲁宗祥这样的劳动者，这样以自己低微的身份而终其一生、向认定的目标一步步走去的人，在他的生命里蕴藏着最充分的英雄素质，这就是我们民族得以生生不息的最大秘密！
鲁宗祥是英雄。
我们当称他为马路英雄。这是一个辉煌而响亮的称号。
采访鲁宗祥后不久，果然听到了他们如期实现八一湖大桥汛前通车的消息……
今天，当时代的嬗变飞跃过了许多过去的观念时，工地上可曾还有青年突击队的旗帜哗啦啦地飘着。
北京市市政公司青年突击队从第一代就传下了吃苦受累的规矩，因此，吃苦受累就成了他们当突击队员的首选条件。活儿越大越好，人越累越干。迎风怒吼，逆风千里是他们内在的精神图腾，这就是从老一代传下来的两不怕精神和英雄主义精神，人们称之为原始精神。
13根13米高的灰白色圆柱，像巨人的手臂支撑着天宁寺立交桥。为了这13根桥柱，232青年突击队队长贾福顺像是经历了一次炼狱之行。
这13根桥柱能否在河道通水之前完成，将关系到整个天宁寺立交桥的工期，时间一天也拖不得。在这关键时刻，贾福顺挺着胸膛冲了上去。
13米高的钢筋模板，内径只有1米，里面还安着钢筋和混凝土导管，人在里面活动的空间仅仅30厘米。贾福顺腰系安全带，手拿振捣棒，登着钢筋笼，一步步下到钢模筒里，双脚斜插进钢筋缝里，在钢筋笼和导管的窄缝间，半弯着腰开始振捣。这桥柱里要灌筑混凝土，要浇筑得匀实充分，必须用振捣棒振捣。正是冬天，又值河底风口，刺骨的寒风吹透了钢板和钢筋，钢模筒里，更是周天寒彻，冷得人打战。因为空间有限，他只能穿单衣才能操作。这样的条件，不一会儿就冻透了他的五脏六腑。手握振捣棒，像握住了一根冰柱，冻得十指发疼。振捣开始了。钢模筒里黑咕隆咚，气温迅速上升，混凝土外掺剂的混合气味呛得他喘不上气，模筒里开始缺氧，他喉咙里像塞了一把盐，虚汗一下子冒出来，两腿开始站立不住，抖动。振捣机也在抖动，并且发出尖厉刺耳的啸叫，这是振捣棒碰到了钢模板，啸叫声像水浸泡着他。他的头顶上满是混凝土块，那是导管上部漏下的东西。他心里有什么东西翻滚起来，想吐，他想爬到外面休息一小会儿。但他不能，按操作规程，混凝土每30厘米需要振捣一次。这就是他的脚步，他的行程是在13米以内。还有长长的12个13米，这就是他的全部路程。走这段路程，如进炼狱。
他最后是热，热得大汗淋漓，热得想哭。他不敢停下来，停下来整个工程会因为他而延误。
每次他从模筒里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爬到13米高的脚手架上躺着。他的身体像被弄零散了，一块一块地让朔风吹吹，把它们再冻到一块。
队员们争着想把他换下来。他却摆摆手说：这么大的罪，我一个人受就行了，大伙就别轮流受罪了。
13个13米像炼狱一样的行程，贾福顺走下来了。他一个人完成了13根桥柱的任务。
据说他从13米高的桥柱上下来的时候，是被人搀扶着下来的……
大钟寺桥，长180米，直径700毫米的污水管线开槽，向下挖一米就见水，又遇到流沙层，5天换了两支包工队，因为止不住流沙，迟迟见不到槽底。312队青年突击队队长王俊军主动请战，带着突击队下槽清理。他先皱着眉头看了看现场，心里就盘算出该怎么干才不至于失败的计划。他改变先前两个包工队的施工方法，加快出锹频率。开出槽后，立即用草袋子、木桩撑住流沙，挖出排水沟，将水导人积水坑再把水抽到沟槽外边。只用一天就圆满完成了任务。
接着就是那段长180米污水管的勾管缝任务。这条污水管的直径是0.7米，每根管子长2米，全段掐头去尾共有89个管缝。这活儿又苦又累，即使只在管道里爬行，也会大汗淋漓，何况还要施工。人们都面有难色。王俊军又主动请战，承担了这项任务。
王俊军和工友们穿上胶片衩子，用塑料布裹着胳膊肘，腰里系上绳子，抄起弧形抹子和小水泥桶钻进管子里。他们用胳膊肘和膝盖爬行在管道里，就像战士在火力封锁下匍匐前进。虽说才180米，但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征途。等爬到施工地方，仅勾两道缝，桶里的水泥便用完了。晃动一下绳子，让同伴再把自己拽出来，装满水泥再提着小桶爬进去。就这样，不要说多长时间，只是几个来回，王俊军他们两肘和双膝全磨出了血。长长的180米管道里，点点滴滴，斑斑驳驳，洒满了青年突击队员的鲜血！
胳膊肘磨破了又愈合，愈合了又磨破；双膝磨烂了又长好，长好了又磨烂。就这样，他们咬牙奋战了13天，爬行了13天，终于将180米管道的89个管缝勾好，不透一丝光亮才鸣金收兵。
经过闭水试验，一次合格通过。
西北三环工程的钢梁制作在机械公司的厂区进行。三义庙立交桥6米连接钢梁的任务下达给崔少光青年突击队。但是，设计部门还没有拿出设计图纸。怎么办？青年突击队已不是过去以大老粗为主的队伍了，现在他们有大学生、有实践经验很丰富的工人，为争取时间，他们决定自己动手设计。
他们向市政设计院要来钢梁起拱曲线的曲率半径和起拱方程，一米一个点，根据方程进行演算。4个昼夜，他们计算、核对了万余数据，演算纸摞起来有一尺多厚。依照各点的数据，他们按1：100的比例画到图纸上，最后经市政设计院的负责同志审核。他们拿惯了振捣器的手，如今要拿三角尺和图板，劳动形式的转换，是用付出的巨大代价完成的。
有了图纸，仅仅是开端，放大样才是他们真正的工作。放大样只能在户外进行，蹲在毛钢上画出20多米长的一片梁的样子。时值隆冬，为保证丈量精确，操作时不能戴手套，手指接触冰冷的钢板，西北风刀样地吹来，刺骨钻心，手上裂着血口子，但没人退缩。他们先用经纬仪画出基准线，然后一米一个点用三角板标出该点拱度。为保证钢梁上标出的曲拱各点与基准垂直，他们必须在基准线上选出一个点，利用勾股定理，验证该线是否与基准线成直角。放一片钢梁大样，一蹲就是半小时，人都冻僵了。但他们不能停歇，又继续放大下去。就这样，他们共标出5000多个点，画了92片钢板，连成了这条76米长的钢铁脊梁。
越来越多春节不回家的市政人，出现在西北三环工地上。
新春到了，蓟门桥工地的顶管坑也挖出来了。但由于是在路边，过往车辆多，容易坍塌。为保证施工顺利进行，虽是午夜，刘振民青年突击队却留了下来。
工地紧傍着著名的大钟寺，而惟有大钟寺的新年钟声最动人。能亲自聆听这祝福国泰民安的钟声，是很吉祥的事情。
时钟指向零点的时候，大钟寺的钟声悠然飘来。这是向建设者祝福的声音，是特意献给过年不回家的人们的一份厚礼。突击队员们情不自禁地放下手里的活儿，一齐和着钟声喊着。随着钟声的结束，小伙子们一起欢呼起来。他们兴奋地打着焊枪他们以焊花做礼花，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
大年初一，在鞭炮声中，郭振库青年突击队却在八一湖冰冷的河床上，加班做上水管道的防腐层。在呼呼的过河风中，他们点火开工他们在大锅里熬沥青，将沥青熔化后，一层层涂在水管表层。他们似乎比平常更认真，一层一层，把那些水管涂上很厚很厚的沥青。晚饭时，他们果然没有吃上饺子这一点，他们事先预料到了。他们就着雪花，吃了方便面，觉得很好吃他们太冷了，也太饿了。
丈夫在工地上太劳累了，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合眼了。这一天丈夫回家了，吃着饭就睡着了。妻子赶快把丈夫扶到床上，把门锁好，就到工地来了。她对工地领导说，丈夫病了，今天来不了啦。谁知丈夫醒来发现被妻子锁在房里，就从窗户跳出来到了工地。丈夫的突然出现，使妻子很尴尬很恼火，但更心疼。她大哭道：你还要命不要命？你这不是自杀吗？这是发生在工地上的真实故事。
一天，某公司召集队长一级干部会。开会地点不是在工地，不是在办公室，不是在会议室，而是在宾馆。
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一会儿，经理走过来，对大家说，奉局长之命，每人一个床位，从现在开始睡觉。任何人不许外出，不许串门，不许走动。两个小时后我和副经理叫醒大家。
今天我们监督执行。经理又说。
因为工地上的人们什么也不缺，就是缺觉。尤其是干部。给他们两个小时睡觉是最大的奖赏。
大年初一，大北窑高架桥工程工地上，葛四清青年突击队要在通惠桥下围河造堰，准备打桩。葛四清二话不说，率先扛起200多斤重的草袋跳进冰冷的河里，其他队员鱼贯而上。从初一到十五，他们共装运3000多袋土，下河围堰1000多立方米。紧接着他们又承担了浇筑20座承台的任务。这座承台位于河中心，用草袋垒起的围堰就是他们的工作面。周围是水，头顶是低矮的旧桥，机械用不上，只能靠工人们一锹一锹地挖泥。河水不断渗过来，作业面又成一片泥淖。这里是人工造成的烂泥淖，来回穿梭的人流把臭泥、烂草、杂物很均匀地搅在一起，河底的气味十分呛人。葛四清他们一身泥巴，脸上、手上、身上似乎都被污泥糊了一遍。他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奋战了40多天，吊出18块重约两吨的石块，拔出大小木桩240多根，如期完成了任务。人们都称这支青年突击队是葛四清泥战队。
213青年突击队队长张凤书夜里干完活儿回家。轻车熟路，闭上眼睛就能回去。他真想就这样闭着眼睡着觉走路。不是说红军长征一天到晚急行军，累得战士们走路睡觉吗？他原来不可想象怎么能走路睡觉，现在他明白了。他现在还会骑自行车睡觉呢！
太累了1900多平方米的排架任务让他们3天完成，人员只有20名。张凤书把人分成两班，12小时轮班干。他是队长，只有全天候运行，24小时全班坚守。
3天下来了，张凤书感觉自己像纸一样飘起来。他想，得赶快飘回去，落在自己家的床上，美美地睡一觉！
他飘回去了，可是却找不着自己的家了。
一问邻居，邻居说，早搬走了，一星期前就搬走了！问搬哪了？邻居笑了：咱俩谁是掌柜的？你都不知道，我哪能晓得？
这时张凤书突然想起，支排架的前几天，爱人让他回家收拾东西，说是单位要给她调房子。他在电话里说，我哪有时间呀？爱人说，没有半天，两小时行不行？他说不行。爱人又说，半个小时行不？他还说不行。爱人再坚持说，那你就回来看一眼，就看一眼行不？他说实在连瞧一眼的工夫都腾不出来。爱人在电话里火了：你死吧！说完把电话一摔，再也不理他了。
对着茫茫黑夜，心像一叶飘羽的张凤书却找不到了归宿。他冲着黑夜骂着想着：家搬哪去了呢？
元月的一天，蓟门桥工地第一项目部经理吴宝成，正在忙碌时，突然接到家里电话，说父亲病情加重，让他赶快回去。
父亲病重住院是在前几天，那时医院要求病人家属陪床。他很想在父亲床前尽孝，陪他哪怕一天两天，也算对得起父亲的养育之恩。但是，不要说是一天，就是一个小时也抽不出来。工地上跟打仗一个样，一个小时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事情，百年工程，不可有半点懈怠。于是他就让母亲在父亲身边陪护，自己仍坚守在工地。他白天在工地忙乎，晚上抽空再去医院看父亲。
可是刚放下电话，工地上却出现了问题，需要马上召开碰头会，研究解决的办法。不能让全工地停工停料，等着把家里的事处理好，再回头管国家的事。自古忠孝难两全，还是继续开会吧。他是在心里流着泪开碰头会的。
就在这天夜里，父亲去世了。
薛玉柱脚步沉重地走在故乡的小路上。
他接到家里的电报，就是这一纸电报把他从工地上催了回来。正是收麦季节。金黄的色调把人的眼睛晃得发酸。他的泪掉下来了。
他是队上的合同工，是农民，是北京市政工程局招来的。局里从河北冀县、定州，山东费县、涞水、泰安，广安，浙江平阳等地招来一批工人，他们将要为北京市建设增添光彩。正是麦收的时候工地上的活儿也到了嗓子眼，都卡到了一块儿。他无法回家收麦，就是队里让回，他也不好意思回。他会修理技术，这是他在部队当兵时学的。翻斗车坏了，坏的不是一台，而是好几台，就像病人等待救治，他不能丢下不管。
于是，他就没有回家。
他不回家，家里人就只能紧急动员起来，连自己11岁的儿子也下了地，帮助奶奶收麦。谁知，拖拉机拉麦子的时候，儿子从车上摔了下来……
他想起了可怜的儿子，儿子太小，太小，才11岁，就下田收麦了。
儿子的身影在他眼前晃动起来。
可是，他再也没有儿子了。
他想着哭着回到了家。他跪倒在80多岁的老母亲面前，哭着让老母亲原谅他。他说他要是回来就不会有这样的事，她的小孙子就不会走……
可是，母亲却笑起来，问：你是谁？
母亲已经精神失常了。母亲已经认不出他了，母亲已经不会哭了。
薛玉柱苦在心里呀，他这样拼死拼活地干是为什么？为儿子？可是儿子已经没了，为的是什么？
他抱着村头的大槐树结结实实地哭了一场，又赶回了北京，赶回了工地……
这就是城市建设者的故事。无心者听来，似也平淡无奇。但只要你有一颗真实不虚的心，你不追逐那些自私的时尚，你就会在脚手架上、钢筋堆里、水泥板下，在灰里泥里汗里，甚至在血里火里，发现他们的牺牲，发现在都市彩虹的背面，竟生活着这样一支以吃苦为荣的部落。你就会由衷地尊敬他们，感激他们！
不久前，笔者来到正在建设中的四环路工地，一个建设者这样对笔者说：工程中，最让人激动的是混凝土浇筑的时候，对我们城市建设者来说，这是一个庄严的仪式，我们在这个仪式里，不仅看到物我们为之流血流汗的工程，我们更看到了我们自己，感受到我们的力量和价值。
凌晨3时，正是城市熟睡的时候，天边已经传来鸡叫的声音。公司各部门的同志，不管是领导还是技术干部、办事员，都像虔诚的教徒去礼拜或是拜谒圣洁的神坛那样走向工地。大家都戴着红色的头盔有人说它是工程的支点，工人们只要见到这红色，心里就无端暖热起来，心里就有了底数。经理、副经理们自然是排在前头的，他们在这个时候往往和现场指挥的同志在一起，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工地上灯火通明。城市却正如暗黑的背景。这时，一辆辆沉重的罐车隆隆地开过来，那上边装满了搅拌好的混凝土，各就各位，一切准备完毕，现场指挥短促的哨声就洪亮地响了。城市在黑夜中一动不动地注视着这狭长的圣坛，观看这迄今为止要比所有最时髦的重金属乐队还要有分量的演出，是怎样叩打人们心扉的。随着号令，罐车的引擎发动起来，机器开始轰鸣，就像教堂里的管风琴厚重的声浪在湍急地流动。这乐声是对在场的人们最深情的祝福，是最温馨的抚慰。浇筑开始了，载重混凝土的泵车高扬起钢铁的手臂，按照施工员的指令，伸进模板里开始浇筑。此时，人指挥着高大的泵车和沉重的混凝土，浇筑的场面，增添了人的威风。
每辆罐车大约能装混凝土五六立方米，但每次浇筑一打就是一两千立方米。这种大规模的施工作业只有现代化工业社会才会有，那场面雄浑无比。全公司有好几处混凝土搅拌站，它们出售商品混凝土，它们的存在，既能应付大的合同作战，又可兼顾小的作业。这就是说既能气吞万里如虎，又可春风化雨点滴人微。搅拌站的成立，完全是市政公司机构改革的尝试，是大工业意识的产物。每次现浇，几乎各搅拌机、站统一行动，纷纷支援前线，于是一辆辆罐车便长龙般鱼贯而来。罐车在途中可以边行进边搅拌，若路途遥远，还要使用缓凝剂等。这一切，绝对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可以和任何发达国家相比。
按照施工员的指令，每辆罐车都要在规定区域推心置腹地倾诉一番，最后卸掉一身重负，轻装转向另一战场。如此一个浇筑的过程，机声隆隆，人却静默如铁。
在浇筑的同时，就要振捣。工人们手拿振捣棒，意气风发地去完成最后的仪式。这是工程中的关键时刻，而且是惟一用半自动机械人工振捣。要使浇筑的混凝土桥体没有蜂窝麻面，要充分振捣，不许疏漏，要振捣到出水分，即出现水泥浆状才行。因为里边往往还有波纹管，它是白洋铁皮做的，是用来穿钢绞线的。到模板拿掉，混凝土凝固之后，再进行拉张，预应力构件是现代桥梁道路工程的一个突破。经过拉张后的构件就可以大大提高负荷力。倘若振捣太烈，就会把波纹管挤扁或变形，这样钢绞线便穿不进去，就不能拉张。若出现这样的情况，就还要把浇筑好的水泥构件开天窗，把变形的波纹管修好。开天窗后的构件色泽不一致，和整体难以协调，这就不是上好的工程。因此这庞大壮观的工程，到这一步，却无论如何是精雕细琢了。要格外小心，格外认真。
伴随浇筑的振捣是一个长长的工程。需要用心一点一点触摸，精细而又耐心。振捣常常是连续作战，有时是连续72小时，有时是连续100小时，人是可以换的，但机器不能停。这绵长时问的劳动，消耗着无数工人的体力和耐力，但他们坚持不懈，因为他们都不愿意出现开天窗，不愿在工程中出现一点遗憾那遗憾会永远留在他们心上。
这是呕心沥血的祭礼，长长的如涅檠般的再生。不管是谁，不管是经理还是普通干部，面对这样的场景，无不肃然而立，立正姿势，行注目礼。他们面对的仿佛是自己心灵的祭坛，是自己生命的升华。那点点浇筑进去的，不是别的，而是他们自己的青春和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