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思想文化领域的专门人才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各级党委要抓紧制定和实施专门人才培养的总体规划，调整人才培养的结构和布局；要建立健全选拔、考核、使用、奖惩制度，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为优秀人才的健康成长、脱颖而出创造良好条件；要关心优秀的人才的工作和生活，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解除后顾之忧，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要努力培养一批掌握理论、学贯中西、理论联系实际的理论家；一批坚持正确方向，深入生活并能客观、热情反映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奋斗业绩、鼓舞人民群众斗志、受到人民群众喜爱的名记者、名编辑、名主持人；一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社会责任感强、精通业务知识的出版家；一批紧跟时代步伐热爱祖国和人民、艺术水平精湛的作家、艺术家，真正使这些优秀人才成为宣传文化事业领域的带头人，成为传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带头人。
——摘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概论》
这是一个有关领导与作家的故事。
1985年，刘海程被任命为河南省南阳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当时找他谈话的是地委书记李金铭同志（现任浙江省委副书记）。刘海程一听就急了，说，我一直是干组织工作的，从组织部普通干部干到组织部长，又当县委书记，我只对组织工作和农村工作感兴趣，这个宣传部长我可当不好。李金铭同志说，我早看过你的档案，你在大学学的就是文科，能写会画，当县委书记时写过150万字的读书笔记，这些情况我都了解，你没当过宣传部长，就知道自己不能胜任？
一席话说得刘海程无言以对。于是就当上了宣传部长。
刘海程自述：
我这个人有些争强好胜，既然当了宣传部长，就想干出名堂。于是上任伊始，我就开始抓三支队伍，一是新闻队伍，二是理论队伍，三是文艺队伍。这三支队伍中我着力最多的就是后两支队伍。理论上3时正争论姓社姓资问题，文队伍正是积重难返事情多多的时候，它较之新闻队伍要难处理得多，因此我对文艺队伍抓得紧一些。
这样，我就有机会目睹南阳作家群的诞生、发展和形成三个阶段……
南阳作家群不仅在河南省，就是在全国，也是一个奇特的文化现象。在这个不大的南阳盆地里，竟有诸如二月河、周大新、田中禾、周同宾、乔典运、廖华歌等在全国颇有影响的作家。然而，走近南阳作家群，就会发现他们的背后存在着刘海程这样的支撑体，他们用自己的政策水平和甘为人梯的精神让作家们高些再高些，在最高处放飞理想，为国家和民族奉献纯美健康的文学精品……
谈起作家，也曾有过文学梦的刘海程感慨良多。他说，一个领导干部最重要的一条是要做到对作家公正客观评价。作家不同于说唱艺术，不同于表演艺术，说过唱过演过，大风过去了无印痕。而作家的作品必须直面现实，有自己的思考，有独到的叙事艺术和能力。但是，因为空口无凭，立字为证的原因，作家白纸黑字写的东西又都可以成为厅堂公证授人以柄，这又是极其危险的职业。不幸的是，大部分作家毕其生都在花费大量精力去创作，没有时间去进行交际，况且又是个体劳动者，极易受到伤害。这是个精神领域的强势人群，却又是现实生活的弱势群体，这一点必须明了。因此，我们要求作家一要出好的作品，二是出了问题不能一棍子打死。作为作家，不要闭着右眼看领导，作为领导，不要闭着眼睛看作家。双方都要睁着双眼看对方，并且要全身心含情脉脉……1988年、1989年期间，《南阳日报》连载了南阳作家行者（秦俊）和王遂河写的《别庭芳传奇》，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赞成者和反对者各执一词，形成壁垒森严的两大阵营，把刘海程一下推到了风121浪尖上，倘若处理不当，头上的乌纱帽说不定就会为此而掉。
别庭芳是南阳近代历史人物。有关他的话题还得从头说起。1985年左右，胡耀邦同志来南阳视察。来之前，他先去了陕西商洛地区，视察完又从商洛到南阳。在南阳期间，胡耀邦同志饶一个是地方志办公室的主任，一个是文联主席，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没有理由说他们不和党同心同德。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还要防止左的一面，而极左的危害往往给我们的损失更大。我们应该保护作家的创作热情和探索精神，给他们以宽松的环境，创造稳定的心态，给他们以可靠的支持。正是基于这些缜密的考虑，刘海程决定把这件事拿到部长办公会议上去研究定夺，以期获得党组成员的支持，让大家共同参与关心作家的行动。
刘海程的建议获得了时任副部长兼文联党组书记孙泉砀等人的坚定支持。
办公会议研究决定：该作品并没有美化历史人物，没有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因此不宜停止连载……
连载风波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两作者在文联会议上感激地说：感谢领导在关键的时候给予我们关键的支持……
也许外乡人不会注意这个故事，但因其发生在南阳而备受当地作家的关注。此时正是二月河、乔典运、周同宾、田中禾等一批作家创作最力的时候，倘若稍微疏忽，就会极大地影响他们的创作，因此也许就没有以后南阳作家创作上的繁荣……
孙泉砀在大学原是学哲学的，没想到参加工作后却干上了文艺这一行。从1984年到1989年期间，他时任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联党组书记，因此，南阳作家群的生长和他不无关系，就领导作用而言，南阳作家之所以异军突起，军功章至少有他的一半。
谈起当年南阳作家群，孙泉砀不无感慨。孙泉砀自述：
我是1984年1986年期间当文联主席的。我原来是在宣传部秘书科，当时领导是为了解决我的职务问题，说兼文联主席可以解决正处，于是我就当了副部长兼文联主席。我原本是搞理论研究，搞教育出身的，来文联是误入白虎堂，但是我能将计就计，因为在这期间，我确实喜欢上了文学艺术创作，并交了许多作家和艺术家朋友。特别是刘海程到宣传部以后，他也特别喜爱文艺事业，喜欢文学，于是我们就凑到一起了。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尤其是搭台子唱大戏，没有几根柱子不行，于是我们几个自愿凑成了柱子，搭成一个台子。但是唱戏的主角是作家，他们是在舞台上的，我们是在他们的脚下边。你看过农村唱戏搭台子吧，下边有许多桩子，搭上木板。我们就是那台下的柱子和桩子，没有这埋在土里的桩子戏台就搭不起来，没有这戏台就唱不起来。当了这么多年的文联领导，我的体会是，一个领导，首要的是要学会搭台子，不能拆台子。你就是一根木桩子，半截埋在土里边，肩上还得让人踩。你把戏台搭得越高，戏就唱得越红，说明你的工作越成功。
南阳是人文荟萃之地，文化积淀丰厚。文学豫军中，宛（南阳）一直是重镇。但是80年代初，宛军刚从文革硝烟里钻出来，可以说队形不整、衣衫褴褛、伤痕累累、混乱不堪。当时乔典运是老右派，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漏网地主，一天到晚心惊胆战。田中禾（张其华）是右派，运动中被揪来揪去，周同宾在文革中当过教育局革委会主任，这时被说成造反派，有朝不保夕的感觉，凌解放（二月河）是小市宣传科副科长，刚从部队转业回来不适应，郁郁不得志的样子等等等等，作家们根本坐不到一块儿，勉强在一起也是互相攻讦，说三道四。记得我到文联后第一个会议是1984年11月份召开的文学理论研讨会，因为开不起来，于是就把会标改为南阳地区文艺界大团结工作会议，会上我讲了团结的重要性，说团结才出作品，团结才有力量，团结才能保持宛军的光荣。会上，大家有所触动。根据当时的情势，文联党组提出对几个创作成绩突出的作家加以政治上的保护、解决生活的实际困难。比如把乔典运提为作协副主席，把周同宾、田中禾都树起来，以组织的名义给他们一个说法，一个政治待遇，不要再从枝节题上干扰他们。由于这个风气一开，大伙一看认真创作扎实工作有诸多好处，说三道四唧唧咕咕没有益处，于是大伙儿一下子就团结了。从此，宛军的队形基本就整齐了，向上走的趋势就显露出来了。
刘海程爱和作家交朋友。这种交朋友完全是平等的、同志式的，不是那种居高临下施舍似的。他说，作家大都是敏感而又有丰富情感的人，他们不需要假模假式的恩赐，他们需要真诚的交流。一个领导干部，只有了解他们，了解他们的苦衷，尊重他们的劳动，真正关心爱护他们才能获得他们的信任。在他们的倡导下，南阳地区所属各县市都成立了作家沙龙，各县轮流做东，邀请本县或部分外县作家，每期一个议题，围绕文学创作进行探讨。刘海程、孙泉砀的身影经常在沙龙里出现，很少缺席。他们把作家沙龙当做一个探究隐秘内心的窗口，这是一个悬念丛生充满智慧的窗口，也是心事浩渺心忧天下的窗口，他们能及时了解作家的心音，掌握思想脉搏，以便及时引导疏通他人，或者调整矫正自己。
这是一个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的经典范例。
刘海程说，一切工作都要从风乍起始，不能动不动就盖棺论定，一些领导干部平时不与作家沟通，一出问题就乱扣帽子，这不是共产党的作风。共产党应该把大批的作家往怀里拢，不应该把大批的作家往外推。简单化或者复杂化、表面化都会给党的文艺事业带来危害。勇章印是南阳仪表厂的工人，曾多次在本市内外文孙泉砀滔滔不绝地向领导汇报这批作家的丰功伟绩，以期领导垂爱。哪知领导想了想，仍掏出钢笔。
刚要签，孙泉砀伸手拦住了他，说，我早给领导准备好了。说着，拿出那枝削得尖尖的铅笔。
领导哈哈一笑，说，这枝铅笔留下吧，下次文联再报名单时我再用。说完一挥而就。就这样，南阳地区省级以上的作家全部解决了农转非。南阳作家群有个特点，除了少数作家如田中禾、周同宾、马本德受过高等教育外，其余大都是初、高中毕业，以这样的学历，很难在职称评定时拔得头筹，获得较公正的待遇。因为这些作家虽然学历不高（如乔典运.二月河等人），但创作却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可谓名满天下。如何恰当解决，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问题。孙泉砀单刀赴会，利用自己职称改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替每个作家据理力争。职称评定下来，竞一次评出9名正高或副高级别的作家，全省总共才17名，南阳竟占了二分之一。
消息传到郑州，当时的省文联主席南丁先生特意请孙泉砀吃饭，夸他为南阳作家办了件大好事。
南阳作家一下子兵强马壮，首先在气势上占了先声。一次沙龙会上，刘海程随口问道：怎么没见章印？大伙都说是呀，怎么没见勇章印？
刘海程问：他的农转非问题解决了没有？大伙又说不清楚，不清楚。
刘海程说，对作家的生活要多请安，得多抓落实。
这些话传到勇章印的耳朵里，这位工人作家非常感动。他给刘海程写了一封信，信上说，仅仅是沙龙上的一句话，你就记住了，还帮俺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今后我一定奋力写作，报答厚爱……又过了一段时间，上班时，秘书告诉刘海程：勇章印死了，上午9时住的院，没检查出病症，人已经不行了，当天死在了医院。刘海程立即通知孙泉砀，火速赶到了医院。
太平间里，停了两具尸体，一个是勇章印，一个是老太太。两具尸体，两种待遇。
老太太似乎有些身份，雪白的单子盖在身上，人群簇拥，潮来潮去。勇章印这边却冷冷清清，一条脏兮兮的布单盖住了这个贫寒作家的脸。刘海程把布单掀起来，看到勇章印因猝死而略略变形的脸。他的眼睛瞪着，以往那种率真随性的气质已经转化为混浊的物质凝结起来，在这幽幽的底色里，一种惊愕和慌乱的表情从里边突兀出来，他的嘴微微张着，好像在自言自语：这就是一个作家选择的人生？
刘海程忙把勇章印的眼睑合上，就像怕惊扰他仍在进行的梦境。他背过身去，泪水禁不住潸然而下……
看到地委领导来了，医院不知就里，院长领着一群人七手八脚为勇章印换了一床雪白的布单。有人忙着为死者整容，让他更体面些，让他看起来更像个作家……
看到地委领导来了，死者所在工厂厂长一头大汗地赶过来，地委领导询问厂长死者死因，厂长回答不上来，汗流得更多了……原来，勇章印有个爱喝两口的嗜好，因为家穷，买不起酒，就喝工业酒精。他白天上班，晚上写作，累得撑不住劲，就喝酒解乏，加上老婆看他油瓶倒了也不扶的样子，家务活啥也不干，虽然一年到头写个不停，却总没有几个进项，就嫌他没有本事，不会挣钱，也就给他气受。这样诸种因素加起来，勇章印的身体就垮了。等他实在撑不住了，就一个人来医院看病，还没等检查完，就咽了气。
勇章印的追悼会举行得非常隆重。刘海程、孙泉砀以个人的名义为他送了花圈，并亲自参加了追悼会。会上，周同宾说，我死时有个地委书记看我就满足了。二月河说，我死时领导给我送个花圈就行了。
就在勇章印去世不到两个月，南阳地区曲剧团的主要演员陈桂佳在洛阳演出时突然发病，诊断为脑瘤，最后死在手术台上。
接到报告后，刘海程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这些作家、艺术家已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事业相催杂事多多，作家费心劳神，演员疲于奔命，哪有时问考虑自己的身体？有多少颇有才华的人为此英年早逝，这是多么大的损失呀。既然领导干部有身体检查待遇，为什么这些作家、艺术家不能享受？于是刘海程将勇章印、陈桂佳的事例提交到地委办公会议上，建议作家、艺术家设立检查身体制度。最后形成文件：凡是省作协以上的作家，省戏剧家协会以上的演员，每年享受免费检查身体的待遇。
作家们说，这不仅仅是待遇，还是一种荣誉。
至今，南阳地区的作家、艺术家们仍在享此殊荣。
以后，刘海程调到省新闻出版局任局长后，又把这一做法带到了出版界。凡是正副编审，全国劳模或五一奖章获得者，均可每年免费检查身体，并能免费出外旅游半个月。此举实行以来，颇受大家欢迎。
孙泉砀自述：
1985年3月，南阳地区召开图书馆会议，会上，我放了一炮，我说外人都夸咱南阳人老实，我想这老实背后是不是含有保守、封闭的一面？当时有人说我是离经叛道胡说八道。我坚持认为，南阳这种精神状态是和三中全会的精神格格不入的，南阳作家群要有所作为，必须克服盆地意识，走出盆地。
于是在地委的支持下，1986年文联召开克服盆地意识大讨论。这一次讨论使作家们眼界大开，大家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
然而，突兀而来的一次事件，使作家们的激情遭受了打击。
1986年，西峡县的剧作家何中兴根据乔典运的小说《乡醉》改编成了一出曲剧，参加了南阳的戏剧大赛。此戏一演，立即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乡醉》描写了一个乡干部，整天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连日醉心于酒场酒会文化，却无心干四化，用辛辣的笔调鞭挞了一个得过且过的基层干部。这种直接用讽刺手法批评现实中的一些干部的作品近年已不多见，因此，引起了一些乡镇干部的不满，说这部作品是十足的自由化，应该大加挞伐。消息传来，作家们都噤若寒蝉，刚刚燃起的创作火焰顿时被浇了一盆凉水。
孙泉砀认为，三中全会的深意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什么要在全国范围内提倡解放思想，就是说党中央肯定看到了人们思想禁锢的种种现实，这就是多年来极左路线对人的深度戕害，它使人畏首畏尾，瞻前顾后，奉行左比右好以求明哲保身。这样的思想状态与改革开放要求的时代精神可谓格格不入。解放思想不仅对改革开放有用，对文学创作更是有用，俗话说放胆文章拼命酒，颤抖的手写不出好文章，作为领导干部，既要不断地把政治原则灌输给作家又要给作家以一定的空间，鼓励他们解放思想大胆创作，只有这样，作家才能创作出时代精品。
孙泉砀向刘海程汇报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得到了刘海程的赞同。孙泉砀说，啥叫自由化？自由化是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而乔典运是补锅的思想，不是砸锅的思想。如果硬把自由化的帽子扣在老乔的头上，就会伤害一批作家的创作热情，假如整个南阳地区的作家都管得像个小媳妇似的，在改革开放年代只留下一些平庸的记录，那就是我们当领导的失败。
为了顶住左的干扰，刘海程和孙泉砀心生一计，干脆把老乔弄成正面典型，这样就会少去诸多麻烦。当时南阳地区正在搞政治思想报告会，于是老乔就以模范政治思想工作者的身份参加了代表团，在全地区作巡回报告。这样一来，那些本来想揪住老乔辫子不放的人，看到他变成了正面典型，想时代真变了，也就不再追究了。
乔典运在报告会上大出风头，他用三个故事串在一起成了一篇绝好的演讲稿。报告团结束后，他又将这三个故事创作成三个短篇小说《冷惊》、《山妖》和《女儿血》，发表后反响很好。
二月河本名凌解放，祖籍山西昔阳，因是家乡解放时所生，故名凌解放。他的父亲凌振祥，是个南下干部，后来就在南阳安了家，凌解放学生时代是在南阳度过的，他和孙泉砀曾是高中同学。凌解放1968年参军，在部队入党提干，转业后到了南阳市委宣传科当副科长。初时搞《红楼梦》研究，曾写了大量的学术文章，但因一文莫名而未被注意。1983年，苦恼中的凌解放给红学专家冯其庸写信，畅言红学研究之弊端，引起冯的极大兴趣，故写信相邀参加来年的红学年会。就在这次年会上，冯其庸先生见到了凌解放，谈话间，冯老劝说他放弃红学研究，改弦易张。冯老先生说，红学研究队伍中学者多多，你若想在研究上有所突破恐怕很难。但你文字功力深厚，若改小说创作，肯定成功。接着，冯老就推荐他写清朝三皇的小说。
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冯老先生的话对凌解放启发很大，年会结束后，凌解放就匆匆赶回南阳，并把自己的创作计划向当时的部领导作了汇报。宣传科是一个出文字材料的地方，大量的经验需要总结，多少典型需要宣传，况且凌解放是宣传科的一支笔，现在突然宣布今后要写什么历史小说了，这怎么行？
部领导循循善诱帮助凌解放说，还要以工作为重，以党的事业为重，组织的事为大，个人创作的事小……
凌解放想不通，就把自己的苦恼讲给刘海程和孙泉砀听，因为南阳地委宣传部是南阳市委宣传部的直接领导，二人觉得凌解放讲得不无道理，就又马不停蹄地为凌解放奔波起来。
刘海程找到市宣传部领导，说，听说凌解放请创作假很难请，写作没稿纸，今天我给他请假来了……
孙泉砀也找到了南阳市宣传部的领导说，解放是我的老同学，他是一个文学功底很厚的人，他默默无闻地准备了这么多年，现在该是他开花结果的时候了，咱们应该为他创造一些条件……
南阳市宣传部领导见上级领导都来为凌解放说情，有些坐不住了，说，凌解放要是一般办事员，我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他可是宣传科长呀……
刘海程说，会写材料的宣传科长一抓一大把，会写小说的作家可不容易找。作家的生长期太慢，成长的条件又特别苛刻，凌解放是能给咱南阳文学界赢得荣誉的人，我把宝押到他身上，如果他写不出来，我到宣传科给你写材料！
孙泉砀说，没有宣传科长咋办？这好办，你设法再配一个，弄一个并肩王不就行了？
南阳市委宣传部果然依计而行，特意选配了一个宣传干部，让凌解放腾出手来专门搞小说创作，这对当时一文莫名的凌解放可谓皇恩浩荡，像这样的情形，在全国也可以说独一无二。
从此，凌解放开始用二月河的笔名创作清代帝王系列小说，并很快在全国打响，现在已成为中国知名度最高的作家之一。正是有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创作环境，南阳作家群才会脱颖而出。1987年，全国短篇小说评奖，在全部十七篇得奖作品中，河南有三篇小说得奖，占全部作品的六分之一。
这三篇作品，竞都是南阳作家创作的。
获得全国短篇小说第一名的是田中禾的《五月》。获得第四名的是乔典运的《满票》。
获得第七名的是周大新的《汉家女》。
南阳地区文联召开盛大的庆功会，酒宴上，作家们摩拳擦掌，说今年得奖147，明年评奖再得258。老作家乔典运激动不已，他举起酒杯含着泪花说：人家说党是母亲，咱河南话说党就是妈，妈叫喝酒不能不喝，妈叫咱往哪里走咱就往哪里走……那一晚，乔典运喝醉了，许多作家都醉了……
几年后，乔典运得了不治之症。临死前，他拉着刘海程的手说，我已经没有困难啦，我的房子是你安排的，孩子是你安排的，你给孩子找工作写的条子上的话我现在还都能记住。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在我的作品里写上一句感谢你们的话……
1991年、1992年，刘海程和孙泉砀相继调离南阳，刘海程初到《河南日报》社任社长，后又任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孙泉砀初任省广播电视厅长，后任河南省文化厅厅长。
临别时，所有的作家都哭了。
诗人廖华歌写诗送行。其中一句诗这样写道：一个领导走了，南阳作家为他下半旗……
沿着涪江向下游而去，就进入长江的水系，再沿江东进，到了宜昌向北，就进入神农架的千山万壑之中。在这大山的怀抱里，著名的汽车城湖北省十堰市就坐落在这里。
和笔者发生联系的是十堰市新华书店。笔者一行人去神农架秋游，归来后便被该市的新华书店总经理黄成勇先生请去吃饭。吃饭之前，先去书店浏览了一番，初人书店，并无太多的感念，只是觉得这里图书甚多，几番检索，真有一些平素找不到的好书。笔者翻阅时很自然与北京图书大厦、上海南京路新华书店、深圳市新华书店比照了一番。虽然该书店的规模无法和它们相比，但在图书的种类和品位上，真有些难分伯仲，于是，笔者就对黄成勇先生有些刮目相看。作家写书看书，自然也就爱书，每有新游，总爱到新华书店看看，就像家庭主妇爱逛菜市场一样。倘若那里的书店办得好，书多人多，便平白认为那里的文化底蕴就丰厚，精神财富就富有，对这个城市或这个地方就格外另眼相看。即使一些很富的沿海城市，只要几番下来，找不到像样的书店，笔者就认为这是一个以暴发户为人格特征的城市，内心就看它不起。因为笔者私下里认为，一个地区和一个城市文明的生长，总得需要充足的文明之水的浇灌，而那些大大小小的书店，就是一片片繁茂的水土涵养林，它们是储存文明之源的地方。倘若一个地方连像样的书店都没有，等待它们的将是一片沙漠，这是连小学生都能看到的结局，因此，我有很多理由轻看它。通过看新华书店来掂量一个城市的分量，这是笔者的一点小经验。但是，我们的新华书店，因为体制的缘故，大多数办得不好，凡是办得好的新华书店，大概都有一些深层的道理在。这样的念头电光火石般闪出，很快就飘逝了。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吃饭。
吃过饭后，方知道饭店名叫状元楼，它也是十堰新华书店办的。所谓状元楼，还是和书能扯上干系的，另外，这个新华书店还办了一份报纸，名日书友，每期5000份，大都赠与固定书友，余者分发在新华书店，免费赠与读者。这在当前书界，都有些另类的意思，更让人诧异的是，辞行前，书店分赠笔者一行每人一包礼品，打开一看，竟是10副扑克牌！名日书香扑克。顾名思义，书香扑克，自然与书有关。54幅精心绘制的名人肖像，中外各半，有孔子、屈原、伊索等，无不是蜚声文坛的大师级人物。所列之人，大多作品均收入了中学课外文学名著必读和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有意思的是扑克牌的大小王，孔子为大王，屈原为小王，鲁迅为红桃A，冰心为红桃2，钱钟书为红桃Q，莎士比亚为梅花A，巴尔扎克为黑桃A等等。中国盛行座次文化，从《水浒》排起，一直上演到今天的政治生活。然而书画扑克的创意者却未经请示就做了主，将孔子和屈原封为万王之王，并且脾气怪戾个性张扬的怪老头们，在孑1子深邃目光的笼罩下，不得不俯首称臣，听任命运的摆布。请教创意者，答日：扑克虽发明于西洋，然传人东土既久，基因已经转化，融入国粹，比之西洋长势更旺；况牌是中国人设计，中国人玩，打法也是中国套路，二王概由中国人当之，有何不可？再说这种排序，仅是本店所见，并不代表官方意见，充其量也只是反映了十堰的文化水准，有何不可？度其大王定于孔子，不仅有其在中国文坛的资格，名望无出其后，更在其以仁忠恕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深远影响无可比拟取代。而屈原的伟大爱国诗人形象及其《楚辞》也滋养了代代炎黄子孙，中国民间传统之重大节日与文学家直接挂钩者仅此一人，故小王可也。言之凿凿，理直气壮。
这个创意者不是别人，就是黄成勇。我就又格外留意黄成勇了。
说起扑克牌，黄成勇有一段话发表在他创办的《书友》报上，他说：社会是个大牌局，人人身在其中。呱呱坠地，是领取了最初一张牌；呜呼哀哉，是打出了最后一张牌。按牌理出牌，是尊重客观规律；修订规矩，是进行制度改革创新；摆牌重洗，是资源重组。有好牌，必须抓住机遇，节骨眼上打出来；没有好牌，必须调整结构，伺机一掷……
而黄成勇手上也有一张牌，这就是他的文化牌。这张牌，就是他的书画扑克。黄成勇说：我最初的动因是为消遣准备的，我们准备办一个酒店，就是你们看到的状元楼酒店，我想这个酒店要有些文化品位，还要有消遣性，于是就想到了是否有一副特殊的扑克牌，希望寓教于乐，于是我就想起了打文化牌，用著名作家的头像代替原来的画图，这样，即使大家在消遣时，也能留意一下手中的内容，比那些在扑克牌上画些裸体女人的淫的画面毒害腐蚀青少年的做法要健康许多。因此我们就设计选择了54个中外著名作家的头像（其中包括教育部推荐的中小学生课外必读书的作家？，简略介绍生平及代表作，既能乐之，又能学之，为当下推行的市民素质教育和加强中小学生素质教育尽点微薄之力……
一副文化牌，用心何其苦哉！
能称言书香，就要有较高的艺术品位，这套扑克的装帧设计，在国内堪称一流。十堰市新华书店及所辖各县、区店近一年来统一使用C1设计，从标志、色彩上一目了然，在视觉语言上有一种信任感和庄重感，这副扑克的底色就用的是读者喜爱的新华红。为了提高艺术品位，特请著名作家、画家高莽用白描画就54位中外大作家的肖像，笔者早年也曾学过美术，以一个并不内行的半专业眼光看高莽先生的画作，堪称画中精品。
为了这副扑克的品位，黄成勇曾千里迢迢赴京请出高莽先生，不但将高先生请出了山，且又攀上了忘年交，这里有他的一段文字为证：
2001年1月8日下午，大雪初霁，我在高莽先生府上与他谈牌。高莽先生高身材、高鼻子，今年75岁，看上去只像60岁。我家中藏有他出版的好几种译著，对他并不陌生。在拜访他之前，武汉曾卓先生的引荐信已先期抵达。证明不是骗子（前曾有骗子来访？，因此彼此都很随便。我奉上两盒茶叶，告诉他说是家乡的茶叶，高莽说：好，我就用浓浓的乡情招待你。
高莽和黄成勇谈得相当投机。那高莽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作家、画家，同时又是编辑家，曾任《世界文学》主编，曾翻译过《保尔柯察金》（戏剧），受过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亲自签署命令颁发的友谊勋章。能和他高谈阔论，足见黄成勇并非单纯一贩书者也。
贩书者，书贾，是黄成勇为自己起的绰号。然而，当笔者聚焦书香扑克，聚焦书友，聚焦黄成勇，方知黄成勇首先是一个读书人，其二还是一位著书人，其三才是一个成功的卖书人。黄成勇26岁那年，曾任十堰地区竹山县的文化局长。在这一段时间里，黄成勇本来可以在仕途上接着走下去，但没有想到，因为他从小爱书，迷书，竞让书改变了他的生命样式。他说：大概是寂寞吧？大概还有孤独吧？要不怎么会喜欢书呢？喜欢书，一下子就喜欢书的一切：喜欢书的各式开本，各样装帧，喜欢闻新书墨香、旧书的霉味，喜欢各种纸张的色泽和手感，喜欢了解书的印刷和编辑艺术，喜欢写书的人和编书的人，喜欢书的掌故和轶事，喜欢逛书店和书摊，不为书花点钱心里就痒痒。说来真不好意思，至今还喜欢连环画，随意翻翻，仿佛翻看自己的童年。人生也像一本书吧，被时光翻看，那么不经意地就翻去了几十页，回忆生活中保存下来的，可以称之为欢欣和愉悦，大多都与书有关……
这样一个爱书之人，他的内在结构似乎已决定了他运行的轨迹，因此他于1991年调往十堰市新华书店任经理，彻底下了书海，终日与书共舞，且其乐融融，从此不思仕途之事。
黄成勇，书痴也。
即称爱书，便由表及里，那就是以书会友，因此，黄成勇以书为缘，结交了许多作家学者。他说：书的缘分，使我成为一个积极的书的结缘者。当我把特别喜欢的书，特别喜欢的书的作者，用读书笔记和访问记的形式见诸报端和刊物时，实在是想以此引起人们对书的兴趣，不成想却因此结识了.一大批书的专家们，他们都是读书大家和藏书大家，我从他们那里得到了鼓励和提醒，更重要的是还获得了关于书的持续的和不断翻新的乐趣……
这样就引发了黄成勇的以书为题的创作冲动。多年来，他京访姜德明，沪访倪墨尖，汉访碧野、访曾卓，蓉访流沙河，长访钟叔河……凡书界名家一一拜访，自我感觉山水览胜，个中妙处难以言说，于是就细心记述下来，这样就有了一本散文集《沐浴书香》问世，该书收有散文40余篇，读来既有学者之重，又有清丽之轻，以这种态势走下去，日后能成为散文大家也未可知。
然而，黄成勇还是把主要精力花在了书店上。
十堰的新华书店之所以办得好，是因为他不只是一个会读书的人，更是一个懂书、知书、爱书又会写书的人，还是一个用心养书的人。这就是十堰市新华书店成功的秘诀。
1997年，《中国图书商报》评选全国书业界十大新闻人物，黄成勇名列其中。
1998年，黄成勇又被国家新闻出版署授予首届全国书刊发行行业最高荣誉奖中国书刊发行奖。
而黄成勇创意的书香扑克也获得了极大成功。请看第32期《书友》报的一则新闻：
本报讯：（通讯员随郧报道）
书香扑克问世以后受到业内人士和书友的热情赞誉和广泛欢迎。经向全国部分地（市）以上新华书店发函征订，陆续收到省内恩施、潜江等店的订单，外省包括福建龙岩、三明，浙江宁波，辽宁本溪，山东东营，甘肃张掖、白银、武威，江苏扬中、张家港、泰州等店大量传真订单。《中国图书商报》5月31日出版的第931期刊发书香扑克专题报道后，省内外各级书店表现出极大兴趣，纷纷来电订购、咨询详细发货事宜。江西省高安市一家民营书店负责人收阅《中国图书商报》后，多次来电联系购买书香扑克。截至6月30日，本报已发出书香扑克3.86万副。不少读者个人来函联系购买，有的甚至夹寄现金（按邮局规定是不可以这样交寄的），鉴此，
本报从6月底起陆续接受书友个人邮购。
书香扑克备受青睐，充分说明通过这种形式宣传好书，寓教于乐，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品位和文明素质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和湖北十堰新华书店有许多共同点的深圳市新华书店，虽为全国书业界的佼佼者，但它初始创业的根基却建在人所共知的文化沙漠上。深圳的经济几乎是一夜腾飞的，但在一份关于读书的问卷调查上，有人却大言不惭地问道：
读书干吗？
读书能挣钱吗？
在被调查的500人中有384人坦言疏远书籍甚至拒绝书籍。
1983年，深圳市政府有关文化设施的建设方案相继出台，有图书馆、博物馆、大剧院、科技馆、电视台、深圳大学、新闻文化中心、《特区报》等等，独独忘却了新华书店。这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忘却，使深圳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当人们在飞金流彩的深圳大街上穿行，给人感觉更多的是灼人的物欲。关于南国文化深沉的另一面却鲜得一见，因为看不见一个城市的心灵，许多人都对这个城市的未来持怀疑态度。于是，文化沙漠的命名油然而来。
显然，文化沙漠将会给这个城市带来厄运，也许是看见了令人堪忧的前景，深圳市领导们决心改变这一切。
若要抑制沙漠蔓延，就要多种树多种草。深圳市新华书店的领导和员工率先成了植树人和种草人。按说，深圳也不乏读书人，而在偌大的深圳却常常无书可买。在五六年时间里深圳已是高楼林立，却没有新华书店的一席之地。深圳市新华书店仍是原来宝安县的老家底，一排小得可怜的门市部，全部面积才300平方米。深圳此时已有40多万人，星期天来买书的人摩肩擦背人头攒动，即使费九牛二虎之力挤进书店，也难买到令人中意的书。
汪顺安是深圳市首任新华书店总经理，也是在任期间初步解决了深圳人读书难的功臣。他曾深夜敲开市长的家门，让市长特批了40万元，作为新华书店网点建设资金。以后又惨淡经营精心谋划，在红岭北路建了一幢5000平方米的大楼，自用一层，其余出租，一年下来，可以收60多万元租金。这只会下金蛋的鸡为深圳市新华书店立下了汗马功劳，几年之后，深圳市新华书店已在南山、蛇口、沙头角等地连开12个门市部。每一个书店都是一片绿洲，它对于改革深圳市文化土壤起着非同寻常的作用。
在深圳市领导支持下，1993年，深圳书城破土动工，全城总面积4.2万平方米，楼高33层，总投资1.8亿元。
此时的深圳，已是遍地绿洲茂树葱茏了。正是有了这些改变气候、土壤、环境的一系列努力，深圳才把目光瞄上了第七届全国书市。1995年3月1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向国家新闻出版署申报，希望能在深圳举办全国第七届书市。
报告中说：深圳有着读书热情高，购买力较强的读者群。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以来，两个文明建设取得了较大的成就，社会全面发展，群众安居乐业，市民读书热持续高涨，人均购书量已连续6年居全国城市的首位。如第七届全国书市能在深圳举行，定能给出版者、作者、读书者提供更好的交流机会，达到互相促进的目的。国家新闻出版署鉴于深圳吞吐图书的能力和影响力，欣然同意深圳市人民政府举办第七届全国书市。
果然，第七届全国书市取得了圆满成功。书市的最高日流量达6万人次，不少读者常常因为书市停止售票而不能进场。整个书市期间，共接待购书读者近百万人次。根据图书销售金额统计排队，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文化教育、自然科学技术四大类始终排在前4位。从中可以看出，深圳人对出版物质量和品位的追求较之以往有了明显提高。价值观已在悄悄发生变化，注重高雅精品，看重内容品质，丰富精神生活，注重精神修养，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实际能力已逐步成为深圳人现实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七届全国书市是对深圳图书人的一个总考验，同样也是对深圳人文化素质的一次总考试。
深圳人爱书读书的热情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深圳把文化沙漠的帽子远远地扔到了太平洋。
把书城办成永不落幕的书市是现在深圳新华书店对深圳人的许诺。现在人们去书城，二楼、三楼、四楼全是书，全国每年出10万种新书，书城就拥有8万种，读者想要工具书、科教书、文学作品，各分类书店琳琅满目，BLMS系统随时检索书架上的书况，及时补货、添货。各家连锁店的书也配送合理，读者可以就近购书。在社会图书网点青年迷你书店、大观书苑、朝花书店以及数以百计的图书流动车和数不清的地摊的围剿蚕食下，新华书店作为全国图书发行的主渠道，以现代化的科技经营手段和管理手段占领和拓展着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地。
1997年，由深圳市文化局主持的深圳书城精神文明示范单位表彰暨文化旅游景点项目论证会在深圳举行，会上，就深圳书城在大文化观念下的定位、策划书城作为文化旅游景点的新项目、书城的形象策划、书城和文化旅游景点在深圳两个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和承担的责任，以及书城的未来发展方向和应该达到的目标进行了广泛的论证。他们对书城的未来进行了设计，未来的书城，将是一个以图书购物为重点，集文化传播、娱乐休闲、景点浏览等多功能为一体，内容丰富、特色明显、影响广泛、名副其实的文化旅游景点。
笔者在深圳市文明办袁处长和现任新华书店总经理的陪同下来到书城，游走在当年论证会所设计的未来里。几年前的设计现已得到了圆满的落实，如今的书城已是深圳市传播精神文明和先进文化的重要窗口。临别时，新华书店负责人送了我两本书，一看，原来是我多年前出版的书，因年代久远，连我自己也失却了。现在，他们帮我寻找到了自己的过去，让我重温了青苹果的滋味，又让我领略了书城的浩瀚和博大……
一支由老战士组成的特种部队出发了。
他们不顾年迈体弱，不怕劳累奔波，不计得失，不讲报酬，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面向社区，面向人民群众，面对广大青少年，如啼血杜鹃般完成最后的绝唱，成为当今先进文化和革命传统的辛勤传播者。
在大连沙河口区，有一个著名的老干部关心下一代报告团，这个报告团的成员大部分由老红军、八路军等老干部组成。他们是沃林、王怀惠、郭耀堂、卢猛、皮起风、金道永、张立兴、高玉宝、王子华、辛克、张久成、张云晓、石岩、刘世廉、岳维忠、张富国、修湘、段云海、田惠民、李厚民、张毅、王扑玉共22名老同志。
几年来，这个报告团不仅足迹遍及沙河口，而且还遍及大连市，有的甚至走出大连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不管是从报告总场次讲，还是个人报告场次讲，这个报告团都有可能是全国之最。
这个报告团中，若论单打冠军当数著名的战士作家高玉宝。
战士作家高玉宝，1927年4月6日出生在辽宁省瓦房店市闫店乡孙家两屯，只念了一个多月的书就给地主放猪，9岁给日本鬼子当童工，15岁替父亲当劳工，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6个月后入党，在辽沈、平津、衡宝战役中立过六次大功、两次小功。
在行军作战中，高玉宝以画图代替文字写出20万字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该书1955年出版后，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在国外有12个国家和地区，用15种语言翻译出版，在国内有7种民族文字出版发行，仅汉文就印了450多万册。《我要读书》和《半夜鸡叫》被编入我国中、小学生课本。其后，他又写出长篇小说《春艳》、《我是一个兵》和《高玉宝续集》，并发表100多篇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作品。
高玉宝历任战士、通信员、文艺干事、师职创作员、沈阳军区创作室名誉主任等职。曾担任第二届团中央委员、中德友好协会理事，多次参加全军、全国劳模、先进工作者大会，并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代表大会、第四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他先后23次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95年4月29日，参加全国劳模大会，受到国家主席的接见；1998年11月29日，受到来大连视察工作的总理的亲切接见。从1948年到1999年底，他共写讲稿65万字，在部队、学校、厂矿、机关等单位，为战士、学生、工人作报告3656场，听众达到60余万人。
1989年1月13日《辽宁日报》刊登了一幅漫画，画面上有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面前放着一盆茶蛋，辍学的小女孩边卖蛋，边面对40年前的高玉宝写的一本书《我要读书》掉眼泪。当高玉宝看到这幅漫画时，他哭了，提笔写道：看了此画泪满腮，我那童年别再来。无知无识怎建国，当以全心育英才。
高玉宝决心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下一代，鼓励青少年刻苦学习，读书立志，长大了好报效祖国。1990年4月沙河口区成立了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高玉宝被聘为副主任、讲传统报告团副团长。凡是邀请他参加的青少年活动他从不推辞，作报告的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有时一天讲三场，仅1995年就在北京、上海、南京、开封、台州等16个城市作报告182场，听众16.933万人次，他被34个单位聘为名誉校长、政委、辅导员等荣誉职务，每天还收到不少来信，最多时一天收到200多封，他坚持做到有信必回。几年来他为青少年购买赠送各种书籍1万多册，花了4万多元。
高老不仅作报告教育青少年，他还以自己的行动影响青少年，坚持做到言行一致，说到做到。1990年6月的一天，事先约定要去大连聋哑学校作报告，正赶上他心脏病发作，他的孩子们都为他担心，劝他等病情稳定一下再说。高老说：那么多孩子在盼着我，而且都是些残疾儿童，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凉了他们的心。于是吃了药，骑上自行车硬挺着去了。他走上讲台，以《幸福不忘共产党》为题作报告，一边讲，手语老师一边比画作翻译。报告结束，他浑身像散了架一样，但看到台下的残疾孩子热烈鼓掌的欢快情景，不由得走到孩子们中间，拉拉他们的手，摸摸他们的头，高兴得老泪纵横。
1995年10月的一天，晚上10点多钟，熟睡中的高玉宝被突然来的电话铃声惊醒了。他拿起话筒一听，是武汉市黄陂路小学的学生打来的电话。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是这个学校开展金秋读书节活动，孩子们读了《高玉宝》一书后备受感动，都很想见一见高玉宝本人，哪怕是听一听他说话的声音也好。这些小机灵还真有点子，他们通过中央电视台打听到了高玉宝家的电话。
第一个孩子刚放下电话不久，第二个孩子的电话又来了，一连接了4个小学生的电话，他们都说：高爷爷，找您真不容易，我们好高兴哟！最后一个孩子提出请高爷爷讲几句话。高玉宝对话筒说：你们要遨游知识的大海洋，练好本领去太空，为振兴中华发奋学习，做跨世纪的主人！第二天，他们便把高爷爷的话传到全班。该校德育主任知道了这个消息，马上也给高玉宝去电话，代表区教委邀请他乘飞机后天来学校，给金秋读书大会作报告。可是高玉宝已经约好要去营口市作报告，经过商量，高玉宝只好用电话对武汉市黄陂路小学师生讲了半个小时。开会时学校将讲话录音在大会上播放，使师生受到一次生动的教育。
1996年3月，高玉宝应邀到武汉市，就抽时间亲自到黄陂路小学作了一场报告。那一天，学校好像过盛大节日一样热闹，校门两边站满了学生，每人手拿鲜花迎接高爷爷。报告结束后，学生们呼啦一下围上，都要争着看一眼高爷爷，最后还与打电话的4个小学生合影留念。
年近古稀的高玉宝经常向群众作报告，每次报告一结束，就被听众团团围住，要求签名或题词。他虽然很累，但每次总是笑嘻嘻地尽力满足大家的要求。高老说：这是孩子们对我的尊敬，我理解他们的心情，签名题词是一种联络感情的好方式，也是启迪他们的一种好方法。（这些年来他共签名题词1.3万人次。）
1995年12月高老到台州市作报告，因为过度疲劳而病倒住院。当孩子们得知高爷爷住院的消息后，都纷纷带着鲜花去探望，要求签名题词。有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拿着2角钱向卖花的奶奶买一枝鲜花，老奶奶问：买一枝花干什么？她说：给我们作报告的高爷爷病了，我要去看他，身上只有2角钱，就卖给我一枝吧。最后老奶奶很感动地送给她一枝鲜花。高玉宝面对如此纯真的孩子实在无法拒绝，只好让别人扶住打吊针的左臂，把红领巾和笔记本放在桌子上为孩子们签名。前来要求签名的学生络绎不绝，每天从早到晚，一直签到出院，附近小铺的笔记本都卖完了。医院的工作人员也不甘落后，有一位护士买了4个带密码锁的高级本子，请高玉宝题词，给自己、爱人、孩子和娘家侄子各一本。
1996年5月高玉宝再次被请到台州作报告，有4个青年，从百多公里的天台县开车找到高玉宝的住处，每人带着4本极为精致的笔记本专程请高玉宝签名题词，一本是单位的，一本是自己的，一本是爱人的，一本是孩子的。高玉宝问：孩子多大了？他们回答说：最小的只有37天。高玉宝说：孩子这么小着什么急？他们说：等他长大了，上哪找您呀！
有时候，有的学生没有准备好笔记本，就请高玉宝在帽子上、衬衣上或背心上签名。
高玉宝在关心下一代工作上，默默地耕耘，跑遍了大半个望：曼初青少年都叫他高玉宝大哥，后来叫高叔叔，现在都称他为亨尊爷。52年来他报告3600余场，从不收受馈赠的礼物，还把献箩他的鲜花转赠给优秀教师，把红领巾签上名赠给优秀少先队员。但亭三门县他却十分高兴地收下了他视为珍品的礼物。这就是三门县实验小学赠送的一本看似平常却又不平常的日记本，这个日记本记载着县实验小学从校长、书记、老师到各中队的学生代表卵，听了高老报告后的表态性誓言，有的一二年级小同学的誓言还晷用拼音写成的，这些誓言代表着全校师生的心声。县关工委和县罄季关工委也怀着对高老的崇敬心情和美好祝愿，赠给高玉宝两件礼物：一支钢笔，祝愿高老用这支笔写出更好的文章和作品来教育下一代；另一件是玉雕千里马，祝愿高老的精神像千里马一样世世代代在祖国的大地上奔驰。
报告团中单打第二名是修湘同志，他是著名的渡江英雄连原二排长，就是电影《渡江侦察记》中吴老贵的原型之一。修老1945年参军，他所在的华东野战军九兵团二十七军侦察营二连，是一个英雄的连队，在淮海战役中曾荣立集体一等功。1949年4月大军渡江前夕，该连奉命执行先遣渡江侦察任务。9月，第九兵团政治部、司令部根据二连先遣渡江侦察和策应我军渡江中的突出表现，授予二连先遣渡江英雄连的光荣称号，并颁冬奖旗一面（现存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修湘同志在这次婆兰堡察中荣立二等功。影片《渡江侦察记》反映的就是先遣渡江侦察敌情的真实故事。修湘同志对二连被命名授旗后剧作家沈默君？上级文化部门的同志深入了解和整理二连事迹的情况至今记忆犹誓，当时修湘同志刚由排长提升为副指导员，他主持安排了采访工仟，司时又是被采访对象。由于某些情节难以言传，就到实地考考：箩湘同志领着前来采访的同志，重新走了先遣渡江侦察连所走苎箩肇线：登狮子山，去老庙，奔张家寺，上茅岭和黄连山。他边走边讲，采访者边走边看，边听边记。如侦察员们在遇到敌情后，在山上的什么地方与敌人，哪个同志隐蔽在哪块大石头后面，哪个同志在什么位置迷惑敌人，敌人在山下的什么位置等细节，经过修湘的讲解采访的同志听了特别满意。后来沈默君同志把这段故事写进了《渡江侦察记》。为了保证历史事件的真实性，1954年在拍摄《渡江侦察记》时，八一电影制片厂还特邀二十七军侦察科长慕思荣、二连连长高锦塘担任军事顾问。
至今，修老家还珍藏着一本珍贵的《先遣渡江英雄连战史》，该书共3万余言，是1984年，在该连先遣渡江作战35周年纪念之际，在沈阳军区、旅大警备区首长的关怀下，组织亲身经历过渡江作战的老同志编写的。在该书的前言中指出：特别是当年参加过渡江的二排长修湘同志，为了收集连队史料，不顾年迈体弱，在隆冬季节，千里迢迢重返胶东地区，走访6县43个村镇，找到27名当年参加渡江的老战士调查核实情况，对完成此书起了重要作用。谈到修老的胶东之行，引出他一段心酸的往事，他说：1983年当我踏进华东三级人民英雄肖玉林同志的家门时，望着靠墙的黑色大柜上肖玉林的灵牌，我泣不成声。我真不敢相信，我那老大哥一样的八班长已经走了。就在不久前，他在病床上还念叨说老排长也该来看看我了……现任大队党支部书记说，自1954年肖玉林复员到家乡，直到1983年去世的前一年，他一直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70岁的肖玉林才退下来后，他还一直为大家做好事，为了把村里惟一的一口水井掏好，他累病了，从此再没起来。听完了书记的叙述，修湘来到了肖玉林的坟前。那坟只是一堆黄土，也许经过一场秋雨之后，就什么痕迹都没有了。为了使人们永远怀念他，修湘拿出50元钱，请大队干部给肖玉林立了碑，上写：人民英雄肖玉林之墓幸存者立。
修老1984年从沈阳军区军事调研室政委的岗位上离休后，住进沈司大连第一干休所。1986年与驻地东北财经大学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修湘同志自告奋勇与其他几位老同志参加了该所组成的驻东北财大关心下一代协会小组。他被聘为校外辅导员和义务楼管会主任，从此怀着无限激情走上了新的岗位，一干就是20个年头。
1990年，应沙河口区委、区政府聘请，修湘参加了学雷锋讲传统老干部报告团。修湘结合亲身经历撰写了30余万字的革命回忆录《我的连队我的战友》，从中央到地方精选出最生动、最感人、最有教育意义的几个片段，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作为革命传统教育的报告稿，报告的语言通俗朴素，故事情节生动扣人心弦，受到广大师生和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他的足迹不仅遍布大连市区，还应邀赴沈阳、鞍山、本溪、抚顺等地学校、机关、厂矿以及驻军部队、预备役师等130多个单位，作报告千余场，听众达50余万人次。由于他关心教育下一代成绩卓著，1991年荣获中国关心下一代委员会授予的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1992年荣获国家教委、文化部、科委、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单位联合授予的全国青年优秀辅导员荣誉称号。与此同时他还先后荣获沈阳军区授予的先进离休干部称号，并多次荣获省、市、区授予的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学雷锋积极分子等荣誉称号。和别人的报告方式不同的是红军诗人张云晓。他的报告充满了激情，充满了诗意。他用信念点燃激情，用激情燃烧诗文。
你听
决不能停止啊，伥征的脚步！雠要止步，佰病皆出。坏是吗？侑的人住了楼房忘茅屋，钱眼能钻进，再也钻不出……俄要放声呼：偌停止了长征的脚步，僦丢了宝贵的家谱。催来吧，聪明的头颅。让长征的大动脉，连通子孙的肺腑。有多少明媚的春天，僦有多少长征的脚步！
这是原旅大警备区政治部副主任、老红军张云晓的诗集《一个红军战士的诗》中的诗句。张老11岁参加红军，三过雪山草地。1983年离休后，他没有在家享清福，而是把自己的余热、全部的爱心献给了关心下一代事业。他担任了大连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市革命传统报告团副团长、沙河口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名誉主任和大中小学的校外辅导员等25个社会职务。从1985年到现在，他共作报告680余场，有103万人次受到教育。他还在作报告、备课的同时，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和小说，其中有5篇获国家级优秀奖、特别奖和一等奖。
张老从事关心下一代工作，没有任何报酬，而且所用的笔墨纸张和交通费等一切费用都由自己负担。为了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张老撰写了《一个红军战士的诗》和《红宝石之歌》两本诗集。诗集用生动通俗的语言，写下了他的亲身经历。新诗学家钱光培说这本诗集：填补了中国新诗史的一大空白099诗集面世后，《人民日报》、《文化报》等16家报刊发表了21篇消息和评论，收到读者来信300多封。
1998年他的又一部新诗《朝阳与浪花》问世。他先后免费赠书给部队官兵、大中小学校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共1.18万册，价值4.9万元，此外，还捐资扶贫助困达1.1万元。自付外出报告路费、活动费4200余元。
为了弘扬雷锋精神，张老创作了歌词《雷锋精神的摇篮》，由国家一级作曲家郑建春谱瞌。1998年3月27日张老亲自赴抚顺市，给雷锋生前所在团赠歌、赠书（《红宝石之歌》200册）。在仪式上，团政治处宋若波主任深情地说：送来了一个老战士的忠诚，送来了一个老同志的爱心，送来了一名老红军的关怀，送来了一位老首长的叮咛。
张老讲课文采飞扬，妙语连珠，极富感染力。他每讲的一个小时的课都要用30个小时备课，到目前为止他除写满了5个本子外，还有约60万字的讲稿。他每到一个单位作报告，都要先摸清情况，把要讲的内容记在脑子里，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讲法，或提问式，或启发式。对部队官兵主要讲提高战斗力，对学生主要讲勤奋小时。然而，老前辈们却齐齐地守候在约定的时间里，犹如在执行战斗任务前的集结。作为绿色家族的晚辈，我对迟来感到羞愧。因为守时是军人的起码的准则。我惶恐不安地向诸位首长敬礼表示道歉，就像一个做了错事的新兵。在他们面前，我确实是个新兵。老前辈们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他们竟然一丝不苟地严格按照时间的约定，保持着一个军人对时间的敏感。他们虽然没穿军装，没有军营的背景，但从他们的坐姿和肃然白勺毒情上仍可看到他们是久经战场的军人。他们用属于绿色家族的语言和思维向我讲述他们融进社区的故事，怎样用革命传统和革命理想覆盖社区，覆盖青少年的心灵……高玉宝、修湘、张云晓的故事就是从中得来的。他们22个人每人身后都有一串动人的故事。而大连沙河口区老战士报告团只是全国各地繁星般的老干部报告团中的一支，他们每个人就像一粒火星，集合起来就是一束火把，而无数支火把燃烧起来，就会照亮一片云锦，成为一个永不熄灭的星座。而千千万万青少年循着这个星座，就会准确找到自己的人生坐标，从而创造自己的美丽人生……
敬礼！老战士报告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