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9月16日晚，佛山市南海市广播电台播发了一条新闻，题目是罗南农民喜读MBA。新闻中这样写道：
南庄镇罗南村MBA课程研修班今天正式开课，120多名罗南村干部、企业骨干高高兴兴走进学堂，修读工商管理硕士课程。罗南村集体经济自1989年以来保持了连续十年的快速增长，1998年村级总收入5.51亿元，居全市前列。今年7月，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同志在视察罗南时，称赞它是一个现代化的新农村。如今，这个现代化的新农村为了造就真正的现代化农民，聘请了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的教授、博士来罗南开设MBA班，成为全省首个农民MBA研修班……
多年以前，笔者曾经跟随一个摄制组造访过罗南村。记得因拍摄安排上的疏忽，使我们在此滞留了多半天的时间，这使我有机会以一个外省人的身份观察罗南。
当时的罗南给人的印象是恬静和散漫，静静的村路，静静的街景。在一栋栋颇具粤南风格的民居里，盛满了殷实和富足。那时在北方农村，彩电和冰箱还不太多，而这里已经相当普及。记得让笔者最为眼热的是罗南人的舒适和生活意义上的优美，即使一个普通农民也会拥有一幢二层小楼和两千元以上的月薪，这在当时该是省部级领导以上的待遇。因此第一次生出羡慕农民的想法，那印象也就分外强烈，于是罗南就牢牢记在笔者的心目中了。
罗南村的支部书记关润尧也是第二次见面。这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一是充满朝气，二是颇具个性。虽然他实际上已经50多岁，但不管从长相和动作上判断，他比实际年龄都要年轻10岁。听说他很爱打篮球，村里的篮球队水平很高，有一些省青年队来的人自愿下到村队来，把周边村庄、企业甚至佛山市的球队都收拾的服服帖帖。支书关润尧每每在别人兵败如山倒时不失时机地上场，以胜军主帅的身份登场亮相，让对方那些高他一头的职业运动员汗颜不已。据说罗南村就有8支业余足球队、20支业余篮球队、11支女子篮球队，这些球队以农民特有的想像力把自己的业余生活充塞得满满的，只要走进罗南，便觉得生机勃勃富有张力。
罗南村位于南海市南庄镇西部。面积约4平方公里，8个自然村，户籍人口3435人，外来人口约1万人，改革开放以来，罗南抓住时机，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全村经济总收入持续10年快速增长，一跃成为南国明珠。当时中央电视台《大路朝天》摄制组来罗南采访，目的是写乡镇企业的人才大战，事过七八年之后，笔者在卷帙若海的书卷中又查出了当年的电视脚本：
《大路朝天》第十一集市场不相信眼泪之三：人才战
脚本创意：
本集依然表达的是市场竞争，在序列上承接质量竞争之后。与广告、质量合为竞争三部曲，层层铺垫，至人才达到一种较深层的透视。人才竞争是市场经济最根本的竞争，它有赖于宏观机制的形成。而且人才竞争事关人，带有很强的社会性色彩。凡此种种，决定本集必须抓住的两点：其一，人才环境，为什么城市人才向农村倾斜，乡镇企业为人才的成长提供了什么环境，而我国人才客观环境又是怎样？其二，人才之人，入是有感情的，进入市场经济大环境中的人，有更多的选择性，这种选择是双向选择，其复杂多义性恰恰表现在这里。乡镇企业怎样能得人心？这是本集表达的关键部位。
全集风格疏淡平静，说理而不教训。
片头（略）
急出字幕：中国农村要想全面发展，首要的困难，是人才奇缺，他们除了把目光移向城市，别无良策……
推出集名：市场不相信眼泪之三：人才大战
1.上海外滩附近的文汇大厦
《文汇报》1992年X月X日头版头条文章，题为：青山留不住，奈何东流去。
南京路诸景。
字幕：上海染化八厂为大批人才被乡镇企业挖走而犯愁。该厂近年来，一批又一批管理和技术骨干纷纷离厂而去，全厂200多名有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已先后有32人辞职离厂。面对乡镇企业挑起的这场人才大战该厂苦无良策……
2.上海市郊县
上海县马桥乡旗忠、俞塘村
人才楼主持人走进人才楼，与科技人员攀谈。
旁白：广招人才，是乡镇企业的一个共同特点，那么，这些在城市工作和生活条件都不算太差的科技人员为什么偏偏往乡下流呢？
主持人采访一工程技术人员：拟问：（1）原来的工作单位；（2）为什么抛开原单位工作，选择乡镇企业；（3）在乡镇企业与原单位工作有什么不同感受。
拟答（从略）。
旁白：这份感受，总体上说也是大同小异的。我们看到，在这里，钱并不是惟一重要的因素。
3.上海染化八厂宿舍区
某曾担任星期六工程师的老科技人员接受采访。问：您担任星期六工程师主要动机是什么？
旁白：如果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那么，科技人才就是生产力的核心。解放生产力，关键是要解放人才，这方面，乡镇企业的启示是深刻的，几乎所有乡镇企业的当家人，都有切肤的体会……
4.访谈：您的人才观，人才经
江苏昆山市苏晋合成纤维厂厂长：陆大荣；
山东牟平新牟国际联合企业总公司董事长：常宗琳；浙江杭州萧山市万向集团总经理：鲁冠球；
广东顺德电器实业集团公司总经理：陈国权；广东顺德容奇镇科龙公司总经理：潘宁；
广东南海罗南陶瓷企业集团董事长：关润尧。
5.香港、广州、上海高楼林立。
街路上人头攒动。
科技工作者专心致志地工作。
旁白：应该说，我们的国家并不缺少人才，我们的制度也并不埋没人才。但是，自从有了乡镇企业这位不速之客，大城市的人才们便突然失去平衡。他们是那么固执地不留恋大城市，而甘愿到当时的条件还相当困窘的乡镇企业去吃苦受累，这恐怕仅仅用金钱二字是不能解释的。
6.广东顺德磁电集团电机厂
几位来自四川某兵工厂的科技人员专注工作。主持人上前采访其中一位。
提问：参加工作多少年，怎样到乡镇企业来的，已干了多少年，工资收入如何？
拟答（略）。
7.南海罗南陶瓷厂车间
一位外请工程师正在与徒弟们切磋技艺，主持人上前采访。
聊天后，主持人提出去工程师家看看。工程师家，主持人与工程师夫妇唠家常。主题把握：
（1）哪个学校毕业，所学专业及在原单位工作的心情；
（2）怎样来到这里，有没有阻力；
（3）在这里工作的物质待遇，工作心境；（4）以后有什么打算。
拟答（略）。
8.陶瓷集团董事长关润尧向主持人谈创业之初利用星期六工程师的经历。
主题：没有城市的人才倾斜，便没有今天的乡镇企业……
事过经年。当再次造访罗南村时，往日的人才大战早已尘埃落定。经过往复争夺，所谓的星期六工程师大部分已被吸引到了乡镇企业，并且就此扎下根来。在南粤一带，城市往昔的优越感早已不在，真正富有生机和鲜活生命力的就是拥有乡镇企业的农村。罗南陶瓷企业集团此时已经拥有18家企业，由当年的400万元上升到5.51亿元。这样的大型企业，人才的短缺问题依然如影随形。面对加人WTO的机遇，面对新的竞争条件，关润尧更多考虑的依然是人才战。
这些年来，我们在人才方面采用了外引内育的方针，近年来先后吸收了40多名大专毕业学历的人才到罗南工作，其中包括轻工部兰州研究所所长等高级人才。我们靠这些人才已经在市场经济的第一道潮汐时站稳了脚跟，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优势。但是，随着新的形势，我认为更大的考验是在后边。WTO即将加入，马上要和国际接轨，这对我们都是一场生死考验。过去我们珠江三角洲一带农民是靠胆识，人有多大胆，梦就走多远。现在不同了，经济发展到今天，不是胆识时代，而是知识时代，不是胆识经济，而是知识经济，不是将拥有多少资产的本事，而是将拥有多少知识的本事。罗南本身最大的问题就是人才和知识，只有人员素质的提高，才能保持我们永久的辉煌。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关润尧尽管少时只读过6年的书，但他这些年仍攻读完了佛山大学工商管理大专课程、中山大学岭南学院MBA进修班。现在，他又带领全村的120名村干部和企业骨干走进学堂，修读管理硕士课程。
没有现代化的农民，就无法建设现代化的农村，这是现在罗南人的普遍共识。罗南人之所以学习文化，还有更深的含义在其中。借人才可以兴业，可以赚钱，但仅靠外力是很难将罗南送入现代化农村的轨道的。因为罗南的主体是本地人，18家企业的核心骨干大都是本地人，他们的文化素质如何直接决定着罗南的命运。只有这个主体部分有了根本性的升华，罗南才会真正腾飞。
罗南陶瓷企业集团恒华洁具厂陈厂长原来只有初中学历，在开发产品和追求更高的科技含量过程中，往往无所适从，迟疑不决，因而痛失了许多商机。而像陈厂长这样的企业骨干在罗南为数甚多。这次走进MBA，他们喜不自胜，陈厂长对笔者说：学习可以延缓一个人的工作寿命和青春期。像我们这些40多岁的人，如果不学习，基本上已经过时，是上世纪的人。一走进MBA，自我感觉好像又回到了青年时代。由于大量信息的补充，使我们一点点又进入了现在的新时代，这样，我的自信找回来了，还可以多干几年，因此我要抓住这个时机，沿着学习的路继续走下去。
罗南抽调第一线的干部和骨干走进MBA应该说有些火线救急的意思。因此，对于罗南的新一代，他们就采取和风细雨润物无声的方式，积极发展教育事业，先后投入1000万元，高标准兴建了，一所小学和两所幼儿园，使村里所有适龄儿童都可以免费入学。为了鼓励村民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罗南村决定保留在读大中专生在农村土地股份合作中的按股分红权利，并对在读高中以上学生实行补贴。
笔者在罗南采访时与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教授陆军不期而遇。现在有文化下乡，科技下乡等等新意，他说这是知识下乡。不过他们一行教授学者是被农民朋友请到乡下的。他说：罗南的确与众不同。从现在来讲，中国面临即将加入WTO和经济转型时期，这是一场预期的浪潮，在浪潮到来之前，有人恐慌，有人惶惑，有人冷静，有人睿智。我认为罗南就是睿智的典型。虽说他们只是一个村级单位，是农村的基层组织，但他们却在进行着扎实而积极的准备，它把迎接挑战的着眼点放在培训人才和提高素质上，我认为无疑抓住了重点，抓住了关键……
笔者在罗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陶瓷企业集团董事长关润尧的陪同下参观了村容村貌，几年不见，罗南村由原来较为典型的南粤民居风格已蜕变为新型市镇。在宽阔笔直的马路上驱车看景，绿色罗南真是美不胜收。大概有了先入为主的概念，总觉得罗南不是一个村庄，也不是一个市镇，而像一所矗立的大学校区。这里有小学、幼儿园、足球场、游泳池，还有文化室、文明楼、灯光篮球场、高档次的影剧院。一条长达20公里的环村公路像彩带一样把村子环绕起来，每一个单元都充盈着文化的汁液和富足的表情。这里家家都用上了自来水、液化气，家家都装上了电话、空调、年人均收入达到10680元。更让人感动的是这个村子的文化氛围。当夜晚降临，华灯辉映，尽管有锦衣玉食的情节上演，但更多的却是朗朗的读书声、英语会话的交流声和夜大学师生的问答声……每一种读书的声音都让人感动，都让人欣慰。这就是今日的罗南，一个村庄天天向上的故事。在广东发达地区，读书成了一种新的时尚。
1999年，广东顺德市一年助学贷款总额超过500万元，令拍案称奇的是，这些贷款者不是贫家子弟和弱势群体，反而是富甲一方的大款们。
请看一则报道：佛山电台消息：富翁贷款供子女读书在顺德成为时尚。
富翁贷款供子女读书，在顺德成为时尚。截至今日，全市已举40多名百万富翁贷了款，总额超过500万元。
记者钟毅报道：
这些富翁不少是当地颇有经济实力的私营业主。他们当中，登款少则几万元，多则30万元。
按理说，贷款助学是穷人家的事情，那么富裕人家有足够的锡供子女上学，为什么还需要贷款呢？贷了款的私营业主何先生说现在对我来讲，解决十几万元学费并不难。申请贷款无非是想雏孩子一些压力，让他知道赚钱的艰难，文化的重要，不要做衣来僻手、饭来张口的二世祖。（录音？
另一位贷款的刘先生是一家私营企业的总经理。过去，他用金钱来鼓励孩子读书。谁知事与愿违。孩子不是用这些钱去改善学习条件，而是去买高档衣服甚至手机，与班上一些同学搞攀比、讲享受，导致学习成绩急剧下降，从全班的第七名猛跌至第二十七名。这回，刘先生吸取了教训，他采取贷款助学的方式作为教育孩子的手段。他说：我认为，对子女的教育，最好的方法还是留德不留财。这次贷款替孩子交学费，就是想从小培养孩子对钱有一个比较正确的理解和认识，使他将来能够自食其力，对社会有所贡献。（录音？
佛山市教育界知名人士周征泉对顺德市富翁贷款助学这件事十分赞赏：现在许多家长都意识到，财富不单单是金钱，更重要的就是一个人的品格，人的价值取向，以及人的知识及素质。所有家长感觉到留钱给子女，未必就是最好的办法，更需要的是培养他们能够自强、自立、艰苦奋斗这样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跟上社会的发展。（录音）
在佛山所辖的几个县市游走，诸如重文尚德的事例比比可见。笔者曾几下广东，对佛山一带尤为熟悉。询问顺德富翁何所为，该市文明办副主任王晓丽答：
一是受佛山本土历史文化传承影响。佛山地区人杰地灵，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近代以来，此地就出过不少著名历史人物，文有朱九江、康有为、简竹君、梁耀枢，武有黄飞鸿等（笔者去过南海市九江镇太平村，这里原是一个无名小村，因为出了一个朱九江而名声赫赫。记得造访九江墓时已近黄昏，笔者一行蜿蜒前行，拾级而上。跨过石板桥，走过青草地，看到旗杆石，便见到了先生墓。墓碑上刻字：朱山后土。正是这个号九江的朱次琦先生，在这个龟山下的小山村，教了四位出色的学生，他们是花县的洪秀全、南海的康有为，顺德的简竹君和状元郎梁耀枢。他的这几位学生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让历史记住了自己的名字，也让人记住了自己的老师。还有武林宗师黄飞鸿，同样了得。至今佛山还举办黄飞鸿武术节，吸引众多世界各地的无数爱好者前来膜拜？他们发散出来的人文气息久久滋养着佛山人，使佛山人比较尚文尚德，即使在推行市场经济的今天，他们虽然一夜暴富，成为有钱人，但内心的价值取向还是重文崇德。
二是受当今思想道德教育的影响。几年来，我们始终把教育人、培养人、不断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贯串于创建文明村镇活动的全过程，积极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内容的群众性思想道德教育，通过新闻媒介、竖立宣传牌、组织专题大讨论等形式，使公民道德素质的内在需求意识不断强化，在心灵扎下根来。
三是对佛山市推行文化、科教兴市战略的广泛认同。佛山市有不少作家、诗人、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可。我市是广东省8个艺术创作基地之一，有一批文艺精品获全国和全省的奖项。其中，由佛山话剧团演出的《新居》获1998年全国第八届文华剧目奖；话剧《绿色的阳台》获纪念中国话剧，90年交流演出优秀编剧奖、曹禺戏剧文学奖提名奖；《蜜月》获1997年广东省思想道德建设小品评比专业组一等奖；《车站晨曲》1997年获第七届全国群星奖、优秀奖和广东省五个一工程奖。这些优秀作品对陶冶佛山人的情操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笔者曾见过佛山文学界的知名人士，他们是作家韩英、邓文初和摄影家廖书记。这三位都是领导干部，韩英是佛山市委副书记，邓文初是南海市委书记，廖摄影家是三水县委书记。这三位中笔者认识较早的是邓文初，当年笔者担任《大路朝天》总撰稿时，曾在南海市委办公大楼采访过他，那时就知道他是一位作家，以散文创作见长。记得他在接受采访时可谓滔滔复滔滔，因为文学功底的关系，他比别人要健谈得多。韩英同志和廖书记同是在三水认识的，当时他们正在三水的健力宝宾馆办文学创作班，廖书记尽地主之谊，韩英是以作家身份赴会，听说笔者也是同仁，便让佛山市文明办副主任王晓丽邀我同往。这是一次真正艺术上的交流，席间，廖书记将自己的摄影作品送大家作纪念，廖书记拍的大都是山水风景和花卉，送给笔者的是一幅雨中睡莲图，用光及构图都很讲究，以自己至少十年以上的专业摄影者的眼光去评价，廖书记的摄影水准当在省一级摄影家之上。韩英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是善写小小说的大家。他身为市委副书记，主管佛山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在任期间，曾大抓该市的文化工程，诸如企业文化、家庭文化、校园文化、广场文化等等，尤其是家庭文化一二三活动，在全国引人注目。
佛山市的文化设施投入的高点在1997-1999年，仅两年多的时间，市政府投放的文化经费就达3974万元。这段时间还建成了佛山图书馆、石湾区图书馆和佛山群众艺术馆和石湾区文化馆。正是由于这些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佛山市走文化兴市和科教兴市的发展方向才得以渐渐显露出来。韩英官当得不错，小说也颇有心得，请看一篇有关他的评论文章：
韩英同志的微型小说，是从他众多的小品文演变过来的。从他已出版的10多本集子、800多篇小品文精辑起来的微型小说看，其艺术构思、形象塑造、篇章结构，许多是在小品文的基础上借鉴小说手法进行创作的，具有耐人寻味的精致，令人忍俊不禁的生动，有较大的吸引力和可读性。而且，韩英的作品多半是写人的，有小说的特征。因此，他的一些华章，与其说是小品文，不如说是杂文式的微型小说。
韩英微型小说的显著特点是揭露问题，针砭时弊，对某些官场腐败现象进行无情的讽刺，反映作者忧国忧民的深沉；同时显出其敦厚朴实、轻灵洒脱、幽默谐趣的风格。韩英当过地委组织科长、副部长，对人事组织工作比较熟悉，加上他多年的观察、体悟、洞察出社会存在的一些假恶丑现象，敢于正视，并进行揭露和抨击，以警醒国人。当前一个严重的腐败现象是用人不当。《告状》那篇文章，写得幽默生动，构思别出心裁，读后叫人拍案赞好。当前由于一些单位风气不正，在组织人事工作上存在弊端；德才兼备、廉洁奉公的老实人不被重视，评先调资没份儿，提干轮不到。而善于吹牛拍马、阿谀奉承、投机钻营的所谓，却备受器重。《告状》却举一反三，做了颇具匠心的布局，写出了一个精彩的故事；某单位一位老局长要退了，在物色新局长时，人们要举荐廉洁奉公、埋头苦干、政绩突出的林科长。但他是一个老实人。没有引起领导层的赏识。正直的人们要推荐他，竟要写告状信，告他贪污腐化，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一时间全局上下沸沸扬扬。纪委派出专人内查外调，市委组织部又派出工作组来局考察。市委领导听了汇报，才发现老林是一位德才兼备、廉洁奉公的好干部，最后把他推上了局长岗位。这个结局，出人意外。韩英其他的文章如《邱礼送礼》、《应酬湖》等也写得十分精彩，对丑恶行为讽刺得入木三分。
广东经济发展得很快，尤其在富庶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然而干部队伍中赌博现象却十分惊人！有的干部不仅在本地大赌特赌，而且利用职权，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出境豪赌，大肆挥霍。如果韩英的作品再开掘出更广更深的层面，加大对这些腐败现象揭露的同时，引导各级建立健全各项监督制约机制，避免和减少这种腐败现象的产生，其作品将会产生更好的社会效果。韩英同志是一位领导，（韩英同志是佛山市委副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又是一位趋于成熟的作家。人们说他是两栖公仆当领导是公仆，当作家也是公仆。人们有理由对他提出更高的要求，企盼他更好地发挥两栖公仆的作用，运用杂文式的微型小说及人民赋予的权力，在依法治市的过程中，进一步履行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责，进一步加强对一府两院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则国家幸甚，百姓幸甚！
领导干部的文化素质高低不会决定一个地区人民群众的整体文化水平，但却能深深影响这个地区的文化方向和发展速度。佛山市在韩英等领导同志的文学艺术目光的不断顾盼中，与众不同是情理之中的。
随着王晓丽的三点解释，笔者的思绪似乎比她的分析要走得更远。佛山市不仅富了钱袋，现在正在富脑袋，而只有脑袋富了，才会永立不败之地，这就是佛山人大力向学的意义。
珠江三角洲诸市中，东莞可谓富甲一方。在《广东告诉世界》东莞卷中，书的封面上有这样几行文字诠释东莞：这商投资企业之多为中国之冠，堪称世界最大对外加工区；吸引了中国最多外来劳动力，演成百万民工下东莞的社会景观；最先圆了中国农民的城市梦；30个镇长变成30个市长，开始了中国21世纪伟大征程，广东四小虎将变成四小龙……
笔者曾多次到过东莞，最长时间一次可达月余，对东莞并不陌生。但是，每次见到东莞，都会给我以意外的惊诧，它的突变让人猝不及防，就像川剧中最善变脸的大师一样，并且越变越好，越变越美。整个东莞在突变中迅速丢掉了旧容颜，那是茅屋竹棚油灯泥墙老牛破车，还有呜呜咽咽的柳笛和竹影斑驳的土路，那些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遗物在这场突变的浪潮中被迅速荡涤，整个农业型东莞变为了工业型东莞和城市型东莞。但是，作为社会的主体人，东莞农民的角色转变还没有及时完成。尽管背景变了，但历史赋予他们的角色定位却没有更改，虽然背后的村庄变为城区、茅屋变为楼房，乡间小路变为水泥马路，但他们的内在仍然是农民的结构，这种规定极强的东西仍牢固控制着他们的言行甚至控制着他们的生活。
在东莞农村，因为财富来得太快，一些农民反被财富袭扰，纷纷染上恶疾中箭落马，这就是发达地区农村流行的富贵病。东莞较周边地区更富有，因之也成了富贵病的多发区。东莞市委市政府对此问题一直有着清醒的认识，现任东莞市市长的黎桂康几年前就撰文说：我们（东莞？相对于经济发展而言，精神文明建设存在滞后现象：物质生活条件越来越富足，但少数人不思进取，贪图享乐，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有的人只讲金钱，不讲道德；面对坏人恶事，有的人是非不分，见贫不助，见义不为；家庭生活中存在着紊隋淡漠，子女不求上进等令人忧虑的问题，有的甚至饱暖思淫逸，步人黄、赌、毒的陷阱而不能自拔。现实表明：贫穷不能生长出文明，但富裕不等于幸福，也不等于文明，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之后出现的一些问题，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是东莞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迫切要求。
早在1996年，对农民进行道德教育就成为东莞市委、市政府强力推进的战略目标之一。
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是：坚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建设，引导人们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决议》明确了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是为人民服务，原则是集体主义，基本要求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努力方向是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这就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总思路。而我们的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就是依据这一思路，通过多种教育和法制的手段，把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具体内容贯彻到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中去。
道德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规范。在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对于人们担当的不同社会角色，有不同的道德规范要求，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内容。社会公德是社会公共生活同遵守的行为准则，规范和调节公共场合中人们的互相关系，反映了人们公共生活的共同需要，适用于全体社会成员。职业道德是人们在职业实践中形成的行为规范，是社会生产发展和社会分工的产物，它存在于各种职且活动之中，对调整和评价各行各业和从业人员的职业行为具有重至作用，特别是作为社会道德核心的行政道德，在整个社会道德体勇中更是占有重要的地位。家庭美德是调节家庭内部成员和家庭生蒋密切相关的人际交往关系的行为规范，家庭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积组织形式，家庭美德对社会的健康发展和个人生活的幸福与否有瘫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三个道德范畴覆盖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主要领域，抓好了这三德建设，整个社会就能形成良好的道德厨尚。
东莞市在开展三德建设的同时，与树文明家风、民风和共建和睦社会主题活动结合起来，构建成一个整体圆满的压路，在这种理性之光的照耀下，全市上上下下村村寨寨无不大谈谴德建设，正是有了这样的环境，东莞市的农民道德法庭才应逗而生。
东莞市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常务副主任毛庆华告诉笔者.道德法庭曾在东莞市数次举办，在全市引起强烈反响。这种汪动是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由市文明办、市妇联、市日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联合举办的，目的是通过道德法庭组织社会名界人士进行道德评判活动，使群众受到具体的思想道德教育，提瘟分辨是非和美丑的能力，在社会上营造一个讲道德光荣，不讲道德可耻的舆论氛围。它不同于过去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批判，也不属于个别少数人闭门造车式的密室操作，而是更大限度地公开透明，并且集中优势兵力，运用先进文化和精神文明为武器，对缺德的行为和思想进行斗争，显示一个先进政党主流文化的强大威力。长期以来，我们一度忽略了思想教育，放弃了思想阵地，在这方面曾经有过沉痛的教训。而我们的这个道德法庭就是思想上的抢滩，一种意识形态的争夺战……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道德法庭在民众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种好坏不分和善恶不辨的状况得到了制止，正气上升，邪气下降，良好的道德风尚正在东莞农村形成……
东莞道德法庭审判纪实不断在全市乡镇进行实况转播，在农民中间引起了巨大震动。许多腰缠万贯富得流油的农民款爷开始流汗又流泪，谢某某的行为使他们认识到钱在素质高的人手里是财富，是福祉，而在素质低的人手里是祸害，是败家乱心的东西，于是他们就开始寻找精神上的富有。他们认识到只有富脑袋才是真正的富有，只有精神文明上去了，他们手中的财富才下不去。
常平镇金美管党支书任达光说，金美村过去是个穷村子，人均年收入不到200元钱。那时村民一个心思就是干活儿挣钱，想方设法让自己富起来。拿自己来说吧，我17岁就外出打工，到惠州打工。那时一个工才3角钱，没白没夜的给人家干活儿，几乎干遍了所有工种，什么装修、建筑、企业等等，从惠州到深圳，从深圳到珠海，几乎为挣钱跑遍了周围所有的城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们常平要建成铁路枢纽城市，我们借这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金美村才大力向外招商引资，引进三来一补，开始搞劳动密集型企业，后又转向引进科技含量高的产业和外资企业。我们村的村民大都是姓任，香港著名影星任达华就是这个村子的，为了能扩大影响，我们想方设法请他回来提高我们的知名度。我们抓住了这个机遇，使穷村很快变成了富村。1998年集体纯收入1830多万元，全区300多家私营企业一年的收入超过亿元，我们金美村一跃成为常平镇有名的富裕村。这些年，我们几乎是一路小跑到达财富的顶端的，说有如神助。富裕的速度快得超过了梦想。不瞒你说，我现在做梦还是多年以前的穷梦，穿的破破烂烂，住的是泥棚草房，给别人干活遭人训斥，有时突然就能从梦中惊醒……因为富得太快，村民们缺乏精神准备和管理财富的经验，就像长期饥饿的人一下子掉进了肉锅里一样，没有饿死反而给撑死了。一些村民确实手捧着大捆的人民币忘乎所以，觉得连下辈子的钱都挣出来了，因此思想上放松了警惕，富贵病就乘虚而人了。
现在，我们意识到管理财富比创造财富更难、任务更艰巨。创造财富有时是凭天时地利，凭党的政策的帮助，就像是一阵风把我们带到了天上去。而财富到了手里不让它跑掉可全凭自己了，你素质不高，想不让它跑掉都不行。钱是流动的，只往素质高的人手里去。要想保住它不被流失，只有大抓人的素质，大抓精神文明，大抓道德建设。
因此，我们金美管理区一是抓党支部，狠抓支部建设，以良好的党风带出良好的民风；二是加强三风建设，提高群众素质。抓住了这两点，就会使我们的财富不缺斤，不短两。
我们金美管理区党支部加强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把廉政建设放在首位。坚持每周召开一次干部会议，每月召开一次支部会，组织党员认真学习理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反腐倡廉的有关文件。为了保证廉洁奉公，管理区制定干部涉外办事制度、廉政工作制度、工程招标制度、财务管理等十多种规章制度，干部工作做到有章可循。
我们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在经济建设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加强培养群众文化素质、文明程度。电视实现联网化，村民可以不出户，能知天下事，改变了农民以往那种保守、封闭的小农意识。管理区在公共场所安装《东莞市民守则》宣传牌，给每个家庭派发《新三字经》、《社会公德四字歌》、《家庭美德五字谣》等读本，加强对群众的思想道德、家庭伦理教育，并组织大讨论，促进三风建设的深入开展。富裕起来的农民，也非常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在参与东莞市社会医疗募捐、常平人民医院建设募捐、长江流域赈灾活动中，金美人都慷慨解囊，热心公益。
随着群众道德素质的提高，遵纪守法，互相关心，见义勇为，助人为乐蔚然成风，我们区还出现了为保护群众生命安全而光荣牺牲的英雄任兆光。
金美管理区由于重德育德，1996年、1997年连续两年被东莞市委、市政府授予东莞市文明村称号；1997年被广东省委、省政府授予广东省文明单位的光荣称号。
与道德法庭遥相呼应的是东莞农村出现的共建和睦社会的活动。这项活动把东莞的道德建设实施计划一下子推向了高潮，使东莞的形象日渐丰美。
东莞是孙中山先生的故里。据《香山县左步头孙氏源流考》记载。孙中山先生的先祖在江西宁都，元代末年为躲藏战乱逃到东莞，隐居于东莞县员头山。隐居在员头山的孙氏叫孙民章，元代末年官居会昌同知，初来广东时在南雄珠玑巷，后结识东莞人何真一起南下，来到员头山改号常德。孙民章共有7子，长子孙敬留在员头山，次子孙贤移居东莞上沙，三子孙厚去了惠州，四子孙伦去了肇庆，另余三子已无可考。孙贤有三子：礼和、礼忠、礼湮。礼湮的长子孙受以贩运陶器为生，经常渡过伶仃洋到香山县的涌口门及柴桥等地贩卖缸瓦。孙受的第三子孙玄从随父来往于东莞与香山之间。最后在涌门结庐而居，娶了陈屋头的陈氏为妻，生下两个儿子。长子孙缔儿（号乐川？，次子孙缔宗（号东南？。孙缔宗留居涌口，孙缔儿则因左步头山环水抱，田土肥沃，乃赞叹说：这里真是我的第二故乡啊，就在这里定居下来吧，不必再返回老家了！这位孙缔儿，就是现在左步孙氏的始祖。若从常德公算起，在第十一世以后，左步孙氏的一支迁居翠亨，以后便诞生了伟大的孙中山先生。
据《孙氏恳亲会欢迎孙中山记》一文所记，孙中山曾对自己的宗亲说：今日得与我族叔伯兄弟相见，甚属欢喜。惟念四万万同胞，皆黄帝之子孙，其始均无所谓氏族者，自人民繁衍，而姓氏生；姓氏生，而家族之见重，由是家族以起。然此家族亦甚好，含无数家族而即成为国家。今者民国成立，政尚共和，合汉、满、蒙、回、藏而成一家，亦犹是一族。将来再为推广，连亚洲而联络之，岂我一族而已哉！
孙中山先生以他无比宽广辽阔的视野，为我们勾勒了一幅未来世界其乐融融的大团结画图。而孙中山先生的梦想，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着力点，我们今天的一切努力，都是为着这个美丽梦想的圆满实现。可喜的是，在孙中山先生的故里，人们已经开始着手实现这个伟大的梦想了。
1997年8月1日，长安镇镇委书记李满堂在镇报上发表了题为共建和睦社会的署名文章，首次提出了和睦社会这一崭新的概念，并阐述了共建和睦社会的三个鲜明时代特征：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二、全面提高全镇人民群众及广大外来人员的文明素质，共同创建文明、礼貌、谦让、爱心的社会氛围，给长安的发展带来更加强大的活力和生机；三、依法行政、以法治镇，弘扬正义、打击犯罪，遵章守纪、讲求秩序，从而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长安，曾是广东东莞市一个因贫困出名的小镇，1990年被评为中国乡镇企业之星。特别是1997年以来，该镇又连续获得了10多项国家级荣誉，其中获得的荣誉有全国小城镇建设示范点、全国乡（镇？企业出口创汇五强乡镇第一名、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创建活动示范点、全国村镇建设先进镇、中国100个乡（镇）投资热点等。获得省、市级荣誉更是不可胜数。该镇目前已有1700多家外商企业。
有这样一个说法：全国引资最多的是广东，东莞是广东引资最多的地区之一，而长安在东莞名列前茅。
要说天时地利，长安优势并不十分明显，论自然条件，同在东莞地区，长安有的，周边镇都有，周边镇没有的，长安也难以弄来。那么长安的发展到底靠什么？回答这个问题要用党的十五大代表、长安镇党支部书记李满堂的话说，那就是：共建和睦社会，创造了长安人的优势。
应着改革开放的隆隆足音，来自全国各地的30多万外来员工涌进了长安镇1700多家外资企业，劳资关系便成了长安镇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影响着整个镇社会秩序的稳定。对此，长安镇在共建和睦社会的活动中着重提出了要创建和谐的劳资关系。
在一个洒满阳光的日子里，信泰联光学有限公司大门前，一个名叫寇琼的川籍女工怀揣着饱含上千颗爱心的6000多元捐款，含泪向众员工依依惜别，返乡治疗心脏病。
也是一个春意盎然的日子，永成化工有限公司的代表将老板及员工捐集的8700多元医疗款送到了湖南邵阳周后交的病榻前，而此时的周后交已从永成公司辞工多日了，捧着饱含公司老板及200多员工深情厚谊的一沓人民币，周后交泪流满面，他是多么想念那个家一样温暖的公司，那个好心肠的外资老板。
福摩斯托电子厂员工冷东患上脓肿性肺炎，厂方及员工为她捐付了1万多元；伟时亚洲有限公司员工张美娜患重症肝炎，公司为其花去6万元医疗费，外加8000元休养费。
员工为企业担风险，企业为员工多着想已在长安镇各外资企业中逐步形成了风气。企业主们为了让员工的工余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他们还不惜投资、再投资。这种和谐的劳资关系也为长安镇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开发奠定了基础。
共建和睦社会活动开展以来，长安涌现了一幅又一幅邻里亲，家庭美，世人好的温馨风景。
古语云：家和万事兴。在长安镇我们采访了荣获和睦家庭标兵的李丽娥夫妇。李丽娥是个40岁出头的普通妇女，但她豁达热情的性格、善良质朴的品质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与丈夫李泽光结婚时，与公婆家11口人住在十几平方米的瓦房内，生活十分艰苦，作为大嫂的她不仅要照顾全家饮食，还要照看患有小儿麻痹症瘫痪在床的小姑。可她毫无怨言，乐观爽朗的面对家人，面对生活，以她的爱温暖着一家人：对公婆十几年如一日地嘘寒问暖，一有空就推小姑到外边晒太阳、逛公园，听到哪里有能治小儿麻痹症的医院就不辞辛劳地陪小姑去，有一次在广州足足陪小姑住了2个月医院，动了2次手术。出院回家，李丽娥整整瘦了30斤，可她依旧笑呵呵的，在她的影响下，这个十几口人的大家庭，众兄弟妯娌姑嫂之间从未红过脸，在当地一直被传为佳话。
在长安镇，遇到危难，陌生人伸手相助的事也屡见不鲜：去年8月17日，17岁的打工妹陈风姣被一辆汽车撞倒，这时素不相识的丽新酒店经理熊勇见状，毫不迟疑地抱起小陈，很快地把她送到医院。自己染成了血人。
1998年长江水灾，长安人共捐款650余万元。
长安镇还有一位好心的麦期望，他叫麦锡祥。有一天，无意中看到报纸上有个自称刘期望的人为失学孤儿捐款的事，麦锡祥心动了，于是他亲自去湖南永顺，踩着泥泞的山路，以麦期望的名义，捐助了40个孤儿，并捐款3万余元在当地建一间希望小学。当地人千里迢迢到东莞长安，才知道他的真名实姓叫麦锡祥。
这就是长安镇为我们勾勒的和睦社会的崭新图景。而在东莞市，越来越多的乡镇都在争相加入这个伟大的创作，其作品可谓异彩纷呈，气象万千。如今，共建和睦社会的概念已被诸多地区、省份所接受。
当下一个全新的文明模式第三级文明在东莞农村诞生并且被命名。东莞农村推行的是分散型的工业化战略，是乡乡办厂，村村冒烟，并非集中在某一两个中心城市，农民也没有大批涌人城市，而是在农村建设具有现代化都市标准的家园。在这一个工业化过程中，一些乡镇企业发达的小城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们糅合了城市文明的特色，非城非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使人们在城市文明与农业文明之间，看到了第三级文明城乡一体化的文明的出现。
实际上，所谓第三级文明在欧洲发达国家早已出现过。瑞士自19世纪以来就形成了城市贸易、乡村工业的发展模式此，瑞士几乎没有大城市，然而它却经济发达，国民极富。它们的现代化文明就是在乡村小城镇境内而生成的。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工业化国家，除了少数大城市外，支撑整个社会肌体的还是众多的乡村小城镇。第三级文明的出现，把农业与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差别逐步消失（马克思语？，这绝对是社会进步。
在欧洲的第三级文明发展模式下，农村小城镇是一个奇特的社会复合体，它既是一个小型城市，又是一个大型村庄，还拥有许多城市职能部门和非农产业，它们的居民在生活上已经城市化，但它的环境却还是田园化。只是有一点，它没有中心城市那样复杂的社会架构，特别在上层建筑领域显得特别没有作为甚至低能。东莞创造的第三级文明具备欧洲第三级文明的全部特点，只有在上层建筑领域方面显示了自己的中国特色，这就是大力开展思想道德建设，特别是中央发出通知，印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来，它们更加注重这方面的教育。目前东莞市农村道德法庭正在各乡镇普及，在法律之外，创造性的教育样式越来越多。这些方法和样式，大概都属于东莞市第三级文明的创造。
福建省石狮市多年前曾盛名全国，给人的印象大体是贬大于褒。因为是以石狮命名，使人联想起《红楼梦》中荣国府、宁国府门前的石狮子，那上面不干净的成分居多。在国人的眼里，石狮子就像是我们国家摆在南口的镇物，因为紧傍资本主义，花花绿绿的东西就特别多，先是搞洋货，后又搞黄货，弄得全国人民都知道福建省的石狮是个不安分的所在。然而，就在人们渐渐淡忘石狮的时候，石狮却又冲天而起，先后荣获全国科技自强县（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市、福建省文明城市创建一级达标城市等称号，特别是该市农民创办的绿洲读书社，以其清丽脱俗的身影，用它朗朗的读书声，笼罩了这片曾经干涸了许久的土地。每片读书声就像是一片雨量充沛的积雨云，当透明的雨线将石狮团团包裹的时候，人们企盼许久的绿色便梦幻般生成出来，往日不干净的石狮变成了绿色的石狮和诗意的石狮……
石狮市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介于厦门和泉州之间。石狮历史久远，隋朝以前，这里东面的永宁一带水湾已形成渔港，而这一带是泉南惟一的盐场，由于运盐和贩鱼者往返泉州，必经此地，因之就形成了史书上记述的东京大道（即今日石狮管顶街？。其后，过往商旅在道旁建了一座石亭，供人避雨憩息。后又有人在石亭北造一座观音庙，以祈发财平安。后来，又有人在庙前置放了一对石狮，这里又被人称之为石狮亭。由于这里是交通要道，又因这些景观大都是吉祥祈福善男信女所置，所来人众日渐趋多，久而成村，日西林村，石狮最初的雏形便由此而来……
1987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石狮由原来晋江的一个农村集镇直接升格为省辖县级市。
石狮是福建著名的侨乡和台胞的主要祖籍之一，全市旅外华侨和港澳同胞近30万人，祖籍石狮的台胞30多万人。
早在20世纪60年代，石狮人就开始发展商品生产，摆摊卖小洋货，被外地人称之为小香港。谈起往事，石狮人不禁唏嘘不已，石狮市华侨联合会主席蔡世佳说：
石狮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孕育阶段，二是雏形阶段，三是集镇阶段，四是建市阶段。由于石狮特殊的地理位置，它的发展前期深受华侨台胞商品观念的影响。同时，它也被称之为资本主义的重灾区。1976年前后，趁着管理松懈之际，镇上一些没有职业的人开始经商，他们从全国各地采购东西，然后再高价在此出售。因这一带是侨区，购买力强，于是这里就形成了一个无人封冕的自由市场。后来，这个自由市场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而且曾引起中央的注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到福建省视察时曾在省级干部大会上点名批评石狮是资本主义复辟，说此地除一面国民党旗没有挂之外什么都和资本主义毫无二致。记得廖志高送皮定均骨灰回北京时，华国锋接见其第一句话就是：石狮的资本主义泛滥情况现在怎样？为了让中央放心，石狮还在广场搞了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坚决与资本主义划清界限，并写了450个字的电报发往中央，450个字45元钱，我参与其中，所以我记得很清楚。这时泉州要召开现场会，要求石狮搞个展览馆，责成我们一周之内搞成。当时我们抓了不少资本主义的典型，记得万字号的投机倒把分子11个，10005000元的100多个。最大的投机倒把分子叫林清业，他竟然赚了24000块钱。馆内展品共分三大部分，一是四人帮夺权丑态；二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三是粉碎四人帮的新面貌。前面是毛主席语录：我们的目的是让资本主义绝种……在反对资本主义复辟部分，结合石狮本地的情况，搞了一个八大王专栏，这就是当时搞资本主义的买卖人，他们是螺丝大王宁太平、水产大王王善崔、扑克大王蔡清何、票证大王武文恋、烟丝大王林秀碧等等，每人配了漫画，下面有简单文字。我们原准备展览几天就撤掉的，哪知道中央来人了，先是财政部领导看过后表态，说很好，不能撤，让更多的人来受教育。以后省市、中央、全国人大一些领导都来了，他们来看过后都说很受教育，讲此展览要长期办下去，还要办成类似教科书那样的东西，告诫子孙后代永远不要搞资本主义那一套。我当时是这个展览馆的具体承办者、参与者。我是奉命行事。可能是我在镇上算是一个文化人吧。我是1961年8月高中毕业。从初中起就读书好，先在华侨中学，后到泉州，保送到泉州五中，这是所重点中学。我是华侨家庭，父亲在菲律宾。等我毕业考学时，适逢困难时期，大学理工科招生减少一半，于是我就被分配到石狮镇侨联工作。从1961年到2001年，我在侨联部门已整整40年，这在全国侨界是罕见的，因此，1994年我被评为全国侨界十佳，这算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镇侨联有名称却没有正式编制，我一直是临时工，而且一干就是30年，直到镇晋升为市才算有正式编制。虽然我不是正式干部，但镇里有许多重要工作是我承担的。比如中央领导来、建市筹备等我都参与接待和策划。因此办展览这样的事一般少不了我。
那次展览引起了全国关注。批了多年的资本主义没有抓住真凭实据，在石狮居然有八大王乱市场，有那么多数字，看来资本主义委实太厉害了。记得有一个私造香皂的人，抓他办学习班，他逃到山里去，扮成养蜂人，后来被抓住，报纸上还登出养蜂人落网记的报道。因为谁也没有搞过资本主义，石狮一下子弄出这么多资本主义，吸引了全国的注意。记得《解放军报》社的姚副总编专程来到石狮找我探讨资本主义到底什么样？紧接着，省委工作队七进石狮，一次比一次形势严峻。中央新闻纪录片厂为此拍摄了《铁证如山》。全国办增产节约反对浪费展览，也把石狮展览的内容复制了一套，由财政厅转至财政部，把石狮的资本主义当靶子打。
就这样展览办了一年多，十一届三中全会来了，一看调子不对了，展览收场了。
20年后，我又办了石狮改革开放成果展览。当年那个被抓的养蜂人，又创办了爱华牌香皂厂，全国多家报纸有报道，题目是小小农民香皂厂，占领京沪大市场，爱华牌香皂蜚声全国，当时项南书记说他还在王府井排队购买过。此人后来被评为全国十佳企业家。原来展览的八大王，大部分干得不错，成了改革开放的骨干力量，20年后以先进模范的身份又一次走进了我的展览。中央电视台得知这个展览后专程来石狮采访，中央一些报纸也来采访，有记者写了六七千字的篇幅报道石狮改革开放的成果，省里报纸电台也跟着进行了报道。
石狮又一次出了大名。只不过这一次是好名声。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中央50号文件，对广东、福建给予特殊政策，给人的感觉是把往日紧闭的国门打开了一道缝隙。但国门开的还不算大，如果没有之后的南巡，石狮的发展不会这样快。
1978年前，此地只是一个村镇，仅有十几家集体企业，规模很小，没有一家国营企业。改革开放之前，侨胞回乡限量携带商品。1979年后，海关公布可以大量携带日用品，于是大量华侨拥入石狮。当时银行汇率较低，带东西合算，于是华侨们就像蚂蚁搬家一样大量地把一些洋货带了进来。我估计，每年从深圳入境带回来的洋货就有200万斤，从邮电口寄回来的就有11万包。中国大陆少见的收录机、彩电、录像机等等都如地下冒出来似的，一下子充斥在160平方公里的石狮土地上，因此石狮再度闪亮起来。这些洋货是税前的，很便宜，这对于封闭已久的大陆充满了诱惑。而石狮就是向内陆兜售洋货的柜台，只是这个柜台有160平方公里，石狮立时被全部调动起来了，几乎人人经商，石狮成了名副其实的商埠。
有人写诗描述当时的石狮：铺天盖地万式装，有街无处不经商。客来四海惊繁华，缤纷神州尽道洋。
就这样积累了10年，石狮完成了原始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和精神准备，由市场带动企业发展。此时，适逢撤镇改市的机会，1987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由农村集镇直接升格为省辖县级市，1988年9月30日石狮市委正式成立挂牌对外办公。
石狮市马不停蹄，开始它的第二个里程碑，来料加工、仿制产业如雨后春笋般嗖嗖拔节，生产国产洋货，同时也积累了办企业的经验。
当时谷牧同志讲，欢迎侨胞回来参加办厂。我们出土地，出厂房，出廉价劳动力，但等我们成长之后就可以发展自己的企业。
这就是我们石狮人的总结：小商品大产值，小洋货大创汇，小城市大网络，小政府大社会，这就是我们的石狮特色……
通过蔡世佳的叙述，对石狮之路有了渐渐完整的印象。大概是他热爱家乡的关系，关于石狮第二次臭名远扬的故事他没有叙述。然而，黄色浊流始石狮的故事却是尽人皆知。
1988年起，从港台和东南亚国家登陆而来的一股黄色浊流。这种以性和金钱为主的潮汐以巨大的能量吞噬了这个毫无思想准备的小镇，并很快使它陷入不名誉的泥淖，成了和洋货热和商品热很有些相同之处的内陆需求，实际上是一种复杂意义上的反弹，它并不仅仅指性。但是，石狮又一次为这种需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央政治局常委就说，石狮是黄货的龙头，要把龙头关掉。
这对刚刚建市的石狮无疑为当头棒喝。一个不道德的县级小市出师未捷名先臭，十有八九难到头。人们都用怀疑和异样的眼光打量着它。那时的石狮犹如船到江心遇迷雾，真真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然而，石狮人却用极短的时间为自己恢复了名誉，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关掉了黄货的龙头，并进行了道德重点建设工程，等同志再来石狮时，他用赞许的口吻说：石狮市委是有水平的，政策把握得很好，扫黄取得很大成绩，出现了经济和文化两个繁荣。石狮是社会主义的石狮！
黄货是一种精神污染，是一种腐朽文化。石狮曾一度被它攻陷，污染全国，石狮人在痛定思痛后看准了文化的重要。从哪里跌倒再从哪里爬起来虽说是一句老话，但石狮人却牢牢记住了这句老话，他们说一定要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让文明之树成长为合抱之树，才能抵御黄色风暴的袭击。
石狮市的绿洲读书社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应运而生。
绿洲读书社的发起人和负责人叫蔡友谋，此公在石狮是个著名的人物。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主持人刚刚播发了石狮市绿洲读书社的消息，石狮有人因读书而出名，而且上了中央电视台，这不能不使石狮人引以为荣。蔡友谋的大名随着绿洲读书社的声名远播而广为人知，说起他来，连市里一些官员也很熟悉他的读书故事。
绿洲读书社成立于1992年，成立时似乎无人喝彩。当时情状很有些绿洲意味，所谓绿洲，是相对沙漠而言，在那样一个铺天盖地物欲横流时节，竟有人闹中取静，返身林海深处，在书中寻找曾经丢失的东西，这真令人拍案称奇。然而，他们终于坚持下来了。10年下来，那片葱茏的希冀已经形成一片林海，整个石狮都在它的簇拥之中，它不仅仅为石狮人提供了一片绿阴，而更至关重要的是因为有了它的存在，石狮的人文气候精神田地进入了良性循环之中。往日，人们只知道石狮富有，然而却鄙夷它的文化浅薄；人人尽知石狮豪华，却把它看成是声色犬马、酒红灯绿之地。现在，再没有人妄言石狮是文化沙漠、石狮人没有文化了。不管你是文化学者或者是历史学家，若和石狮人交谈，尽管他是农民或者商贩，同样也会滔滔复滔滔，让你大跌眼镜。蔡友谋先生个人藏书已达2万册，即使是从个人藏书来比，他也比我这个大学教授要多。
采访蔡友谋先生那天天气晴好，当笔者一行在该市文明办主任桂常胜的引领下，来到蔡友谋家时，已是上午11时左右，然而蔡友谋似乎刚刚起床。他睡眼惺忪地把我们让到他的书房，在满满当当书的背景下给我们解释说，昨晚他看了大半夜书，天快亮了才睡，对不起。问他看什么书，他笑着递给我一本研究国学大师陈寅陌的书，我不禁愕然。他说这套书是他们绿洲读书社刚出的，他可以送我一套。就在我的不断惊愕中，蔡友谋开始了他的叙述：
我的祖父过去是扛死人的，是农村中地位最低贱的那种。民国初年，爷爷奶奶相继过世，靠大姑把我父亲养大。据上辈人讲，那时穷得叮当响，一口铁锅，一张破床就是全部家当。二姑三姑嫁给了华侨，到1948年底，用100美元开了一个小铺，让我父亲及叔叔当老板，刚开张没半年，共产党来了，划成分时被定为富农，说是富农没有地，看看有个小店，就又定为资本家。实际上就是那100美元闹的。母亲娘家是地下党的活动据点，母亲深受影响，很小就参加了革命活动。我的姨父是死在抗日战场上的，是抗日烈士。父亲也是地下党员，当时他的身份是商社的代表，经常为地下活动筹措活动经费。解放后，父亲转成了一名职5，记得我上初一时，父亲患了急病，来不及请假，于是被解雇，家里惟一的财源被切断了，成了真正的农民。从那时起，全家全凭母亲操劳养活。我六个兄弟，两个妹妹，我排行老四。记得我12岁就开始卖土烟、卖冰棍，要过饭，种过菜。那时卖烟算是投机倒把，我12岁就开始干，算是最小的投机倒把分子。我还干过票证倒卖，比如糖、油、侨票等等，我都倒过。政府倒是抓不住我，但要命的是家里有一个老传统，我父亲死活不让我干倒卖票证的事，只许我干苦力。可是我才12岁，哪有力气呦，于是钱也没有挣到。父亲不仅管经济，还管思想。除了不让搞投机倒把外，还不让我看书，这我可受不了。父亲没有文化，加上运动总受冲击，看看倒霉的都是读书入，他就横竖不让我看书。当时我已经有逆反心理了，你不让我看，我偏看，而且看的欲望更加强烈。我的腋下总夹着偷看的书，我就在偷偷摸摸的情况下看着有限的几本书。
儿时我有两个梦想，一是当兵，二是读书。当兵这条路很早就断了念想，因为我的成分有问题，只有报名的份儿，没有参军的份儿。读书上大学的梦想同样遭到了破灭，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想也白想。但是现在，我的这两个梦想都实现了。一个是我拥军，和驻军部队打得火热，军民共建搞得热火朝天，我经常到连队给战士们上课，真有半个指导员的味道。大学梦是让两个儿子来圆了。大儿子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我一夜未眨眼。他考取的是师范大学，将来去教书。二儿子上大学去学农，民以食为天，咱是农民，不能忘本。
我的两个儿子都深受我的影响。
改革开放之后，我先在建筑工地当泥工，后学了点技术，就当施工员，以后又当副队长助理工程师。之后我就开始独自承揽建筑项目，渐渐发展，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企业家。这些年我是边读书边干企业，正是读书，使我明白了事理，不管是我人生道路还是致富之路，都受益无穷。我不仅个人受益，就是我的儿子们也受益，我老婆也支持我看书，她也是书的受益者。我总结出来，读书有三种姿势。专业书是坐着看的书，思想书是站着看的书，闲书是躺着看的书。我包工从1978年一直干到1991年，这是我的个人致富史，同时也是我的读书史。当小工时我每天挣一元二角，我就每天至少拿出二角钱用来读书。因为那时买书买不起，只能借书看。包工后，有了钱，我买书一次至少500元。我买的书可不是装样子，而是为了使用。那时的书都翻得很烂，书越烂，就证明书的流通过程多，使用率高。看过的书我尽量想方设法把其消化掉。我看书的习惯也影响儿子，他看得很多，知识就丰富，考学时很有用，轻而易举就考上了名牌大学。过去我夫人对读书不满，但一看到两个儿子读书受益，先后考上了大学，也改变了对读书的认识，现在我家遍地是书，她帮我整理图书，知道书是好东西了。
我身边有一个小圈子，都是爱看书的人，我们常在一起交流读书心得，偶有新书，如新酿好酒，便邀众友品尝。因是读书人，自有文人风骨，便不免忧国忧民，特别是当时正是一切向钱看的时候，石狮真有些像商品的海洋但却是知识的沙漠，应该想办法在这沙漠里弄出点绿阴来。就这样，就像闹着玩似的，我们弄了一个读书沙龙。但是，随着社会参与率的提高，我们改变了宗旨。
读书人都有文学梦，刚开始办沙龙，完全是为个人兴趣，想找一些人切磋写作技巧，为自己的创作做准备。但是，恰逢此时石狮黄货盛行黄书泛滥，在参与扫黄打非时，我们考虑到了自己的责任。初时的想法太单纯了，那是纯粹的个人化写作的考虑，而没有想到一个读书人的社会责任，特别是当前，正是道德重建的时候，我们应该带好读书求知树人立德的好头，于是，我们重新改变了主旨，把读书当做一个社会工程来完成……石狮市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杜常胜：
绿洲读书社创办至今已近10年。它的创办，显示了人民群众作为精神文明建设主体的强大活力。绿洲读书社就是在石狮市委、市政府的关怀下，由建筑业个体户蔡友谋共同创办的。社长蔡友谋把自己办企业赚的钱倾其大部，用于读书社的建设。副社长吴永胜也将自己收入的大部分投入书社。在石狮各界人士慷慨帮助下，创办绿洲读书社共筹资40余万元。走进读书社，迎面就可见到几个大字：读有益书，做文明人。这就是绿洲的宗旨。读书求知，树人立德，是绿洲读书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现在，绿洲读书社已拥有20多个分社，1万多名社员，其中一个友谊分社，是由外地来的打工族组成的。在地摊文学充斥文化市场的状况下，绿洲读书社坚持为读者找好书，为好书找读者。不图利，不卖非法出版物，奉行不利社会事莫为的朴实准则，就是亏损也绝不做有损道德的事。这些年，绿洲读书社通过举办讲座、文学创作报告会，创办内部刊物，组织社会调查、专题讨论，开展演讲比赛，交流读书方法与经验，举办文艺晚会等多种形式，实践、履行办社的宗旨。几年来，有千名社员在参加读书活动和各种成人教育、培训学习中获得了结业证书、资格证书。读书社扶持了一批文艺创作骨干，据不完全统计，读书社成员在国内外各报刊书籍上，发表了近七八百万字的作品，涉及小说、诗歌、散文、随笔、剧本、灯谜、歌词、电视解说词等各种体裁的文艺创作。在精神文明建设、教育、文史研究上也发表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论文，并得过多种奖项，副社长吴永雄、吴为坤还热心资助将乐县漠源乡12名贫困失学儿童，拿出近10万元的款项举办文学新人奖和办学。绿洲读书社还对贫困山村实施文化关怀工程、援助西藏郎县办学等公益活动。绿洲读书社成了精神文明的建设者和传播者。通过绿洲读书社这件事情，使我们深深体会到：精神文明建设是人民的事业，追求文明是人民发自内心的愿望……
从蔡友谋的叙述里走出，告别了书香味特浓的蔡友谋大院，我们一行来到了绿洲读书社的总部。绿洲读书社设在一幢大楼的一层，面积约有几百平方米，看上去像是一家不大不小的新华书店。只是和书店不同的是这里有几十台电脑，一些人正劈劈啪啪敲打着键盘，不知是正上演网络故事还是正与分社交流。据蔡友谋说，办这个读书社，一年要花上10多万，房租要30多万，电脑要花去20多万，办刊物出书扶植新人再花几十万，几项下来百十万元就没有了。他们对创作新秀实行奖励措施，若被评上新秀奖，获5000元奖金。读书社还与《福建时报》合办了一个栏目，名日绿洲，专门为读书会社员们提供园地。几年来，社员们还频频对外投稿，在菲律宾《世界日报》、《菲华时报》、西德《龙舟》等报刊上发表作品，宣传祖国宣传石狮宣传改革开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目前，蔡友谋正打算启动更大的文化活动，准备在石狮搞一个多功能的文化城，大致需要1000多万元。他说，他认准的事情不管再难也要干下去。就像当年办读书社一样。他从1992年起就放弃了自己的企业，至今已10年。若不搞读书社，这10年他可以挣很多的钱，可以把钱传给儿子这一代。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宁可传书不传钱。他说他这样做一点也不后悔。他认为人还应该需要一种奉献精神，要有一种社会责任感。正是有了这种精神，他才坚持走了下来……
一个个体户的精神世界究竟有多高多大？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但是，一个学富五车的个体户，他的精神世界就有可能比天高比水长。
告别蔡友谋时，他送我一套新出的《绿洲文丛》第一辑。该辑有高寒的散文集《情字一身债》、长篇小说《欣荣府》；黄明定的散文集《回报生活以微笑》，陈世雄的散文评论《霞泽牧渔》，李国宏的散文集《温陵杂识》，郑天应的散文集《乡情》，李天锡的散文集《石狮情结》，郑俊琰的评论集《阿正侃书》和绿洲书社出版的《书馨》杂志春、夏、秋、冬卷。在这些书的卷首和卷尾，大都有蔡友谋写的序或跋。在给郑天应的散文集《乡情》的序言里蔡友谋写道：
与天应交往是我人生一大幸事。其一，他淡泊，不骄不躁，知足常乐。他在永宁卫生院工作认真负责，有口皆碑，从来没听过他有追逐功利的想法，或者因名利烦恼的事。其二，他有一种执著求实的作风，永宁镇乡土资料的积累始于20世纪50年代，天应在油灯下一字一行在钢板上刻出来的油印小本子，我得到他的一沓这样油印小册，弥足珍贵。我为他的不懈的追求和默默奉献的精神而感动。第三，天应不抽烟，不喝酒，不起哄，不随波逐流。心境如一泓平静的湖泊，透着一种淡然的超脱的睿智的灵气。在绿洲大家庭中，他是顾问，更像是一位兄长、老师、一位忠厚的长者。但是在他的感情世界中却迸发着一种炽热的爱。那就是很负责任的爱国、爱乡、爱社会主义的真情。
蔡友谋说的郑天应的许多话，实际上也很像他自己。只是有一点不太像郑天应的是此公爱抽烟，可以说极爱。我想，他抽烟的嗜好大概是他12岁那年卖土烟时养成的吧。
一个自学法律的农民这样告诉笔者：学习法律最大的收获就是知道自己的权利。这句话令我诧异，但深入想想，便觉得所言极是。他说：法律和文明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两种秩序力量。它们就像太阳和月亮那样交替辉映，给人以稳定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一个农民应该对法律有全面的了解和认识。虽然法律是更多的给人以严峻的惩戒和限定，但只有明了它的区域才知道还有更广阔的天地。法律意识实际上期许我们更多的是公民权利，它在各个领域里都无微不至地关注着我们，关爱着我们，因此有了法律意识也就是明白了自己的公民权利和利益。只有十分明了自己的公民权利和利益的农民，才是真正具有现代化意味的农民，才是一个真正文明的农民。
1998年初春时节，在一场醉人的春雨中，位于河南省中部的漯河市三县一区（临颍县、舞阳县、郾城县、源汇区）261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几乎一夜之间，突兀而起了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这是由百万农民组成的人的森林。他们正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委会组织法》，在漯河市委和民政部门的组织引导下，按照自己的意志实行民主选举。在红色国旗的映照下，万千条筋肉条条的手臂自豪地伸向蓝天，飒飒风中凝固成树的剪影。这是一片令人叹为观止的激情森林，当你徜徉其间，你就会发现每一片绿色都充盈着丰沛的热情，每一簇叶脉都奔涌着不竭的力量……
郾城县柿园王村紧傍公路，从洛阳通往安徽界首的公路穿街而过。倘若从柿园王村去市里，一二十分钟就能到达悬挂着国徽的市政府大楼。这些年来，柿园王村的大名远近皆知，附近村落的人都视它为难过庄，说它像个钉子似的卡住洛界公路的嗓子眼儿，让县市领导不舒服。柿园王村并不大，全村仅9031人，共906亩地，庄小地少，人杂事多。当初修公路时，周边村庄都顺顺当当，惟有它竞有五六十户钉子户楔在这里，挪天说地也难撼动它半步。这个村还是全市有名的欠公粮村，有的农户竟有四五年不曾交过公粮。因为离漯河市近在咫尺，这里风起青萍，市里就会浪涌三丈，村民们的业余爱好就是开着小拖集体上访，近去漯河，远去郑州，把个乡县干部忙得不亦乐乎，即使围追堵截也难奏效。人说柿园王村就是漯河市的扁桃体，稍有头疼脑热，它一准先红肿。柿园王村的毛病究竟出在哪里？几年来乡县市三级领导实际上都曾多次给它把过脉，就像专家会诊那样，对它的病症十分清楚。柿园王村的农民实际上并不穷，有的还相当富，为什么会吃肉骂娘？关键是村委会一级的管理机制跟不上形势。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农民们有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和积极性，越来越富的农民较之以往越来越关注和维护自身的政治权利及经济利益。然而，作为村级组织仍然用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模式，村干部仍由上级任命，以行政命令为主的自上而下的线性管理手段仍占主导地位，这就与活跃的农村经济和农民的政治要求发生了冲突。更值得注意的是，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村干部自我监督约束机制因外部压力减小而弱化，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现象日益严重，加上政府机构不断膨胀，村组织中吃补贴的数额不断增大，三乱之风屡禁不止。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在广大农村中确立，而农业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渐处劣势，农民们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急于致富的呼声和要求与脆弱的线性管理模式极度不适，这就造成了农民与国家在改革之初一度缓和协调的关系又趋紧张，在法制意识淡漠的环境里，很容易导致农村的无政府主义局面。这就是症结所在。而柿园王村只不过是这类病症中较为典型的个案。
类似柿园王的村子还有很多，它们的病例通过乡县政府或者市信访办直接或曲折地表达出来，摆放在市委副书记史宁安、副市长王俊才等市领导的案头。病症找准了，然而却无从下手，因为它已经成为一种现象，全市1245个行政村大都有这类病症，倘若一一去动手术，岂不累死医生拖死病人？就在市领导们心急如焚时，民政部（1998？1号文件关于做好1998年村（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的通知和河南省人民政府以第40号政府令的形式发布的《河南省村民委员会选举暂行办法》，如春雨般滋润着思变若渴的决策者们。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他们知道，应该倾注全力抓住机遇，利用这场好雨，将现代化理念的种子撒进漯河广阔的原野上。史宁安说，农村这问题那问题，归根结底是不民主。过去有句话叫当官要为民做主，现在这句老话该改一改了，我们不是说人民群众翻身当家作主吗？那就真正还主于民，改为当官要让民做主……于是，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由市委组织部和民政局牵头成立了漯河市村级民主建设工作办公室，市委副书记史宁安同志亲自挂帅，民政局徐慧玲局长具体负责，在三月春风里，开始了还主于民的工程……
柿园王村就要做手术了，不过这次前来做手术的不是县市领导，也不是乡里干部，而是老百姓自个儿，他们自己要把常爱的扁桃腺割掉，说是要利索利索干部们的嗓子眼儿……
等种子全部撒进土壤，紧接着又施肥浇水，眼见得苗苗破土而出，一天一个样长势喜人，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见风就长，蔚然成林的时候，漯河市的干部们才发现受教育最大的实际上是自己。请看一组小镜头：
1998年4月6日，下午。舞阳县辛安乡吴堂村。吴堂村今天要选举。选举地点设在村东南二里多地的村办小学内。为啥要选在学校内，因为学校有旗杆，可以升国旗。村支书吴金铭把这一条当做必不可少的硬件去考虑。另外还搭了一个戏台，就像每年冬闲唱大戏的戏台一样，不过今天唱戏的主角是村民。选举的日子也选在6号这天，图个顺溜。啥都准备得妥妥当当，就是忘了给老天爷打个招呼，早上起来天就阴沉沉的，不一会儿就淅淅沥沥下起雨来，而且越下越大。看着密密实实的雨线，支书吴金铭犯了愁：平时召集村民大会，就是好天气也来不了多少人，这雨天泥了吧唧的能有人来吗？听说县市领导还要来现场参观，如果来的村民稀稀拉拉没几个，那吴堂村可就丢大人啦……谁知刚过中午不久，吴堂村的老少爷们就约好了似的齐齐往学校赶。他们有的三五成群，有的相约相随，有的扶老携幼，有的甚至被人背着冒雨踩泥赶到了学校。吴堂村有选举权的村民不到1000人，实际上却来了1500多人，把个小学校挤得满满的。支书吴金铭又怕人多难以控制会场秩序，劝那些不够选举资格的娃娃们回去，乡亲们反而劝吴支书，让孩子们看看民主有啥坏处？
大会在义勇军进行曲中准时开始。潇潇雨幕里，到会村民面向国旗全体肃立。人们收起了雨伞，老人被搀扶着，妇女们怀抱着婴儿，青壮年不由自主挺起胸膛，不论年龄大小高矮胖瘦人人都挺直了腰板，脸上显露出少有的严肃和庄重，他们一任雨水洗面仍专注地仰望国旗行注目礼……吴金铭说：那场面太难忘了。我至今还清楚记得村民们在雨中面向国旗的神情，那是神圣和自豪，那是真正站起来的感觉，那是当家作主的感觉……
源汇区干河陈乡丁湾村有一对婆媳，婆婆60多岁，媳妇30出头。选举这天，婆婆有事出村了，儿媳便替婆婆代领了选票，想着都是一家人，就自作主张又替婆婆画了选票。不一会儿，婆婆风风火火回来了，进门就要选票。媳妇说已替你投过了。谁知这话却惹得婆婆发了火。婆婆说，你是你，我是我，在家咱是婆媳，对外咱都是公民，你咋能代替我的权利呢？硬是让儿媳要回了那张冒名顶替的选票，并当场宣布作废。直到婆婆重新领了一张选票，重又画了票，亲手将选票投进了票箱她才满意地笑了。
龙唐村位于漯河市区东部，属近郊地带。去年5月，夏收将至，该村的民主选举拉开帷幕。经过改选，村委会主任、副主任等候选人名单顺利产生。谁知，等5月16日选举这一天却发生了意外。选举从上午8时开始，一切严格按照程序进行，直到中午12点才有了结果。哪成想，三名村委会干部所得票数均未超过投票总数的一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河南省村民委员会选举暂行办法》的规定，需要重新选举。于是，村选举委员会决定此次选举无效，午饭后一点半重新选举。情绪高涨的村民大多是回家拿了干粮紧接着又返回到选举会场，选举复又开始。直到夜幕降临时，选举结果方才浮出水面。然而此时有群众举报，一个小组的选民有委托选举超过三票的问题。经查属实，未出笼的第二次选举再度夭折。
又再挑灯夜战。
经过两次开花不结果的反复，选举的神圣感和分量在人们的心目中陡然重了许多。人们聚集在村东打麦场明亮的大灯泡下，将激情一直燃烧到次日凌晨。而结果又是人们不希望看到的三个主任候选人和三个委员候选人得票均未超过投票的一半。面对无奈的结果，选举委员会在征得多数群众意见后临时拍板：鉴于麦收在即，我村第三届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暂缓至夏收后进行，村务工作暂由票数最多的一名副主任负责。
7月中旬，第四次选举如期进行。选举3次胎死腹中，使村民们的参与热情更加高涨。上午8点的选举，早上6点就有人赶到会场。耄耋之年的李保忠老汉提前，时便让儿子用架子车拉到了会场，并且非要坐在前排，说是要亲眼看着新干部名单从票箱里产生出来。村民们说：通过前几次的选举可以看出，法律是真的保护咱老百姓的，老百姓说话真管用了，这样的选举谁都愿意参加！中午时分，当新任村主任等当家人终于顺利呱呱落地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有识文断字的人说：这是民主四顾茅庐哇！看到农民们这样强烈的参与意识，这样高涨的民主热情，漯河市的领导们深有感触地说，看来当官要让民作主这句话也要修正，这不是让或不让的问题，而是必须要请民做主。因为只有请老百姓当家作主，农村才能真正做到长治久安，这才是关乎全局的根本大计。
运行一年多的村民自治活动使漯河市更加生机勃勃。全市有1221个村委会，依法进行了换届选举，占全市村委会总数的98%，共选举产生村委会成员5568人，其中党员3657名，新当选1911名，妇女干部1108名，高中以上文化程度2463人，懂经营会管理的致富能人2105名，平均年龄38.6岁，比上届下降了3岁，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较上届明显提高。这是一次由漯河农民主刀的大手术，但却比任何一次运动都平稳和有序。推行村民自治后，群众反映说：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解决了，矛盾化解了，热点降温了，稳定的局面形成了。舞阳、郾城原是上访告状事件较多的县，现在，这两个县的信访事件已比往年分别下降80%和85%。当地的村民打趣道：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县信访办的人就该下岗了。
给群众一个明白，还干部一个清白。实行财务公开制度，这是漯河市农民在开展村民自治活动中的一项创造。财务公开主要以群众反映较大的财务公开为主，另有计划生育情况、土地征用和宅基地审批、农民负担情况、电费收缴、救灾款物资发放、集体经济项目承包经营情况、村干部工作责任化目标及完成情况等等，将这些敏感问题一一公开，并在公共场所建立固定的财务公开栏目，重大项目随时公开，常规项目一至两月公开一次，由村民选出的代表会议进行把关，使村民随时查看，随时把关，发现问题随时解决，既使群众明明白白，又使干部清清白白，使之更加负责更加大胆地去工作。
临颍县杜曲镇东徐村新选的村委会曾经许诺村民要办三件大事修路、建校、打井。特别是打井，是东徐村的重点工程。东徐村多年来仅靠20世纪70年代打的几眼砖井，每遇旱情，只能眼巴巴看天吃饭，平均亩产仅400斤。过去村委会并不是没有想过打井的事，但每每行动，总有各种传言不胫而走，有的说某某村干部收了打井队多少好处费，吃了几多回扣啦，有的说这是干部们借打井为名敛财为实啦等等等等，几次都是半途而废。究其原因，都是财务不公开，村民们就认为干部们肯定有见不得人的地方，于是就疑心重重，好干部也当成坏干部想了。如今不同了，新任村委会将打井议案提交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反响热烈的代表大会又将此项决策权交付村民大会，村民们一致举手通过了面向社会招标统一打井的建议。开工后，村民代表大会又派出理财小组亲自参与打井过程，使每项经济活动都处在村民的监督之下。结果，东徐村人以最快的速度、最少的投入打出了42眼井，不仅仅挽救了因旱情而干涸的农田，而且使平均亩产增至800斤。新的村委会首战告捷，农民们拍手称道时，村干部却说：不是我们的领导能力比过去高了，而是民主机制健全了，这是村民自治的功劳……
舞阳县吴城镇朱庄村辖区内农民网络改造工程顺利竣工。为了表达对外请工程队的谢意，村干部花了160元宴请他们。然而，到报账时却被村民主理财小组剔了出去。理财小组的人说：农网改造是电业职工的分内职责，这是他们应该干的本职工作，怎能用公款招待？此项支出不合理，应由个人支付。结果，村干部们硬是用自己的钱抵上了此笔支出。
柿园王村有一所村办小学，其前身是民国时期建造的一所私塾院，可以称之为百年老校。柿园王历届后生学子基本上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而今仍有本村几百名孩子在这里就读。然而，老校委实太老了，房屋破旧不堪摇摇欲倒。几年前上级教育部门就已把它列入危房行列，令其修缮，但一年年过去了，仍然无人问津。半年前，上级部门终于采取措施，命其撤销。这样一来，柿园王村的孩子们将面临转学、辍学的危机。一道难题摆在了大选后的新任村干部们面前。开村民代表大会时，一位老党员说：国民党时都能办起学校，决不能让它在咱共产党人手里垮了！一句话点燃了村民们的激情，大伙异口同声地说：盖！
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建房需要10多万元钱，怎么办？代表大会和村民大会决定：筹钱办学！
新上任的支部书记和村主任率先拿出了1600元和2000元，委员们也分别拿出了1000元。各户村民每户50元。不出10日，村民们全部集了资。同时，村民们纷纷向在全国各地工作的乡友发出公开求捐信，呼吁他们伸出手来。不多久，乡亲们的求助得到了普遍回应，很快就集资近5万元。经过群策群力，资金问题终于解决了。
之后，村民们又选出了3名村民代表和3名党员代表组成建校领导小组，对招标施工队实施全天候监督，确保工程质量。支出情况通过民主理财组定期审计并张榜公布。不足两个月，学校大楼拔地而起。
笔者来到柿园王这所百年老校时，新建楼房刚刚矗立在暗灰色的背景中。村委会的成员们自豪地指点着它，像是在欣赏一件艺术品。不远处，小学生们在操场上做着快乐的游戏，欢声笑语不绝于耳。他们不再因未来而担忧。因为他们拥有了一座和城里孩子一样的教学大楼，那是他们心灵中的亮点和希望。毫无疑问，这也是柿园王人的亮点和希望。
教学大楼旁边没有功德牌，却见一堵墙报，上有一位小学三年级学生写的一段文字：
我们的学校坐落在柿园王，走进校园，一种美感油然而生。新竣工的教学大楼里，辛辛（莘莘）学子书声朗朗。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继续在这里读书，多亏了柿园王新选的村干部……
这是天真无邪的声音，同时也是对村民自治活动最纯真的礼赞。
走进漯河，走进漯河森林浓郁的深处，你就会在欣赏美丽风景的同时，发现一个奇异的景象：当秀木成林铺天盖地的时候，一个良性循环的理想秩序就会出现。
1998年5月20日傍晚，舞阳境内骤降暴雨。20多个小时后，全县平均降雨量高达230毫米，有的乡已突破300毫米。穿境而过的沙、澧两河水位直逼警戒线，岸堤随时都会决15，全县大部分农田顿成汪洋，部分农舍倒塌，电力通讯中断，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此时舞阳村级民主选举工作刚刚结束，新上任的村官们在百年不遇的灾害面前接受了严峻的考验。
马村乡8个村子被大水围困三天三夜，危难之时新上任村官冲在了最前列：
刚刚上任3天的绰陈村新任主任陈连生，不顾家人的劝阻，冒着生命危险涉水过河亲自到分水站借来了8部大型抽水机，日夜守候组织排水，三天三夜没有离开抽水机，直到村子化险为夷……任桥村新当选主任辛邵平在村子进水后不顾个人安危，亲自撑着小木筏子在村子里来往穿梭检查危房，转移被困群众和财产，安全转移妇女儿童126人，被村民誉为老百姓的守护神：
此外，其他受灾乡镇的新选干部也以自己的行动答了一份让老百姓满意的考卷。
姜店乡湖东蔡村被大水团团围困，只有将村四周的20多个鱼塘挖通后才能排水。可是，一想到每个鱼塘最少也要投资几千元，村民们就舍不得下手。眼见得全村就要被水淹掉，在这危急时刻，新当选的村主任率先将自己投资10000元的鱼塘果断挖开，接着村民代表、村民们纷纷仿效……终于排出了大水，保全了全村的生命财产……
干部们危难时刻想着群众，广大村民们大灾之年也同样想着国家。
夏粮征购时，一些颗粒无收的农户仍然上交公粮，他们将去年库存颗粒饱满的陈粮献出来，全县共交陈粮1161万斤，占全部公粮的51.4%。辛安乡石桥村村民吴保林是全县第一个交陈粮的人。他全家四口人，种了3.6亩麦子，受灾之后小麦亩产不足200斤。而且大都是瘪次品。交公粮时，妻子认为今年受了灾，应该等国家照顾，吴保林说，1975年，遭受洪灾时，国家调来了大批粮食和救灾物品帮咱渡过了难关，今年咱们受灾减产是事实，但不能因此而忘了国家。我是村民代表，是代表就要起带头作用。全家意见统一后，夫妻俩把去年的陈麦搬出来，晾晒、筛净之后交了公粮。该村的村民代表吴艳丽得悉这一情况后，不甘示弱，自家的陈粮不够，她又从娘家借来了陈粮，足斤足两后才交到乡里。
吴城镇郭庄村民郭俊钢，看村干部们都交了陈麦，便动员两个当教师的哥哥，开着手扶拖拉机，把3家的陈粮聚拢在一起，高高兴兴上交了公粮。他说：只要村干部能做到的，俺群众也一定能做到。现在的村干部们确实和咱一条心。国家是大家的，他们热爱，我们群众也一样热爱，位卑未敢忘忧国呀……
漯河森林里，茂盛葱茏，鸟语花香。许多随风逝去的往日情怀和美好故事现在又回到了这里……
1998年9月，河南省在漯河市召开了全省村委会换届选举试点工作经验交流会，漯河市推进村级民主建设的经验在全省得到了推广。
1999年3月，国家民政部部长多吉才让专程到漯河市农村进行了考察，对漯河市的村民自治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又是村委会换届时，漯河森林已长成。
转眼就是4年，2002年春天，已是漯河市委书记的刘炳旺再次驱车来到三县一区农村，此时的漯河农村新一轮村委会换工作又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由于有了上一届细致扎实的工作基础，今年的换届工作可谓顺风顺水。在农村中走街串户，刘书记的感觉就像在秀美的林中徐徐穿行，一种沁人心脾的轻松感油然而生。
这种轻松感还来自他的另一种创意的成功。农村实行村民自治，让村民按照自己的意志实行民主选举，它将极大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这是农村生产力的又一次解放，要想落实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毫无疑问，它将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但是，农村问题、农业问题要想得到真正的解决，仅有民主的元素是远远不够的。三农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由于有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照耀，就像禾苗遇到了春天一样，它将会有一个金色的预期，但要真正成为沉甸甸的收获，还需要多少灌溉滋养和成长的环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站在时代的高度提出来的，但是，中国广大农村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就需要各地区的决策者们根据本地区的情势做出自己的决断，就像当年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要把这种先进思想和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提出自己的特点，走属于自己的道路。于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刘炳旺在市委办公会议上提出了发挥干部积极性，使干部、农民两种积极性结合起来的新形式在全市农村实行包村联乡促争创责任制的决策。
这项决策在漯河市县干部中引起强烈震动。
包村包队的决策如一剂醒药使诸多干部明白了自己的职责和价值，干部们不再闭门造车，不再坐以论道，不再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苦思冥想，而是和广大农民保持零距离交流，在广大农民中体味生活的艰辛，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共同策划农村的致富大计，往昔那些因距离引起的对立与积怨就会随之消散，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就有可能得到化解。
从2000年3月起，一场史无前例的干部大下乡活动在漯河市拉开序幕，全市共从市、县、乡、镇抽调近3000名机关干部，组成848个工作队，深入全市所有乡镇，利用两年时间，帮助乡村组织开展工作。
谈起这次活动的创意，刘炳旺如是说：
驻村工作虽然是传统的办法，但由于我们结合了新的情况，实行了新的机制和方法，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要求，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因此，与传统的驻村工作相比有着特殊的意义。过去我们曾多次要求各级干部转变作风、深入群众，也曾开展过不同类型的干部包村、领导干部建立联系点、干部下基层、农村后进支部整顿等工作，但为什么都没有这次驻村工作取得的成效大，也没有这次群众反响这么好，原因就在于这次驻村工作，不是平常所说的农村支部整顿，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扶贫，更不是简单地办一些实事好事，它确实选准了解决农村诸多问题的突破口，确实为转变干部作风、增强干部本领提供了有效载体，确实为提高农村组织建设水平、密切党群关系找到了一条重要途径，确实是一项顺民心、合的民心工程。
我认为，深化驻村工作，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根本的要求是，密切党群关系，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条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丢。目前，我市还存在相当数量的困难村，那里的农民群众最需要党和政府经常的关心和帮助。如果不能维护这部分群众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没有很好体现。我们一部分同志可能下去的少，不太了解农村的情况，或者说我们漯河的农村比其他地方情况相对好些，虽然我国建国已有50多年了，改革开放也有20多年了，但确确实实还有一些地区，那里的农村面貌没有任何改观，到那里看看，你就会感到农村真是太穷了、农民真是太苦了、农村工作真是太难了。我们漯河相对好些，但也有一部分困难村，这一次就排查出189个相对困难的村，这部分村的群众生活水平很低，也可以说是一个弱势群体，如果我们党和政府不去关心他们，谁去关心他们？现在，我们各级各部门办公环境改善了、交通条件方便了、信息通讯现代化了，反而离群众远了，了解群众少了，关心群众不够了，群众意见也大了。极少数人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他们忘记了自己是为谁服务的，摆错了自己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我们深化驻村工作，就是要推动各级各部门与广大群众建立工作直接沟通、感情直接交流的机制，更加准确地把握广大农民想什盼什、需要什么、我们能够帮助他们做些什么的问题，千方百计解决那些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的突出问题，千方百计解决群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千方百计多办一些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好事，真正做到急群众之急、分群众之忧、帮群众之需、解群众之困，切实维护好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是各级干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行动和最终体现，也是转变作风的核心所在。
另外，深化驻村工作，是加快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性问题，也是关系执政基础稳固的重大问题。党中央对此历来非常重视，江总书记在今年两会期间指出：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天下稳。而我市的现实是，70%以上的人口在农村，农业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的能力还不强，农村经济发展还不快，而且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产品还出现了阶段性过剩，卖难问题不断出现，价格持续下滑，由此及彼导致农民收入增长徘徊等诸多问题。特别是加入WTO后，农业受到冲击相对较大。我们要加快发展，必须以结构调整为主线，瞄准优质高效，积极发展名优特新产品，发展高科技农业和精品农业，尤其是充分利用漯河畜产品加工和粮食加工的产业优势，大力发展畜牧养殖业，把畜牧业做成一个大产业、强产业。我们深化驻村工作，就要突出发展这个主题，帮助和引导农民搞好结构调整，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当前，要抓住乡镇企业机构改革的契机，大力发展各类经济服务实体，为农民提供信息、技术、资金、良种、防疫、销售等全方位的服务。这方面我已强调多次了，今天各县区的领导同志也来了，希望高度重视这项工作。乡镇一定要拿出50%的人去搞经济服务实体，克服人浮于事、机构膨胀的弊端，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现在我们的农民不是不愿意调整农业结构，而是调整的信息不灵，他们迫切地需要服务，但我们的乡镇却还不善于服务。前几天《大河报》报道南阳新野县大面积苞菜出现卖难，一分钱一斤也卖不出去，这说明农业结构调整的风险比较大，不仅要面对自然风险还要面对市场风险。因此，各乡镇都要拿出主要精力搞服务实体，与这次驻村工作结合起来，做好引导和服务，有效地避免结构调整的盲目性和趋同性，确保结构调整调出效益。如果一个工作队在一个村住上一两年，所驻的村江山未改，面貌依旧，群众生活不富裕，驻村工作什么意义也谈不上，也根本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第三，深化驻村工作，还是培养锻炼高素质干部队伍的有效途径。干部的成长，一靠学习，二靠实践，而最根本、最重要的还是要靠实践。实践出真知，一切理论都来源于实践。因此，我们各级干部既要读有字书，更要读无字书。毛主席早就讲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我的理解是，理论素养的提高和艰苦环境的磨炼都很重要，但又必须坚持因入而异、分类指导。对于长期从事基层工作的乡村干部，他们整天忙于事务的时间多，集中学习的时间少。就应该定期组织起来，进行理论知识培训，增强其利用理论指导工作的自觉性；对于长期蹲在机关的干部，他们参与一线锻炼机会少，思考问题着眼于理论上找路子的多，与实际工作结合的往往较少，就应该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接受实践磨炼的机会，增强其解决实际问题特别是处理复杂矛盾的能力。我们深化驻村作，就是要让广大机关干部到农村去，接受基层实践的磨炼，接受艰苦的陶冶，接受群众智慧的滋养。环境越艰苦，矛盾越复杂，任务越繁重，就越能锻炼提高我们的干部。很多驻村干部讲，驻村工作尽管很累很苦，但苦中有乐，一年驻村，终生受益。当看到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逐一得到解决，看到群众找到了新的致富门路，日子一天天红火起来，就会有一种在机关无法体验到的成就感。同时，驻村工作也是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的好机会，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是真正的老师，只要我们扑下身子、静下心来、深入进去，就一定能够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就一定能够不断提高驾驭复杂局势的能力和本领。
漯河市包村联乡促争创活动，犹如加强了基层组织建设的助推器，形成了纵向联动、横向推动左右逢源众志成城的大好格局。这项活动开展两年来，可谓硕果累累，市委副书记解朝来说：两年来，全市驻村工作队共协助乡镇企业党委选配村支部书记101人，调整村级班子216个，调村干部431人，使101个村子级班子迈进了先进行列。两年来，各级工作队共协调投入资金3000多万元，引导轻重新上蔬菜大棚、温室6540多座，新建养殖点2100多个，创办各类服务实体2270个，驻村工作队还为贫困户捐款1807元，办好事7600多件，打井570多眼，修路40多公里，建桥30座，架设电线2.3万米，援助失学儿童500名，救助贫困户2300户，赠送科技书籍8万册，举办科技讲座1800多场。
广大驻村队员肩负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托，牢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自带行李，自带炉灶，费用自理，不扰民，不增加农民负担，诚心诚意与农民交朋友，踏踏买实为农民群众办实事，得到了群众的真心拥护。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罗保忠同志驻村以来，带领工作队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帮群众所需，为群众办了大量的好事实事。他每次工作到期，都被村民苦苦挽留，不让换人，群众被他的务实作风深深感动，自发凑钱为工作队唱了一台大戏。去年3月，省委副书记树平到该村调研时，几位村民拉着书记的手恳求不让罗保忠走。市妇联驻郾城县新店镇郭寺村工作队的两名女队员，深怀爱民之心，克服重重困难，坚持长期驻村，真心为群众办实事，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工作卓有成效，赢得了村里群众的关爱之情。群众自发地组织巡逻队，夜间为她们站岗放哨。今年的除夕之夜，几十名村民到支书家里，排队打电话向两名队员拜年。两名队员满含热泪接受了村民淳朴、真诚的新年祝福。许多村的干部群众自发地向上级领导、市驻村办写信或亲自跑到有关部门恳求我们的工作队留下来。一些未派驻省、市工作队的乡镇和村也提出向他们那里派驻工作队的要求。驻村工作队员的良好作风，也带动了机关干部和基层干部的作风转变。机关干部去农村看望队员、慰问救助贫困户的多了；基层干部也比以前说话和气得多了，与群众的关系融洽得多了。
2000年9月18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曾来到漯河，听取漯河市委书记刘炳旺的工作汇报后，对他们开展的市、县、乡三级部门包村联乡促争创，深化农村党建三级联创活动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你们的做法很有典型意义。我这次来看到的、听到的，印象都很深，特别是党的建设问题，受到很多的启发……
从2001年起，河南省委省政府做出决定，抽调全省各级干部4万余名开展驻村工作……
如今，只要你走进漯河地界，你就会联想起清人的《种树谣》：将来绿树成林，遍江河，能吸引云雨，能补地缺，能培风水，能兴村落一枝一叶总关情，只缘身在此林中。啊，漯河森林，愿你常青！